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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P·瓦特，在探讨18世纪英国小说的兴起时，指出“书商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力无疑是非常之大的”，正如小说家笛福所言：“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学家、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用的劳动者。”并且，精明的书商还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根据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来支配作家的创作①。瓦特所论，对我们认识明清通俗小说的兴起，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尽管一些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其创作很少受书坊主的干预，但是这些名著的刊刻与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通俗小说编创热潮，却与书坊主的商业运作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将书坊编创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对明清小说的兴起与类型的生成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诠释。

一、书坊主与历史演义的编创

书坊主为何要从事通俗小说的刊刻与编创？这显然是因为通俗小说已成为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消费品，刊售小说可以为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即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亦谓：“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可是，当通俗小说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其数量既有限，流传也不广，而大多数文人也不屑于从事通俗小说的编创，这样就出现了小说作品紧缺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书坊主为了牟利，便率尔操觚，开始了通俗小说的编创。

明代最初产生的历史演义，就多半出自书坊主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等人之手。明末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即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者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②那么，书商、文人是怎样效颦《三国志演义》编创其他历史演义的呢？

其一，编写历史演义时，对撷取的平话，参照史书，加以修订。罗贯中就是“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③来吸收、加工宋元以来的“说三分”故事的。他对“说三分”中那些荒诞离奇、艺术水平低劣的故事，基本予以舍弃；而对一些与史书相悖，却又非常重要、不便割舍的情节，则据史重加修改、润饰，故而全书雅俗共赏、易观易入。这一改编方式无疑启迪了余邵鱼、熊大木、余象斗等人，他们亦仿照罗氏所为，搜罗平话，参照史书，对平话加以编订。如余邵鱼编写的《春秋列国志传》，熊大木编次的《西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署名林瀚编辑的《隋唐两朝史传》等就是这样编订而成的。只是由于他们受制于自身的艺术素质，且直接动机是牟利，不肯在提炼素材、布局谋篇及修润文辞等方面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些作品艺术质量不高，可读性较差。

其二，大量摘录、复述史书。罗贯中在编撰《三国志演义》时也曾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采录了大量史料，但一般都经过其主观情致的过滤与皴染，直抄史书的现象也并非没有，但又毕竟服务于主旨，故清人觚庵称其作品“虽无一事不本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④。然而，书商编撰历史演义，往往急于求成，根本谈不上苦心经营作品的情节结构，塑造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赋予历史人事以丰富的情感意蕴。他们往往只是按照正史提供的史料来编写故事，甚至就连语句也大量抄自史书。如熊大木编写《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就主要依照《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摘抄原文，略加演绎，联缀而成。

其三，蹈袭、模仿《三国志演义》。书商及其聘请的下层文人在编写历史演义时，还有意蹈袭或模仿《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如《春秋列国志传》卷一写西伯侯两聘吕尚，即模仿《三国志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卷三写“管仲骂死斗伯比”，显然抄袭诸葛亮骂死王朗；卷五写晋先轸三气楚帅子玉，乃模仿诸葛亮三气周瑜；卷七写“晏平仲辩楚君臣”，则因袭诸葛亮舌战群儒……。其他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东西晋演义》、《英烈传》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袭、模拟《三国志演义》。

既然书商及其雇佣的文人是采用上述方式炮制历史演义的，那么这就难怪其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远逊于《三国志演义》了。明末张无咎《平妖传序》就指出：“《七国》、《两汉》、《两唐》、《宋》，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⑤不过，以小说史的眼光来看，当时也正是这些平庸之作，才促进了历史演义的快速繁兴，致使历史演义成为明代影响最大的通俗小说门类。

二、书坊主与神魔小说的炮制

万历二十年，《西游记》世德堂本问世，由于题材新颖、故事热闹、风格谐谑，很快受到读者追捧，并激发了神魔小说的编创热潮，仅万历后期至天启末，就涌现了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余象斗《华光天王南游志传》(又名《南游记》)《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又名《北游记》)、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又名《东游记》)、邓志谟《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朱鼎臣《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开泰《达摩出身传灯传》、杨尔曾《韩湘子全传》、许仲琳《封神演义》等二十余部小说。这些神魔小说是怎么编写成的呢？

首先，从编创者情况来看，他们多为书坊主或佣于书坊的下层文人。如余象斗自万历十九年起，弃儒编刻图书。杨尔曾也因“颠毛种种，仕路犹赊”，从事编书、刻书。罗懋登则游食四方、卖文为生，万历后期受雇于金陵书坊唐氏富春堂，编创《西洋记》。邓志谟则“阻于时，扼于困”⑥，不得已“糊口书林”，替建阳余氏萃庆堂编写小说或杂书。吴元泰也是受雇于三台馆主人余象斗，编写《东游记》的。这些人并不是为了“发愤著书”，而是受利益驱动，把迎合读者的文化心理与阅读口味、力求“利多售速”作为其编书的主要准则。所以，他们有意选取那些为俗众喜闻乐见的神佛(诸如观音、天妃、华光、真武、八仙、萨真人等)作为主人公，以其出身修行、斩妖除魔为主要内容。这些神佛本来在民间就广有市场，其灵异事迹既见诸载籍，又传诵于众口，因此为这些神佛编造较为系统、连贯的神奇故事，无疑可以动人观感，收到很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鲁迅先生就说：“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闾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⑦。

其次，这些编写者的文化素养和创作能力本来有限，却又急于求成，所以只好从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宗教典籍中杂取素材，以抄袭、杂凑、编缀为主，如《南游记》、《北游记》，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题“竹溪散人邓氏编”；《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题“抚临朱星祚编”；《天妃济世出身传》，也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他们编的这些小说，篇幅多在二三十回左右，字数一般不到五万，明显为草率编成的急就章。例如，《东游记》既汲取了民间的八仙传说，又抄袭了《列仙全传》记载的八仙事迹。只不过编者在八仙的相互关系上，下了一番撮合功夫。至于其第三十二至四十四则所写的辽宋大战天门阵的故事，则是删节、改写了《杨家府演义》中的天门阵故事，再添加到《东游记》各仙成道的事迹当中。又如《南游记》，也是根据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灵官马元帅》提供的情节脉络，加以扩充、增饰而成。再如邓志谟编写《铁树记》，也是“考寻遗迹，搜检残编，汇成此书”⑧；后来，他又“暇日考《搜神》一集，慕萨君之油然仁风，摭其遗事，演以《咒枣记》”⑨；“搜其遗事，为一部《飞剑记》”⑩。这三部书都是在摭拾旧闻的基础上略加演绎编成的。

再次，编写者在编造故事、建构情节乃至人物塑造等方面，还刻意效仿、抄袭《西游记》。例如，《西洋记》叙碧峰禅师和张天师为郑和护航，走西洋水路去找传国玉玺，一路上降魔斩妖，历经无数磨难，征服了三十九国；这与《西游记》写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捉怪，历经八十一难的叙事结构方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罗懋登还频繁偷袭《西游记》的情节片段，赵景深先生通过详细比较，就指出他“总爱偷袭，同时也爱改头换面来标新立异”。《南游记》在结构上也有意仿照孙悟空的传奇来写华光的故事。华光不仅和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还曾变作孙悟空去偷仙桃，与孙悟空打得不可开交，后来火炎王光佛出面说和，两人才尽释前嫌，结为兄弟。其他像“华光与铁扇公主成亲”、“华光占清凉山”假变观音等情节，也明显脱胎自《西游记》。《东游记》不仅模仿《西游记》，依八仙的游历来安排情节，而且还写八仙大闹龙宫，与天兵交战，齐天大圣也仗义出面援助八仙。《韩湘子全传》第十六回“入阴司查勘生死”、第二十回“美女庄渔樵点化”，则分别袭自《西游记》第三回、第九回和第七十六回。

总之，这些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敢于抄袭、模仿与编造，故而多半“芜杂浅陋，率无卒观”，但是由于编写者能把零散地流布于民间或文献之中的神怪传说搜集、整合为系统、完整的故事，并参照现实政治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比附式地构造神佛体系，使神佛形象趋于定型化，故而这类小说也能风行一时，并成为明代小说的主潮之一。

三、书坊主与公案小说集的编纂

万历二十二年，安遇时编集的《百家公案》出版、畅销，受此刺激，公案小说集的编纂也蔚然成风，先后出现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海公案》、《详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详情公案》、《神明公案》、《龙图公案》等。这些小说集也是书坊主与粗通文墨者所为，多采用抄袭、辑录、增删等方法编纂而成，这从其署名也可看出，如《廉明公案》署“余象斗集”、《诸司公案》署“余象斗编述”、《明镜公案》署“葛天民吴沛泉汇编”、《详刑公案》署“宁静子辑”、《律条公案》署“陈玉秀选校”等。因此，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书坊编辑型小说。

首先，抄袭是这类小说编写者最常用的方式。比如，抄袭法家书。余象斗编写的《廉明公案》就有六十四则判词直接采自《萧曹遗笔》，其所编《诸司公案》也有三十三则故事抄改自《疑狱集》，并且余象斗在抄袭时，连“分类编集，亦窃取法家书体例”，按人命、奸情、盗贼、婚姻等分门别类，进行叙述；其叙述体制也取鉴法家书，即“先叙事情之由，次及讦告之词，末述判断之公”。又如抄袭话本，《百家公案》第二十七回《拯判明合同文字》抄自话本《合同文字记》，第二十九回《判刘花园除三怪》抄自话本《洛阳三怪记》。再如抄袭传闻、野史、杂剧、词话等，《百家公案》中有很多故事就分别抄自《江湖纪闻》、《稗家粹编》、《万选清谈》，以及杂剧《潇湘雨》、《留鞋记》、《绊衣梦》和南戏《林招得》、《朱文太平钱》，还有《明成化说唱词话》等。另外，一些后出的公案集还纷纷抄袭先出的，如《龙图公案》共一百篇，其中四十八篇抄自《百家公案》、二十二篇抄自《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十二篇抄自《详刑公案》、三篇抄自《律条公案》、一篇抄自《新民公案》，其他如《律条公案》、《详情公案》等也不例外。由于以抄袭为主，这类小说便显得文体混杂，不伦不类，诚如孙楷第先生所说：“书肆俗书，辗转抄袭，似法家书非法家书，似小说亦非小说，殊不足一顾耳。”

其次，编写者在抄袭时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移植与增删。例如《百家公案》第六回《判妒妇杀子之冤》见于《稗家粹编》卷八“报应部”的《陈氏妒悍》，编者在抄袭时为了将该故事改换成包公断案故事，就有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元代“至元年间”改为包公所处的年代，将褚氏附体侍婢、陈氏流血而死改成卫氏魂诉包公、包公判斩陈氏。第七十六回《阿吴夫死不分明》原是《疑狱集》中韩愰的判案故事，第七十七回《判阿杨谋杀前夫》则取材于《折狱龟鉴》中张咏的事迹，但都被编者移植、附会在包公身上。又如《绿窗纪事》中的《潘黄奇遇》、《张罗良缘》两篇，原为爱情故事，《百家公案》也把审判张罗一案的县宰改为包公，在潘黄一案里也加上了包公出场主持公道，成人之美，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改动与增删，虽然也略含创作成分，但多半都是针对人名、地名、时间和一些细节，基本的故事情节并未做比较大的改变。

再次，编写者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如余象斗在编纂《皇明诸司公案》时，几乎在每篇故事末尾皆附加按语，形成了固定格式。如《朱知府察非火死》的按语：“众呈火死人，惟兀突立案而已。朱侯独疑七人无并死之理，乃亲勘其迹。既而无踪，仍巡视诸家。见寇远长梯而生疑端，闻其争山，益有可猜，然无干证，遂坐之必不服。故教鼠贼作证，彼谓贼人果夜间窥见，遂不敢隐，立得其情。非留心民隐者，能断斯狱乎！”这些按语或揭示官员破案的思路、方法及其鉴戒意义，或点出其故事的惊奇、巧妙之处，或表示编者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或介绍法律知识，总之能给人以较丰富的启迪，有效拓展了公案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

总之，明代的这些公案小说集，都是书坊主出于商业牟利的动机，利用读者大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消闲娱乐的需要，与其聘用的下层文人一起，采用抄袭、杂凑、分类编次、修改增删等方式编纂出来的，其艺术质量虽然普遍不高，但是由于其描写的谋杀、奸情、盗窃、婚姻、拐骗等案件有较强的故事性，又迎合了读者大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所以还是颇为走俏，很快形成了公案小说这一类型。

四、书坊主与艳情小说的滥造

明末清初，艳情小说泛滥一时。究其原因，明末统治者生活的淫靡，张扬人情人欲之学说的流行，市井社会中“好色好货”之风的弥漫，《金瓶梅》的刊刻、走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艳情小说的产生；而书坊主为了牟利，请人滥造此类小说，更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之一。清初杜濬即说：“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亵鄙靡，无所不至。”清江苏巡抚汤斌还发布了禁毁艳情小说的告谕：“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撰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当时，编刊艳情小说最出名者，就是苏州书坊啸花轩，由它编刊的艳情小说即有《醉春风》、《灯月缘》、《巫梦缘》、《梧桐影》、《杏花天》、《恋情人》等多种。

目前，我们从一些艳情小说的序跋中，还可略知一些文人应书坊主之请炮制艳情小说的情形。例如，清代小说家烟水散人就应书坊主之请编创了《桃花影》。他在该书跋语中说：“今岁仲夏，友人有以魏、卞事倩予作传。予亦在贫苦无聊之极，遂坐洙水钓矶，雨窗十日，而草创编就。”此书一出，不胫而走，于是又有“新著”《春灯闹》问世，题曰“桃花影二编”。书坊主识语云：“《桃花影》一编久已脍炙人口，兹复以《春灯闹》续梓，识者鉴诸。”另如《闹花丛》，其作者自跋谓：“今岁孟秋，友人有以庞刘事倩予作传，予援笔草创，两旬编就。……友人必欲寿之梨枣，予亦不能强。”

可见，艳情小说的编创主要是书坊主商业化运作的结果。正因如此，一些作者为了“贾利争奇”，往往不惜“凭空捏造，变幻淫艳”，以求媚俗娱众。明末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即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这段话较准确地概括了艳情小说的编创特征，即艳情小说作者多为“初学拈笔”者，只会“广摭诬造”。究其实际，多数作者也确实是用抄改、拼凑、模仿等方式来滥造艳情小说的。

其一，抄改。《金瓶梅》的作者曾抄改话本小说以及《水浒传》、《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作者也如法炮制。比如明末拟话本《欢喜冤家》就曾被抄改为多本艳情小说：其中《巧缘艳史》与《艳婚野史》合为上下两部，抄自《欢喜冤家》之第四、九、十一、十三、十五回；《两肉缘》抄自《欢喜冤家》第五、十二回；《风流和尚》抄自《欢喜冤家》第四、十一、十四回；《换夫妻》抄自《欢喜冤家》第二及第十三回；《百花魁》抄自《欢喜冤家》第十四及第十七回。编写者在抄袭时，往往会改变主要人物姓名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并对情节有所增删，比如简化情节，删节较深奥的韵文，增加性描写，改用更通俗的语言等。

其二，拼凑。由于一本艳情小说往往抄改自不同的小说或同一小说的不同回目，因而须将各抄袭部分拼凑在一起。如上述《巧缘艳史》、《艳婚野史》、《两肉缘》、《风流和尚》、《闹花丛》、《欢喜浪史》等，均是在抄改的基础上拼凑、连缀而成。当然，有些改动也是源于拼凑的需要。如《巧缘艳史》抄自《欢喜冤家》第四回《香菜根乔装奸命妇》、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遇淫僧》及第十五回《马玉贞汲水遇情郎》之前半，编写者为了将各抄袭部分捏合在一起，便把卖珠客和淫僧都置于华严寺，人物姓名统一，情节也略作调整，以便串联原不相干的三个故事。可见，抄改与拼凑往往是兼而用之的。

其三，模仿。这也是艳情小说作者常用的手法。如古杭天放道人所作的《杏花天》，便有意“克隆”《天缘奇遇》。《天缘奇遇》写祁羽狄有姑妈，生有三女，祁往探亲，与三女私通；《杏花天》也写封悦生有姑妈，生三女，封往探亲，与三女偷情。《天缘奇遇》写祁生得玉香仙子授术，与诸女连床大战；《杏花天》也写封生得道人授丹丸、比甲术，与众女连床大战。《天缘奇遇》写祁生先后与十二女淫乱，后尽收为妻妾，号香台十二钗；《杏花天》也写封生与十二女淫乱，后尽收为妻妾，号十二钗：真是别无二致！又如成书较早的《浪史》，书末写梅素先带着一大群美女，躲到鄱阳湖去享艳福，并得高人指点，修道成仙，也多为后世艳情小说所效法。如《绣屏缘》写赵云客得广陵野狐指点迷津，携五位美女，到与世隔绝的素谷养真修仙。《浓情秘史》写魏玉卿先后与十一个女子淫乐，后居林下，得道成仙。《巫山艳史》写李芳带着八名妻妾，纵情淫乐，后得道士点化，带诸美女入山隐居。诸如此类的描写，皆与《浪史》所写如出一辙。

由于艳情小说多是采用抄改、拼凑、模仿的方式编写成的，所以其情节模式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各书中雷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比比皆是，比如写换妻、偷窥、掉包等等，这就难怪它们艺术水平低下，内容荒唐无稽，不堪寓目了。

五、书坊主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复制

清初，苏州书坊天花藏主人尝试创作了《玉娇梨》、《平山冷燕》，不料立即风靡，盖因以章回体写浪漫、曲折的才子佳人故事，给读者带来了新雅不俗的艺术感受。清吴航野客就说：“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

天花藏主人因两书畅销，随后便继续自撰或请人编写才子佳人小说。他在《两交婚序》中即说：“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复拈甘辛《两交婚》为四才子之续。”另外，题“天花藏主人述”的《玉支矶》、署“天花藏主人著”的《人间乐》、有天花藏主人自序的《锦疑团》，以及虽不题“自序”却带有自序口气的《画图缘》，也当出自其手笔。至于经他序刊的《幻中真》、《飞花咏》、《赛红丝》、《定情人》、《麟儿报》等，则是由他组织其他文人撰写的。如烟霞散人所作《幻中真》，即由天花藏主人写序、刊刻，可见他是天花藏书坊写作成员之一。实际上，苏州书坊“天花藏”(又称“素政堂”)，乃是清初创作、刊行才子佳人小说的大本营。

而其他书坊见刊刻此类小说有利可图，也纷纷跟进，致使效颦者日众。如当时刊刻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坊或书坊主，尚有天花才子编撰、出版之《快心编》(课花书屋藏板)，墨憨斋主人新编、出版之《醒名花》，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出版之《生花梦》，隺市道人编写、刊刻之《醒风流》、《凤箫媒》，书坊山水邻所刊之《金云翘传》(天花藏主人序)，天花主人编次、刊刻之《惊梦啼》，东吴赤绿山房刊刻之《吴江雪》，凤吟楼刊云间嗤嗤道人编著之《五凤吟》，聚锦堂刊《英云梦传》等。

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序跋，还披露了书坊主聘请文人编创该类小说的信息。如《春柳莺》卷首，书坊主“吴门拚饮潜夫”序云：“南北鹖冠，风流名人也。……余识其言而敬之，复请之小说。”又如，烟水散人在《赛花铃·题辞》中也说：“予自传《美人书》以后，誓不再拈一字。忽今岁仲秋，书林氏以《赛花铃》属予点阅。”在《合浦珠·自序》中又说：“忽于今岁仲夏，友人有以‘合浦珠’倩予作传者。予逊谢曰：……而友人固请不已，予乃草创成帙。”

由于《玉娇梨》、《平山冷燕》所写的才子佳人功名遇合故事，颇能表现落魄文人的人生梦想，出版后又颇为畅销，加上这两部小说又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创作模式，按此范式进行复制，既可驾轻就熟，省心省时，又能及时地满足书坊主快速抢占图书市场以牟利的需求，所以一时间仿续之作层出不穷。

有学者曾选取清初五十部才子佳人小说，分析、比较其基本情节，指出：一见钟情，纨绔谋取，小人拨乱，权贵逼婚，考诗择婿，女扮男装，奉旨成婚等等，这些雷同化的情节，屡见不鲜。至于人物形象，其类型化特征也极明显，写才子之貌，不外乎是“姿洒潘安，神清卫玠”，“玉树临风”，“弱不胜衣”等；才子之才，则“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斗酒百篇”，“倚马可待”，其才可比司马相如、曹子建、李青莲、苏东坡等；才子之性情，则多半率性而为，恃才傲物，鄙视权贵，淡薄名利等。写佳人，则皆为天地山川秀气所钟，个个花娇月媚，“赛毛嫱，夸西子”，“不是瑶台神女，定疑洛水仙娥”；并且又都有“班姬儒雅，道韫才情”，以及贤淑不妒等美德。

可见，无论情节设置，还是人物塑造，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都是按《玉娇梨》、《平山冷燕》奠定的创作范式不断地进行复制的，故而有人讥讽它们“千部共出一套”，但是这些效颦、复制之作在清初却盛极一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类小说。

六、书坊编创通俗小说的总体评价

以上，我们对书坊主编创通俗小说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不难看出书坊主及其聘请的下层文人，之所以从事通俗小说的编创，主要受牟利动机的驱使，可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素养不高、创作水平有限，又急于求成，亟欲抢占市场，以求快速牟利，因而他们一般都不会在熔铸各种素材、提炼作品主题、布局谋篇以及修润文辞等方面煞费苦心，耗去大量时间。这样一来，翻抄、模仿、辑补、缀联等，也就成了他们编创通俗小说的最主要方式。他们编创历史演义小说的方式，就是效颦《三国演义》，“按鉴”演史，抄改平话，演绎兴废争战故事；编创神魔小说的方式，则是选取民众普遍崇奉的神灵加以演绎，广泛摭拾宗教故事、民间传说、戏曲话本等，加以抄袭、编缀、增饰，并有意将神灵人情化、世俗化，以投合读者的阅读口味；编创公案小说，则大量抄撮法家书、话本、杂剧、民间传说与说唱词话等中的公案故事，进行增删、修改、拼凑、编订；即使编创子虚乌有的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也是以抄改、拼凑、蹈袭、模仿、复制为主。其编创方法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其所编小说的艺术质量自然也就乏善可陈。不过，从通俗小说创作史的角度来看，书坊编创通俗小说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首先，它促进了通俗小说编创的繁兴与类型的形成。在小说史上，由于某一经典之作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接受效应，吸引了一批追随者的效仿，加上又有人从实践和理论上予以总结、宣扬，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某一小说类型。明清时期多数通俗小说类型的形成，就是如此。当《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产生轰动效应时，正是由于书坊主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杨尔曾等人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时编创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春秋列国志传》等，并请人对这些演义小说进行评点，这才引发了演义小说的创作热潮；而当《西游记》出版后产生巨大反响时，又是书坊主余象斗等人效仿《西游记》及时编撰、评点了《南游记》和《北游记》等，才使神魔小说的编创迅速走向繁荣。公案小说、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编创也不例外。可见，如果不是书坊主及时效仿经典之作进行编创，并借评点来促进小说传播，那么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是不会如此繁兴的，而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等，也不会很快形成影响深广的小说类型。

其次，书坊编创的一些通俗小说，也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一定的铺垫。例如，《全汉志传》之于《西汉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之于《隋唐演义》；《春秋列国志传》之于《新列国志》；《龙图公案》之于《三侠五义》等，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才取得了较可观的艺术成就。另外，书坊编创也有效地激发了读者大众阅读通俗小说的强烈兴趣，培养、扩大了通俗小说的读者队伍，为通俗小说的再创作，提供了消费方面的保证。

注：

① 【美国】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53页。

②⑤ 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4、1347页。

③ [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87页。

④ [清]觚庵《觚庵漫笔》，参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⑥ [明]邓志谟《丰韵情书序》，“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七辑，台湾天一出版社1987年版。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⑧ [明]邓志谟《铁树记》篇末识语，《古本小说丛刊》第10辑，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第2446页。

⑨ [明]邓志谟《咒枣记引》，《古本小说丛刊》第10辑，第1856页。

⑩ [明]邓志谟《飞剑记》篇末识语，《古本小说丛刊》第10辑，第2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