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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2012-12-18张德岁

江淮论坛 2012年4期
关键词:语言学经济学语言

张德岁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张德岁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 234000)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就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它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有较为固定的研究对象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具备了独立学科的特点,但由于该学科研究的时间较短,至今在国内外还没有构筑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应用方面,应用性的语言问题以及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广阔,今后应立足于应用性和交叉性研究,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要加强语言变迁的经济机理研究。

语言经济学;研究现状;研究前景

一、引 言

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同时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国外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已有50年的历史,源头在北美和欧洲。一般认为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经济学教授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2]在1965年提出的,到80年代末蔓延到欧洲的瑞士。这一学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在理论上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认为语言具有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语言学习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学习后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是预期的经济效益。从社会因素来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开始的,如加拿大和瑞士。这些国家移民涌入较多,如何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帮助移民进行双语培训是他们研究的初衷。

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祝畹瑾[3]较早地分析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不分大小,都能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最早把语言经济学介绍到国内的是语用学家何自然。何先生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经济投入,它可以补充和取代人类的其他本钱,如知识和技能等;学习外语也是一种经济投入,掌握这种语言就是要取得的预期效益[4]。

近十五年来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稍作梳理、回顾和总结,并就其发展前景略加探讨。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1.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首要任务都是要界定它的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语言经济学就是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蔡辉[5]认为广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的经济效果,即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过程本身,即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刘国辉、张卫国[1]概括了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三条主线:一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研究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经济学研究中语言的语用修辞分析;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问题。比较来看,三条主线的内容涵盖了广义语言经济学与狭义语言经济学的共同外延。

2.研究内容

语言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的问题[6],其内容集中在三个范畴:人力资本、公共产品以及社会制度[7]。在理论层面,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语言和收入问题

语言和收入具有一种正向发展关系。目前,语言和收入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隶属于特定语言种群的某一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如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二是研究学习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与收入问题是语言经济学中研究得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历年来成果显著。

(2)语言和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使用都离不开经济动因的驱使,二者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语言产生的最初缘由应该就是经济要求”[8]。语言的强势发展、扩张会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如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强大;同样,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增强当地语言的生命力,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目前世界范围的英语热、我国粤语的北上、当地人的方言情结以及孔子学院在国外的蓬勃发展等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3)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语言经济学研究得较早、较为热门的一个问题,北美和欧洲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服务。国家制定语言政策,一是出于经济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使语言政策的费用最小化,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出于语言的使用目的,如为了鼓励国内民众积极使用某种第二语言或为了挽救某一濒危的弱势语言。语言经济学通过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语言资源,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语言的动态发展说到底也是一个语言政策问题,这种研究理念大大拓展了语言政策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苏剑、张雷[9]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价值Q值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条重要的动态标准,投资于何种语言、研发何种语言文化产品是由语言的Q值决定的。

(4)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

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是指语言经济学的本体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语言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学者划分的标准不同,因此得出来的结论并不相同。 林勇、宋金芳[10]与姚明发[11]都主张分为三个阶段,苏剑、张雷[9]则把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相比较而言,四分法比较关注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关注学科前沿,但60年代语言经济学的开创期是否需要单独区分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二代以语言Q值研究为代表的语言动态研究,只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有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二,语言经济学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语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则与方法研究语言,因而它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实,语言经济学既具有一般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又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的规范性。作为交叉学科,它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袁俏玲[12]认为语言经济学包含经济语言学,经济语言学承载语言经济学。按照这一认识,语言学与经济学在语言经济学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二者是所属与领有关系,即经济语言学是语言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既然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都是经济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尽管目前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源头上来看还是宜把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看作两门平行的学科。

第三,语言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这里涉及到对“经济”一词的理解。一种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它是与政治、文化、宗教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另一种是其引申用法,指简明、省力,投入少、产出多,即用最少量的话语来表达最大限度的信息,它是语言的一种使用原则。这一问题可以说是第二个问题的延续。所以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研究两大问题:语言的经济学问题以及经济(省力)原则指导下的语言问题,二者是平行的,目前研究的重心在前者。

(二)语言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现状

这里谈论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主要是指在经济原则指导下对具体语言问题的分析。

1.语言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结合许其潮的研究[13],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从语言经济学原则的角度出发,分析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

和语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网络语言、流行语、地名、手机短信、英汉翻译、新词新语、新闻标题、修辞行为以及文学语言,等等。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经济原则)来思考一些语言现象。这方面的成果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2)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外语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丰厚的经济效益。

大学英语教育以及课程的设置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学生的主体认知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这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莫再树等[14],张忻[15]、马慈君[16]等。

(3)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语言变化的关系。

多年来“英语热”一直是研究的热门问题,任荣[17]、农雪明[1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社会成本和收益高低是决定人们进行语言选择的关键,人们总想用最少的时间、金钱等成本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其他方面,廖素清[19]用语言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双语教育问题,高一虹等[20]从社会和经济因素分析了语言态度问题。

(4)从社会语用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或商业活动中如何准确、得体地使用商业语言。比如,王同军[21]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公示语的使用问题;李林徽[22]通过研究超市客服普通话口语问题和各种标注说明的书写问题,认为超市语言问题严重妨碍了超市与顾客的有效沟通,导致了不易察觉但后果堪忧的语言经济流失。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来看成果比较少,覆盖面也较窄,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的力度,扩大研究的范围。

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问题的应用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立足点。如汪丁丁[23]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经济学分析,周端明[24]运用语言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普通话推广问题的思考;王振顶[25]则考察了经济因素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

在语言规划方面,陈章太[26]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四项基本原则:科学性原则、政策性原则、稳妥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其中经济性原则是指制定、实施语言规划,要符合合理、简便、好用的要求,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体包括简便性、适用性和效益性。在具体应用上,姜国权[27]以北京为例,探讨了经济发展对人口语言结构的影响。

总体来看,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新兴边缘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理论基础,有着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有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实证与规范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比较法等),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特点。但由于语言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的时间都比较短,可资借鉴的成果和经验都很少,研究的路径还不够明朗,至今在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因此研究进程中存在的质疑声还比较高,语言经济领域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语言经济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上文所言,它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促进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现就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略陈固陋。

1.进一步加强应用性研究,重点解决社会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语言问题。

就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依然是该学科研究的重中之重,像普通话推广、汉语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等问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性进展,但由于这些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其中仍然存在着技术路线问题,需要加大研究的力度。除了需要加强老课题的研究,许多新兴语言问题也亟需解决。比如最近发生的美国孔子学院事件,这是一个涉及语言问题的政治事件。我们可以用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思考这一事件给中美两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然后让美国衡量这一做法的利弊得失,使其慎重思考事件的后果。再如“大学生毕业后先读研还是先就业”等问题,虽然不都是语言经济问题,但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2.既要进一步加强语言经济学的交叉研究,又要明确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在经济学内部它和教育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等学科都有重叠;再者,语言是一种制度,它和制度经济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同样,语言经济学也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语言学内部它和社会语言学、社会语用学、文化语言学等都有交叉。比如广告用语既是社会语用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必然要渗入到文化层面,等等。学科的交叉性是学科研究不断深化的表现和需求,学科之间存在着模糊地带。语言经济学要不断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充实、丰富、完善自身的理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事物的模糊性而忽视了事物的独立性,语言经济学应重点研究典型的语言经济现象,即语言与收入问题、语言与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问题。

3.拓展语言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探求语言经济学的规律性,增强语言经济学的解释力。

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原则、方法研究语言变量问题,但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而对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研究的力度还差之甚远。如上所述,人们往往套用经济(省力)原则解释不同层面的语言问题,但这种研究是零碎的、肤浅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升华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比如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问题虽然都受到了经济原则的支配,但它们的存在形式有何不同,是否还受到其他深层动因的制约?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另外,语言的变体很多,如方言、黑话等,现在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过。即使是一些较大的语言问题,如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政策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列举具体的实例来说理,就事论事,还没有上升到更为宏观的理论阐释阶段。

4.和经济学相比,语言学的研究相对薄弱,今后两支研究队伍应通力合作。

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基本的理论是经济学者提出来的,该学科也是经济学者构建的。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出版的专著、已发表的较有影响的论文(含学位论文)基本上都是出自经济学者之手,语言学研究者较少,国内外语言学名家很少有人涉猎这一领域。语言经济学既然是语言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该学科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学者和经济学者的通力合作,这样才能深入思考语言和经济的接口问题,共同构建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切实解决语言经济中存在的应用问题,如语言投资、语言产品的开发利用等问题。

5.应加强语言变迁的经济机理研究,把语言经济现象放到更为深广的历史层面上加以考察。

语言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变体,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既受到内部因素的规约,也受到包括经济在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语言现象,如语言的起源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寻求其产生的经济因素。语言的发展演变需要外在条件的促动,那么经济动因又在哪里?是否像语言一样也具有阶段性差异?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总体来看,语言经济学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学海无涯,我们只有乘风破浪,才有可能到达学术研究的彼岸。

[1]刘国辉,张卫国.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1):242-248.

[2][美]Marschak,Jacob.Economics of Language[J]. Behavioral Science,(10):135-140.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4.

[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56.

[5]蔡辉.语言经济学:发展与回顾[J].外语研究,2009,(4):1-5.

[6]汪徽,胡有顺.对语言经济学学科建立理论争端的反思[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7,(4):18-20-32.

[7]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8,(4):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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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农雪明.“英语热”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和语言经济学评估[J].广西社会科学,2009,(8):125-128.

[19]廖素清.双语水平与就业竞争力——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2):156-158.

[20]高一虹,苏新春,周雷.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21-28.

[21]王同军.公示语之语言经济学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4):32-36.

[22]李林徽.浅析不可忽视的超市语言经济流失[J].流通经济,2012,(1):19-20-24.

[23]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6):86-95.

[24]周端明.普通话推广的经济学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4):419-424.

[25]王振顶.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经济学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6):61-64.

[26]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2):51-62.

[27]姜国权.人口语言结构的语言经济学视角——以北京为例[J].前沿,2011,(4):151-154.

(责任编辑 明 笃)

F069.9

A

1001-862X(2012)04-0070-005

张德岁(1972-),男,安徽萧县人,博士,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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