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致

我和许川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七年半，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上半年。

1，一九八三年初，我和许川一起调省委宣传部工作。这之前，许川在《四川日报》任总编辑，我在四川省出版局任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当时，全省（包括重庆）只有一家出版社。据说，宣传部这一次是调了几位内行去担任领导。

许川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全部工作。我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和新闻出版。开初半年多，另一位常委黄启璪分管文艺工作，以后黄启璪工作变动，文艺工作就由许川直接负责。

许川曾经说过，文艺和理论是宣传部最难管的两项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刀，“文革”后也有几次不是运动的“运动”。许多人不愿接触文艺这个“雷区”。有个笑话：亚公（李亚群）在“文革”前主管文艺工作，吃尽苦头；当马老（马识途）接替亚公主管文艺工作时，亚公向马老又鞠躬又作揖，说他找到“替身”了。当我主管文艺工作后，马老也对我说他找到“替身”了，只是没有又鞠躬又作揖。

我大概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居然也就干了。记得我和许川第一次讨论到文艺工作时，达成一个共识：以表扬为主；遇到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神经紧张，不“整”人。我和许川长期合作得很好，这是我们之间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曾经经历两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文艺界颇有些紧张气氛。许川及时告诉我：省委常委讨论，认为我们省里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认真搞好学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