■王渝生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必须与时俱进

■王渝生

关于“把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这个话题，我的看法是要分时间分阶段来考察我们的文化。

我国是五千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时候世界文明四分天下的话，中国有其一。到了两三千年前，是古代中华文明和新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相辉映。那时的世界文明两分天下，中国有其一。到了一千多年前，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这一千年，中华封建文明在大踏步前进，中国的科技文明也取得了光辉成就，居于世界前列。

因此，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两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到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在近三五百年前仍是独领风骚，可以说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华科技文明也孕育了传统的科学精神。

孙中山在1924年为中山大学亲笔书写了十字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十个字源自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

作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本来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的话，可惜后人多引后半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忽略了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前半段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后半段是知行观的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在《大学》“经”之“传”中，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康诰》曰：“做新民。”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真是充满了创新精神!

《论语》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就是说，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当仁不让于师”，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科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刘宋天文历法算学家祖冲之“不虚推古人”，“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同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廷辩中，有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窍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体现了大无畏的科学精神。他利用极限方法计算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以逼近圆面积，得出了准确到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π＝3.1415926……在世界上领先了1000年！

事实上，明清以降，中国仍然处于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状态中，比欧洲长了一倍时间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具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狂妄自大，闭关锁国，拒绝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少有科学文化更少有科学思想的传承。因此，造成了中国近几百年的落后。

以中国科举制度为例，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科举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了1300年不是没有道理的。隋唐的科举制度不仅设有明经、进士，也有明法、明算诸科，唐初算学博士王孝通编撰《算经十书》，作为国子监数学教材。只是到明清时代，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诸多方面都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明清的科举考试才堕落为八股取士，才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清末，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苟延残喘，士大夫抱残守缺，散布“西学东源”说。以数学为例，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学和近代代数学、三角学传入中国时有人竟说，这些不过是中国古代《九章算术》中方田、方程和勾股的翻版，没有新意，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帮助朝廷修改历法，在新修《时宪历》下注明“依西洋算法”，就被保守派官员杨光先以“欲窃取我大清正朔国祚”而把他诬告到刑部，打入死牢，后因孝庄皇太后干预才免除一死，但钦天监同汤若望一起修历的中国天文学家李少白等七人成了刀下之鬼，为了求得中国科学的进步，同革命志士为了求得社会的进步，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这同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迫害伽利略、烧死布鲁诺，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向封建势力进行抗争，科学讲求实事实证、实事求是、总结规律、理性精神，特别是自然科学规律无国界、无阶级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科学精神同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提出在现时的中国只有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和学术上一切的黑暗，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是没有民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后来也罕有传承并受到了阉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主和科学方面长期犯了左倾的错误，“在人民内部，我们要给他们以民主”，民主是上面给予下面子民的，至于科学家则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对他们是成年累月的思想改造，到了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文化，对民主和科学是肆意践踏，当时有一句话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我想起几百年前杨光先在诬告汤若望时所说的话“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何其相似耳！至于杨光先还有一句话“我大清卧榻之上岂容洋人酣睡”，哪有可能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化？

先讲科学，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创立生物进化论的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1888年说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总结规律。”所以，“科学化”的“科学”，要讲实事实证，讲实事求是；要讲规律，讲规则，讲规范，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律、规则、规范、规矩的东西，必须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工作的整体要求、整体布局和重点方向，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才是讲科学。

再讲科学化，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所以“科学化”的“化”，就是要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总结规律和建立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统统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和自始至终、彻头彻尾，这才是科学化。

这样的科学和科学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规律性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主要是舶来品。

断手不远，孔老一看到了报丧信，报丧信被烧了一角，上面沾满了血迹。孔老一捡了起来，不要命地用手扒脚下的这片碎石，嘴里喊着：老三，老三，老三啊老三，你在哪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文化，既要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又要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先进文化。

由此可见，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精神，否则，从逻辑上和从事实上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更没有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地吸收近代民主与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与其说是现在要把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还不如说是要把近代民主与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更不如说，要以现代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注入我们的文化。

我们在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同时，对中国古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移植到当代21世纪科技前沿探索中，是可以古为今用，中西结合的。

例如，近代科学建立起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近代科学有长处也有不足：重分析，轻综合；重结构，轻功能；长于线性研究，短于非线性研究；习惯于封闭系统研究，不善于开放系统研究。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客观自然界是局部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线性与非线性，封闭与开放的统一。而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方式在当代和今后科技整体化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

《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舞了多少人求新创新，《易经》中包含了一些科学思想和数学结构等成分，能为近代科学研究提供创造性的思想模式，但在历史上衍生出来与易经有关的方术活动，如算命、相面、占星、堪舆之类，则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其中的科学和迷信的成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这才是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所应取的正确的扬弃态度。

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传统科学文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不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又不可墨守陈规，盲目排外啊！

（作者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