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萍

(池州学院外语系，安徽池州 247000)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源于公元224年支谦撰写的《法句经序》，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的争论。由于文质之争距离我们比较遥远，一些学者常用意译、直译术语比附文质问题，如梁启超先生认为道安“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1］155罗新璋先生认为道安提倡的“完全是直译的做法”。［2］2马祖毅先生认为:“释道安也同意赵政的见解，主张直译。”［3］36苏晋仁先生认为“五失本第二项是文与质的问题，即直译与意译的问题”［4］32事实果真如此吗?文质问题是否等同于意译、直译问题?我们倡导回归历史，对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内涵和争论过程进行对比研究。

一、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和内涵

文、质原是我国文章学上的一对概念，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移用到佛典汉译中，内涵变化不大，指译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源于公元224年支谦撰写的《法句经序》，具体内容如下:

法句经序

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唯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