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明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有一本对中国共产党乃至对中国近百年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它就是一本只有56页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本书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也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发展。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期盼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1847年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共同起草同盟的纲领。他们于1848年1月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同年2月，德文本《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共产党宣言》被世界各国广泛翻译传播，成为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法宝，成为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献之一。

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为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传播。

1919年4月，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发表了成舍我（署名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在同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并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理论。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期盼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现，却一直未能如愿。

20世纪初的日本，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也随之涌入，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影响日本。1904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在《平民新闻》上发表。1906年，片山潜、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组织成立了社会党，并于当年3月在其机关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这也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日文全译本。

这期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社会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随担任过《警钟日报》主编的丈夫刘师培一起赴日的何震，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于1907年5月在日本创办了女才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报》。《天义报》除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潮外，还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留日学生署名民鸣译的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全文。在随后几期上又陆续刊载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全文，以及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第一个序）。

不过，在当时日本《治安警察法》的严厉打压之下，这些刚刚萌芽的运动很快就消逝了。据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专家石川祯浩著文介绍，《社会主义研究》所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未单独发行过。《天义报》在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后，也悄无声息了。至1920年前后，日本有关《共产党宣言》的发售就一直未获允许。

在一间柴草房里，陈望道秘密翻译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早年留学日本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日本回国时，他带回了一本刊载有《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杂志。热衷于社会主义研究的戴季陶，打算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本，但苦于翻译此书太难。它不仅要求译者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具有相当高的日语、汉语水平。

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并任主编。他开始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时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的邵力子得知此事，便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这是因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常为《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撰稿，文学修养非常高。更难得的是，他不仅日语水平高，而且英语水平也十分出色。所以，邵力子深知陈望道的功底不凡，能完成此重任。

陈望道接到约稿后，欣然允诺。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刊有《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陈独秀在北京闻讯后大喜，立即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1920年2月，陈望道悄悄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老家。为保密，也为避免乡亲的打扰，他躲在老家中的一间放柴草的屋子里，夜以继日地秘密从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陈望道深知这篇约稿的分量，经过两个月的日日夜夜不懈努力，费了比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将这本经典著作译成了中文。

4月下旬，陈望道带着翻译完毕的稿件回到上海。他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一起交陈独秀和李汉俊对照校阅。此时，《星期评论》周刊已遭查禁。为尽快将这部经典著作出版，陈独秀向刚到上海准备与其商谈有关中国建党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求助。维经斯基闻讯后非常重视，立即提供了出版经费。陈独秀等人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这也是中共早期组织办的第一家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印刷《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该书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发行。

该版本在体裁和文体上明显留有日译本的痕迹，在译文上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译本正文第一句：“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与日文版所译非常相似。其含义确实比较难译。在陈望道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共有四个由中共党员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它们分别是：1930年华岗根据英文版译的版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版合译的版本，1943年博古根据俄文版译的版本，以及1949年根据德文版译的莫斯科版本。也有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即陈瘦石于1943年在重庆根据英文版译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是为纪念19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100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乔冠华校译的版本。

华岗版的此句译文与陈望道的极为一致：“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成仿吾、徐冰将此句译为：“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巨影。”博古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陈瘦石译为：“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莫斯科版本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的）怪影。”由此可见此书翻译的难度。

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在翻译和校勘时，参考了英译本。例如：在日文版的前言部分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丹麦错译成荷兰，而在陈望道的中文本里这个错误被纠正了。

首版本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坐像，同刊载《共产党宣言》日文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封面一样都采用了水红底色，只不过由于匆忙，将“共产党宣言”错排成“共党产宣言”。首版开本为小32开，全书竖排版，用3号铅字刊印，共56页。首版本的售价为大洋一角，印数1000册，很快售罄。同年9月，对首版印刷时排错的个别字予以改正后，又印刷出版了再版本。为有别于初版本，再版本改为蓝色封面，印数也是1000册，同样一售而空。

为扩大《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陈望道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在1921年的元旦，到处分发印有宣传共产主义口号的贺年片，而这些口号都摘自《共产党宣言》。此书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材。

由于需求量大，《共产党宣言》此后多次被平民书社、国光书店、春江书店和长江书店等再版，仅平民书社至1926年5月就印了17个版次。

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多遍，每阅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系统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的先河。《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建党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自己如何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1920年4月第二次到北京的，而陈望道的译本是在1920年8月才印刷出版的，那时毛泽东不可能看到陈的译本。可据罗章龙回忆说：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此，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辖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的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且不一定是全译。这样看来，毛泽东当时看到的只能是油印本。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确实看到了中译本。

毛泽东说：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39年底，毛泽东又对身边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多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将书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先后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具有传奇色彩的珍本流传

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存世量已经非常少了。至今，全国共发现11本，且均藏于国家有关单位。它们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这些馆藏来源各异，有收购的，有捐赠的，甚至也有因时间跨度太长说不清来源的，其中以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那本（也称广饶本），最具传奇色彩。

中共一大后，王尽美、邓恩铭回到济南。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张葆臣有幸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他与研究会的成员常在一起学习。后来这本书辗转到了来自鲁北广饶县刘集村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刘雨辉回老家探亲。临走时，她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留给了刘集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刘良才非常珍惜此书，研读之余还时常给村民们讲书中的道理。

1931年，已担任中共广饶县委书记的刘良才调任潍县（今属潍坊市）县委书记。离任前，刘良才将此书交给了刘集村党支部成员刘考文。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着刘集村。刘考文预感到自己不久可能被捕。于是，他果断将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党员刘世厚保存。刘世厚将《共产党宣言》用油纸层层包好，装入竹筒内，藏在自家山墙的雀眼里，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

1941年，日伪军包围了刘集村。敌人在屠杀80余位村民后，放火焚村。已逃到村外的刘世厚，看到村里的大火，心急如焚。傍晚时分，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返回家中，从着火的屋子里抢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

解放后，刘世厚将珍藏的《共产党宣言》拿出来，用棉线把这本快散架的书重新缝好，再用蓝布包裹好，放入一个小漆匣里保存。1975年，广饶县文物部门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时，已过84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将这本已保存了40多年的《共产党宣言》献了出来。

如今，这些《共产党宣言》初版本都是各馆的镇馆之宝。《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发行，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壮举。它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不愧为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