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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也是一部世界文学精品。随着该书的世界性传播与译介，《红楼梦》以其丰富生动的内容、恢弘的主题、广阔的视野和写作的创新性，红学研究已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可以说，《红楼梦》的诞生，为中外文学研究增添了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随着越来越多的译本问世、国际文学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中西红学研究相互影响、互为渗透与融汇的趋势已然形成。然而，由于异质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艺美学思想以及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西方对《红楼梦》的阐释必然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中西红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存在着分野与悖离。

一、国内传统红学研究综述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关于版本与作者，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小说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两百多年来，红学研究诞生了众多的分支，如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等等，从流派上，又可分为评点、评论、题咏、索隐、探佚与考证等。一般意义上，以考证派胡适的代表作《红楼梦考证》为分界，红学的研究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所谓旧红学，滥觞于脂砚斋评批《石头记》。通常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清代乾嘉年间，即《红楼梦》问世至19世纪20世纪初这段时期。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由于只注重小说外在历史文献、传闻掌故而非是小说文本本身，其旨归指向的是作者与满清王朝错综的人物、事件关系，使红学研究偏离了文学性审美的方向。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敦敏、敦诚等少数学者关于诗词歌赋和脂砚斋的某些论述对读者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外，旧红学研究所取得的总体成就并不高。其研究方法与视角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如索隐派署名为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谈》、悟真道人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等只注重小说外在历史文献、传闻掌故而非是小说文本本身，其研究没有可信的结论，也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评价旧红学为：“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①。

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受到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建立起一套以西方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掀起了红学研究的新浪潮，受到学界普遍肯定。著名学者、新红学的领军人物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发表最早、影响最大，为新红学的代表论著，对于推动红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批判了旧红学的谬误，并考证了作者家世、小说体例以及续书情况。在该书的开始，胡适写到：“《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②通过“考证”，胡适得出以下结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顾颉刚先生写给新红学另一代表人物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的序言中说：“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③从顾先生的评论可看出对旧红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和对新红学的推崇。

新红学摆脱了旧红学偏移文学本身的研究范式，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了一套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上是一种科学方法的实践，在研究内容上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考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时至今日，其研究成果仍为学界引用。但是以考证派为代表的新红学研究者一味强调考证，其研究旨归远离《红楼梦》的文本旨趣和其艺术价值阐释，治学方法是建立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同时，在考证过程中实质上脱离不了索隐的本质，这也是新红学批评研究方法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在。我国著名红学家李希凡认为：“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④红学家孙玉明先生在《红学：1954》中论及胡适的新红学研究方法时也评论到：“胡适的治学方法，确确实实是‘中西结合’的典范。但这种‘结合’，却仍是‘中’为主、‘西’为辅的。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华人打上领带穿上西装革履，打扮虽然‘洋’了，但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华人’。只不过胡适结合得恰到好处……。”⑤

二、中西红学研究的相互影响与融汇

自《红楼梦》向海外译介的出现，其实也就是中西红学研究相互影响与融汇的开始。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潮，大量的西方哲学以及文艺美学思想涌入中国，对国内传统的学术研究有着革命性的影响。红学研究也不例外。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于1904年所著的《红楼梦评论》摆脱了传统旧红学研究的模式，首次运用了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关于人性与生存悲观论的影响，对《红楼梦》以全新的视角进行了阐释，论述了《红楼梦》人性、人伦及其悲剧主旨。可以说，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将文学研究回归到了文学本身，为红学设定了一个高洁的标准，将西方悲剧美学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宏大背景里解读《红楼梦》，引领了红学研究的新范式。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运用到红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新红学的代表胡适。胡适曾于1910年赴美留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当时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胡适极力推崇实验主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⑥胡适倡导的考证新红学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将实验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实证方法与国内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相结合，运用演绎、归纳等方法来论证《红楼梦》，来考证著者家世背景、论述该小说为曹氏自传这一结论。我国新红学派的另一领军人物，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所著《红楼梦辨》一书，同样受到德国现象学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现象学在20世纪在欧洲成为一门显学，它已渗透到整个西方人文哲学和文化精神领域。根据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观点：在寻求真理时，首先将一切可疑的、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外，只有当这些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后，还原成本质的东西，即“回到事物本事中去”，然后真理才会彰显出来。这就是胡塞尔强调的“还原”与“悬置”理论。俞平伯先生所著该书就是“希望借此渐渐把读者的眼光转移，还原《红楼梦》这书的本来面目”。即如顾颉刚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评价的：“开辟出一条道路，一条还原的道路”和“从高鹗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⑦。俞平伯所倡导的就是紧扣文本，排除臆断与猜测，通过文本的叙述风格和语言原貌来对该小说进行考证，进而评价该小说版本源流和文学价值。同时期内，除以上几位红学大家之外，还有著名学者吴宓、牟宗三、陈铨等所著关于《红楼梦》的论著均运用了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想诠释该小说的人物、主题及其美学价值。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特殊的政治氛围，红学研究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准确地说已演变成为一场持久的政治运动，已与学术无关了。孙玉明先生在其著作中将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定性为“一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新红学的倡导者纷纷卷入运动的风暴，成为批判的标靶。著名红学家吴世昌曾说：“几十条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恶史，父系母系的政权斗争等种种曹雪芹所未写、高鹗所未补的故事，都是由工农兵专业作者做出的新的贡献。”⑧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的结束，标志着政治红学的终结，同时也迎来了80年代红学研究的复苏以及辉煌时期。80年代始的红学研究已超越了新旧红学研究范式回到《红楼梦》小说的文艺本质中去。随着西方文艺理论大量介绍到国内，在红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心理学、系统论、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给国内传统的红学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红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80年代，王彬所著的《红楼梦叙事》就是我国第一部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等均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薛海燕发表《论〈红楼梦〉作为‘成长小说’的思想价值及其叙事特征》一文，通过运用西方“成长小说”理论，探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普及，出现了大批非主流学者从女性主义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多元视角对《红楼梦》进行多维度的阐释。近年来，尤其是随着比较文学、译介学学科在高校的开设，许多高校青年学者、研究生、博士生等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的影响研究、变异研究等论述《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与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校的外语系科，由于良好的外语功底，不少青年学者从译介学的视角对《红楼梦》各外文译本进行跨学科和译介影响研究，围绕着红学研究的译本研究群体逐渐形成。

在国内学者接受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红学研究的同时，国外学者的红学研究也深深地打下了国内红学研究的烙印。在西方，尤其是在许多华裔学者的论著里，同样受到国内红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r)所著的30万字的煌煌巨著《曹寅与康熙皇帝，包衣和主子》一书，深受国内红学研究考证派的影响，作者深入地论证了曹家的家族史，并对作者生平、社会关系以及书中地点等细节作了大量考证。该书在西方影响很大，受到西方红学研究者广泛引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著名红学家与史学家周策纵教授所著《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学者的英文著述均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红楼梦》与外国文学名著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与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论著大多引用国内学者前期研究成果文献，其研究成果与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密不可分。综上所述，中西红学研究者互为影响，相互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研究格局已然形成。

三、中西红学研究的分野与悖离

20世纪70年代，随着霍克思(David Hawkes)及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五卷本以及杨宪益和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两卷本)这两部《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相继问世，海外红学研究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红楼梦》，红学研究队伍逐步壮大。除了部分热心红学的海外华人学者外，许多大学比较文学系科开设红学课程，不少博士论文以《红楼梦》为题材。我国学者张慧在《美国红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红楼梦》不再是个别汉学家的独得之秘，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象牙塔文字。”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本世纪初，仅以美国红学研究论著为例，迄今就已经超过三百篇/本⑩，其中，主要论著是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与国内红学研究的情况大致趋同。这些论著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手法、写作背景、美学价值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西方红学研究的范式逐渐形成。

尽管中西方红学研究对象相同，甚至文献资料也大多相同，然而，由于受到异质文化语境和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红学研究的美学观念与研究范式与中国红学研究相比显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中西红学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呈现出分野。

总的来说，西方红学研究没有国内红学研究的纷繁流派，没有所谓的“新”与“旧”红学划分；在对《红楼梦》一书的认识上，更多是把该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审视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其文学性上，如探讨其叙事手法、作品主题以及神话寓意等。而主要研究领域不在于著者家世、版本渊源等文本外在的领域。此外，西方红学研究有别于国内红学研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而不是后四十回高鹗续书。

从时间上看，20世纪60—70年代，由于西方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盛行，西方红学研究侧重于《红楼梦》的文化社会学研究；随着70—8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以及叙事学理论的流行，这一时期的研究打上了跨学科研究的烙印；80—90年代至今，是西方红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就研究视角与方法而言新批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历史批评和后现代叙事理论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为其主要理论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学者Jeanne Knoerle所著的《红楼梦评》，该书分析了《红楼梦》的叙事风格、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时空关系；Lucien Miller发表的《〈红楼梦〉中的面具：神话，模仿和人物》从模仿说、人物叙事和神话寓言等三方面分析《红楼梦》一书刻画人物的三种叙事技巧，论述该书的美学价值；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Anthony C. Yu)著《〈红楼梦〉中的家庭与自我：女主角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论述了林黛玉的令人同情的悲剧性格。该教授另一著作《重释石头：〈红楼梦〉中情欲与虚构》，作者认为，对《红楼梦》的总体认识应跳出以往认为该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其采用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晚清文化、历史和社会机构的看法，而应更关注它作为一部杰出的极具想象力的小说这个主要特点。这一观点赢得了西方学界的盛赞，至今仍常被许多红学论文援引。在该书中，作者从借用西方文学修辞研究入手，认为青埂峰的“顽石”便是全书的象征，小说人物的情欲纠葛及其隐含的问题均由此展开。“顽石”是无才补天的弃石，也是神瑛侍者，也是恋恋红尘中的贾宝玉。他们三位一体，是故事的来源，又是故事的主角，更是故事本身。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Louise Edward所著《中国清代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和《〈红楼梦〉与〈镜花缘〉中女性人物分析》、美国学者Angela Jun Palandri所著《〈红楼梦〉中的女性》等用女性主义批评解读《红楼梦》，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及其命运以及满清时代的社会文化。Angelina C. Yee的《自我、性别与〈红楼梦〉叙事》、Hai-yan Lee发表的《爱情或欲望？——论〈红楼梦〉中的感伤自我》等论著，基于小说本身人物形象描述，结合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情”、“欲”观，分析该小说表达的人性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被称之为“外邦人”中红学家的代表，曾经被钱锺书先生称作同代人中“公认的最为优秀的汉学家”。该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在红学研究方面，著有《〈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文汇》等关于红学的著作。在《原型与寓意》中，浦安迪通过分析中国的建筑、神话、哲学等诸方面，讨论该书的叙事原型与意象，并指出该书包含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如佛教传统、老庄思想等深刻内容。在《中国叙事》一书中，他指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品，但绝不能无视书中充满了诗、词、骚、赋乃至灯谜、对联等各种各样的抒情诗文体。西方与中国的叙事传统有史以来，东西文化自有其各自独立的特殊形态，中国文学中“叙事”的涵义也与西方文学中narrative的涵义，在许多方面大异其趣。作者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总结出中国和西方的“小说”概念不同：西方的小说，来源于史诗，而中国的小说是“史余”，来源于史书这一传统。基于这种发现，浦安迪否定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四大名著是民间俗文学的集大成者的看法。他认为，从这些小说的语言、结构和思想境界来看，绝非是民间通俗文学可以相比的。尽管四大名著里常常出现“列位看官”以及“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说书人用语，但这也仅仅是文人可以模仿的一种叙事方法而已，并不能证明它跟民间说书有任何关系。其次，西方小说追求直线性结构，而中国古典小说追求的是更替与循环。前者的重点在叙事，后者的重点在抒情。可见中西文学的传统、在源头、流向和重心等方面，都各异其趣。另外，中国的史文对于“虚构”与“实事”没有过严格的分界线，而西方文学理论家一般认为，历史讲事实(fact)，小说讲虚构(fiction)。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强调历史中有小说、小说中有历史，即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或“三分实事七分虚构”这一说法。该教授也是通过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述《红楼梦》的代表，他强调小说文本中重复出现的词汇的重要意义，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关注文本本身局部细节。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如，贾珍与儿媳、迎春的丫头思琪与其表弟潘又安等人物之间的畸形情感纠葛，得出结论：《红楼梦》的基本结构实际是围绕广义上的“满”与“空”(fullness and emptiness)这对对立的中心概念而展开的。“满”与“空”这对对立的中心概念为小说铺设出了一幅广阔的人物附着于家族之中的繁杂图景，展现出了的大观园封闭环境中不同个体人物的完整与欠缺、稳定与矛盾的意识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叙事学以及神话原型批判等理论视角，对该小说进行分析。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Zhe Xueqin所著《中西叙事精华》等论著分析了《红楼梦》的叙事风格、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时空关系；王静所著的《石头的故事：互文性，中国古代石头的传说，以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中石头的意象》对比分析了《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石头意象，并进行互文解读。美国红学家葛锐(Ronald Gray)所著的《秦可卿研究的三个西方视角》一文论述西方学者运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互文性及哲学视域理论对《红楼梦》中人物秦可卿的阐释，来探究《红楼梦》所展示的哲学、社会及小说创作等诸方面复杂、广阔而深刻的意蕴。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西方文艺理论诸如哲学阐释学、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女性批评等对于西方红学研究影响深远。尽管中西方研究的对象相同，研究资料大多相同，但研究方法与视角与国内红学呈现出明显的分野。除少数华裔学者外，西方红学研究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以文本、作者、读者三维为研究对象，从文学作品和小说的概念出发，其主要落脚点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鉴赏，而对如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续书作者等外在于文本本身的探佚与索隐，不做主要研究。

四、结 论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一部世界文学精品。近年来随着各种层次的《红楼梦》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红楼梦》译介研讨会议在海外和国内的召开，中外学者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促进了红学研究的多元化视角，使红学研究具有了国际性的视野。正如我国学者殷国明所说的那样：“交流永远是双向的，不管这种交流是何种流向，交流永远是一种往来，一种对话和一种彼此磨合。理论的进步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交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彼此促进的。”笔者深信，随着中西方红学研究相互融汇、相互借鉴与补充，红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更为开放性的学术空间，红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将会更加多元与丰富。

*本文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委托项目“《红楼梦》在欧美的译介研究”(项目批准号：SC10W0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受到“西南交通大学2011年度发展潜力学科项目”资助。

注：

①③⑦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见俞平伯《红楼梦辨》，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2页。

② 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卷五)，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页。

④ 刘仓《〈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1期。

⑤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⑥ 饶娣清《胡适与实验主义——兼论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⑧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⑨ 张惠《美国红学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辑，第212页。

⑩ Gray，Ronal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English Writing on Honglou-meng：1944-2004”，Tamkang Review，Vol. XXXVI，2005：p.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