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毕飞宇的《推拿》出版以后，一路过关斩将，不仅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奖”①，还摘取了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可谓载誉甚隆，实至名归。这部小说确有许多独到之处，无论是叙述技巧还是想象力，都显示出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但我以为尤其可贵的是，毕飞宇在这部小说中所显示出的写作姿态和叙事伦理。他以一种朴素而非隐喻的方式，写出了盲人的生活世界。这使他们免于成为修辞的工具，也使我们几乎是第一次面对如此鲜活的盲人形象，看到了他们的日常情感和内心。

一、从“影子世界”到“现象世界”

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残疾是一个多产的领地。书写残疾人的奇才异能，或神秘诡异，并不鲜见。因为文学对于“不正常”的事物总是充满兴趣，文学也常常依赖对身体畸形、精神障碍者的书写，来实现陌生化，达到特殊的文本效果。但这样做，却使残疾成为语义殖民的领地，残疾人也因此被建构成携带超量意义的客体，文学中对盲人的书写，也是如此。作家们往往把盲人之“盲”，作为语义开发的场所，围绕盲人的失明大做文章。不夸张地讲，在文学作品中，可谓“有盲无人”。我们很少能够看到盲人作为“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死爱欲，他们的尊严，他们的价值观。盲人的人间烟火，在作品中消失了，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对盲人之“盲”的隐喻化、神话化的写作。这一点贺绍俊做过很好的分析:

在现代派的文学中不断出现盲人形象来暗示这个世界的不可知。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日复一日等待的结果是等来了瞎子波佐，品特的《生日宴会》中众人在黑暗里玩“摸瞎子”的游戏，艾略特《空心人》中描写一群瞎眼的“空心人”“聚在混浊的河岸旁，一起瞎摸，互不说话”。梅特林克的《盲人》中干脆出现十二个陷入茫茫森林的瞎子，等待着已经死去的教士来搭救。这些都是通过盲人形象极写了现代人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生存状况和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情绪。②

应该承认，现代派作家对盲人之“盲”的修辞利用，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美学。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参与建构了人们对于盲人的刻板印象。盲人的视觉障碍，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记，标记背后的人生冷暖却被人们忽略了。这就使盲人不仅在小说中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也使他们在现实中被持久地污名化。毕飞宇显然是要超越这样的叙事伦理，他是一位精心于小说叙事艺术的作家，并非不知道盲人所可能具有的象征化意味。但是，在《推拿》中，他却有意摆脱这种象征化的泥淖，清除人们附加在盲人身上的种种文化想象。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将“意义的世界”称为影子的世界，对于残疾人/盲人而言，文学作品与其说是在呈现他们的生活，不如说是在为他们制造一个“影子”的囚笼。这是许多作家在对各种各样的身心障碍加以修辞利用时较少注意到的。在展开文学想象和修辞利用时，他们较少想到他们的“文学”可能会伤害到一个真实的人群。他们无意中参与了对于残疾人的污名化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附加在身心残障上的意义太多了，才使得这一人群变得过于敏感和自卑，身心残障也由此被转换成道德评价。

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写作该书的目的是减轻不必要的痛苦——正如我近来偶尔翻阅尼采《曙光》一书时从中看到的一段文字所描绘的那样:

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的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呐!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 (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③

毕飞宇写作《推拿》显然具有和桑塔格类似的企图，他说:

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想过小说修辞的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④

可以看出，他不是要在盲人之“盲”上玩弄什么文学花招，而是要以体验和理解的方式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这种叙事伦理让盲人的生活世界得以呈现出来，与桑塔格以理论的方式来为艾滋病患者“清淤”不同，毕飞宇以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式，将盲人带出了“影子的世界”，呈现出了他们的生活肌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叙事伦理其实对毕飞宇的想象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盲人的世界是黑暗的，对于写作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作家需要为一个没有光的世界赋形，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释放文本中各个要素的能量，先锋小说的叙事实验，留下的文学遗产之一就是叙事的灵活自如。莫言的小说，草木、鱼虫皆可成为叙述视角;贾平凹的《古炉》， “狗尿苔”可以与动物对话。这都是在扩大叙事的眼界，让叙事可以自由衔接、跳转，但书写残疾却恰恰是要把叙事对象的叙事功能降到最低。作家一方面要严格沿着残疾者的感觉界限进行书写，另一方面却又要让他所创造出的这个世界显得完整自足。这是叙述残疾的真正难度。但是，毕飞宇，却做得恰到好处。他没有肆意逾越盲人的感觉世界，没有把健全人常有的“傲慢与偏见”带入到写作中，而是采用了一种现象学的方式，以细微的体察和超常的移情能力，写出了盲人的知觉现象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具体的文本:

“泰来，我可漂亮了。我可是个大美女，你知道么?”

“知道。”

金嫣一把抓住泰来的手，说:

“你摸摸，好看么?”

“好看。”

“你再摸摸，好看么?”

“好看。”

“怎么一个好看法?”

徐泰来为难了。他的盲是先天的，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看。徐泰来憋了半天，用宣誓一般的声音说:

“比红烧肉还要好看。”⑤

在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泰来形容金嫣之美时的尴尬、无奈。作为一个先天的盲人，他无从知晓和体会“美”这样抽象的概念，他只好以味觉来代替，我们甚至不能用“代替”这个词，因为“味觉”即是泰来形容美和抵达美的方式，毕飞宇用这样细微或者说严谨的方式，来书写盲人的知觉现象学，这种体察是让人惊叹的。

但是我们知道，文学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现象世界之上，文学更要往深处走，往内心里走。毕飞宇的功绩在于，他把盲人带出“影子世界”的同时，没有把健全人的偏见凌越到他的书写对象之上，他在写出盲人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写出了盲人作为人的普遍性。他经由对盲人现象世界的书写，抵达了盲人的内心世界，写出了残疾人的价值观和尊严感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是文学经由特殊性抵达普遍性的方式，也是最为显示毕飞宇的文学功力之处。

二、“正常性”的建构:残疾人生存情境与文化政治

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有批评家指出，毕飞宇写出了盲人的“正常性”，写出了盲人的“日常生活”，这里一个潜在的前提是，以往的残疾书写大都把残疾当做“他者”，当做“不正常的人”。在福柯眼中，“不正常的人”是一套权力—知识的产物，他们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⑥。在文化想象和表述中残疾人的确常常被看做“不正常的人”。在古代，残疾的出现，或者被看做因罪恶而招致的天谴，或者被认为带有奇特的禀赋，拥有特异功能。及至近代医学产生以后，残疾则成为医学知识的对象，被病理化、医学化。随着残疾人权利保障法的颁布和残疾人福利制度的建立，残疾人又变成法律和福利的监管对象。总之，围绕在残疾人周围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制度将残疾人建构成了“不正常的人”，管理他们成为“保卫社会”的一项任务。然而，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对残疾人的文化建构携带着太多的健全者偏见，所谓“正常性”和“不正常”的建构，包含着相当多的文化政治内涵。Tom Shakespeare就认为，是“以生物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生产理论为主的社会主流文化，将残疾人界定为身体不正常，无行动能力的、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的非正常人”⑦。

毕飞宇《推拿》的意义恰恰在于，他超越了种种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了盲人的生活情状和文化政治处境。他一方面在盲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⑧中展开叙事，书写盲人作为“正常人”的生活;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盲人生活所面临的“正常人”的压力。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从根底上讲，是在“正常人”的目光中展开的，正常人所主导的时空，构成了盲人生活的潜在背景。他们的生活选择、价值观念和尊严感，都是在与“正常人”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毕飞宇正是意识到了盲人生活的这种建构性特征，才得以从对盲人生活的现象世界的描写通达到人心和价值的高度。如果仅仅书写盲人的知觉现象学，《推拿》的意义就沦为了医学生物学的文学注脚，而通过书写盲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正常人”所监视、锻造和规训的，以及这种监视、锻造、规训在盲人内心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情感印迹，毕飞宇完成了自己文学书写的三级跳，他写出了盲人的存在境遇，勾画出了他们无奈而又坚韧的生存图景。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一组人物形象来透视毕飞宇对盲人存在境遇和文化政治处境的呈现。

都红是毕飞宇这部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她的命运，她的遭际，为我们观察“权力—知识”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视点。我们都知道，特殊教育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残疾儿童的教育和培养工作。特殊教育的目标是:

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具有良好的品德，养成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掌握基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掌握一定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的知识和技能;初步掌握补偿自身缺陷的基本方法，身心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初步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⑨

小说中都红的成长，正是被置于这样一种“特殊教育”的监控和锻造之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她向老师说自己喜欢唱歌，但在老师那里得到的回应却是:

都红，你不懂事啊，不懂事!你一个盲人，唱歌能有什么出息?你一不聋，二不哑巴，能唱出什么来?什么是特殊教育，啊?你懂么?说了你也不懂。特殊教育一定要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聋哑人唱歌，比方说，肢体残疾的人跳舞，比方说，智力障碍的人搞发明，这才能体现出学校与教育的神奇。一句话，一个残疾人，只有通过千辛万苦，上刀山、下火海，做一并做好——他不方便、不能做的事情，才具备直指人心、感动时代、震撼社会的力量。⑩

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却在不经意间道破了“特殊教育”的秘密。说到底，它是作为一种规训和监视的机构而存在的，与其说让残疾人适应社会，毋宁说是把残疾人锻造成“不可能性”的具身体现，以“感动时代、震撼社会”。所以，这个五年级的盲女孩几乎是必然地被切断了自己唱歌的想法，改学钢琴，但等待她的却是更为残酷的现实。在一次演出中，都红弹奏了巴赫的三部创意曲。因为紧张，她手指上的节奏都乱了，连她自己都不敢听了。但就在她为此而绝望悲伤时，台下却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女主持开始赞美都红的演奏，她一连串用了五六个形容词，后面还加了一大堆的排比句。一句话，都红的演奏完美无缺。⑪

在这样的时刻，都红才真正明白，原来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⑫。

这是都红第一次“顿悟”，这件事也让都红获得了残疾人的“自我意识”，她几乎是在突然之间体认到了作为一个残疾人存在的空虚性。她们虽然是在场的，却又是缺席的，人们看不到她们作为人的生活，看到的只有她们的残疾以及由此而生的怜悯。残疾人的努力不过是为“正常人”演出一场“不可能”的戏剧，去制造廉价的感动。意识到这些以后，都红就解脱了，她也由此拒绝继续学习钢琴，尽管她已经达到了八级水平，极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造诣，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因为她想成为她自己，而不是观众眼中的怜悯对象。由此，都红才走进了“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开始了自求生路的生活，即使收入可能远远比不上她作为盲人钢琴师的收入，但她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因为这里没有“正常人”的目光，这是属于她们的独立王国。然而，都红的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一个有着“自觉”的残疾人身份意识的姑娘，我们可以想象，她的尊严感，显得尤其强烈，年少时在“正常人”那里得到的屈辱感，在她那里获得了剧烈的反弹，对于别人的帮助或者怜悯，她显得尤其敏感。当都红在推拿中心出了一个小事故，大拇指被门夹坏以后，她变成了残疾人中的残疾人，原本推拿中心所能提供的那种“共同体”感觉也因此瓦解了，现在连盲人也来怜悯她了，她无法“推拿”，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失去了“积极生活”的条件。她由此被彻底放逐，那个曾经提供给她归属和人的地位的岛屿，如今也沉陷了。她只好离开，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她太自尊，自尊得有点倔强，她不愿意接受人们的怜悯和帮助，这是她当时来到推拿中心的原因，如今也是她离开的原因。

如果说都红是一个自觉地反抗“正常人”社会对她的规训，想要摆脱种种知识—权力，进而找到自我尊严的人，那么沙复明则是一个一心想要进入“主流社会”，进而得到“主流社会”承认的人。我们在表面上甚至看不出他和一个普通的想要创办和拥有自己企业的经营者有什么区别。他早就认识到了生活的“真相”:

不是你为别人生产，就是别人为你生产。⑬

因而，沙复明不惜身体地去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拥有自己的推拿店，成为掌控者，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终于，以他的颈椎病和胃下垂为代价，经过疯狂的原始积累，沙复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推拿中心。到这里，沙复明似乎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了，甚至在他的老同学王大夫“眼”中，他也“越来越像一个有眼睛的人了⑭。但是，我们发现，一旦面对爱情，一旦面对情感生活，这个自认为已经把握到生活“真相”的沙复明就变得游移不定、失去自信了。

沙复明很快意识到了，即使到了钟情的时刻，盲人们所依靠的依然是“别人”的判断。盲人和所有人一样，到了恋爱的关头都十分在意一件事，那就是恋人的长相。但是，有一点又不一样了，盲人们不得不把“别人”的意见记在心上，做算术一样，一点一点地运算，最后，得到的答案仿佛是私人的，骨子里却是公共的。盲人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没有我，只有他，只有导演，只有导演们。就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盲人拥有了盲人的一见钟情，盲人拥有了盲人的惊鸿一瞥或惊艳一绝。⑮

很显然，沙复明对于爱情的选择，是被他人所建构出来的美所决定的。当一位导演在推拿中心消费后，说都红长得特别美时，沙复明心动了，他开始琢磨什么是美，他开始追求都红。这也许是最悲哀的事了，当初他对资本积累的体认是通过社会习得的，如今对爱情的选择，也要依赖“正常人”的眼光。他虽然一心想要进入主流社会，自己却因此空洞化了，他被主流的价值所询唤，自己却成了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空位”。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人倒下了，胃出血，他的身体坍塌了，而他又何曾真正拥有他自己。所以毕飞宇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沙复明这个人物让我们看清了盲人生活的建构性特征，在强势的健全者面前，盲人所产生的自卑感甚至已经达到了内心的最底部，连爱情这样私人的事情也无法获得自主权，或者说这种自主权都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这是健全人的世界投注在盲人世界中的阴影，这让他们的世界更暗了一层。

王大夫也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我们通过王大夫的生活也可以看出盲人的一种命运遭际。他是家中的长子，因为他是一个盲人，父母又生了一个弟弟。也就是说，王大夫其实并没有获得一个儿子的身份，他的弟弟本身是作为他的不完整的补充物而出现的。吊诡的是，他的弟弟却因为娇生惯养而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活老鬼”，在外面惹事欠债，都要王大夫来摆平。但他却并不把王大夫这个哥哥当回事，即使在结婚时，也只是在形式上打个电话通知一下，根本没有邀请的意思。王大夫的自尊心为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种情境和贾樟柯电影中的“小武”的遭际非常相似。因为小武是小偷，他过去的好兄弟，现在的企业家，在结婚时没有通知他。小武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偏偏偷了一堆钱去随礼。《推拿》中的王大夫也是如此，他的弟弟怕因为有个残疾哥哥在场而丢脸面，没有真心邀请他，王大夫偏偏要赌气寄去两万块钱。一个盲人和小偷分享了同样的叙事位置，这无疑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我们也因此看到残疾人在社会中被污名化的程度。不过，对于王大夫而言，虽然在弟弟那里没有得到亲情，在小孔那里，却得到了真爱。这也许是王大夫仅有的抚慰了。这也是黑暗中仅存的一点光亮。然而，属于两个人的时空是那么的有限，即使做一次爱，也要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赶在工友回宿舍前草草了事。他们的忙乱，他们的温馨，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苦涩，更有一种感喟。

三、优雅社会，优雅写作

马伽利特在《尊严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优雅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优雅社会“不仅消除了肉体上的残害，而且也消除了政府机构对公民精神上、心灵上的侮辱”⑯。马伽利特在这里要解决的是公民在国家机构面前的尊严问题，但在后现代的情境中，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和心灵伤害的岂止是国家机构?还有可能是那些携带着“傲慢与偏见”的强势族群。由此，我们期待那种充满尊敬与理解的写作，我把它称为“优雅写作”，这种写作能在一种超越性的眼光中展开自己的想象和叙述，能够跨过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藩篱，以仁爱之心去理解和体悟那些具有差异性特征的人群，而不是围绕他们的差异去制造身份等级，为“污名”寻找合法性的基础。毕飞宇的《推拿》无疑就属于这种“优雅写作”，他通过对残疾人的现象学还原，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残疾人作为人所遭遇的一切，这无疑有助于“正常人”清除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达成对残疾人生活的理解。我相信，这种“优雅写作”，会在越来越多的作家那里取得共识，这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姿态和伦理，更是一种价值观。只有我们带着爱与尊重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的写作才会超越一时一地的是非，我们的心才会变得宽广。

注释:

①《推拿》出版后获得了2008年的“人民文学奖”。

②贺绍俊:《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其意义——读毕飞宇的〈推拿〉》，《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③［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④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盲区里》，《南方周末》，2009年5月7日。

⑤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5页。

⑥［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⑦Tom Shakespeare，Disabil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In G.Barnes ＆ G.Mercer(eds.)，Exploring the Divide:Illness and Disability.Leeds:The Disability Press，1996.转引自林连华:《对女性残疾基督徒见证叙事的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22页。

⑧劳动、工作和行动是“积极生活”的三个条件，这种分析源于阿伦特，具体可参见 ［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毕飞宇正是通过书写盲人的“积极生活”超越了对盲人的符号化、象征化表达。

⑨参见《教育部特殊教育暂行规程》，1998年12月2日教育部令第1号发布，http://www.cdpf.org.cn/zcfg/content/2001-11/06/content_50533.htm(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

⑩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⑪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⑫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⑬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⑭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⑮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⑯参见甘绍平:《什么是优雅社会?——读马伽利特的〈尊严的政治〉》，《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