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

刚刚中午跟陈众议先生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跟他商量，希望他下午不要讲得太好，他讲得太好我就是狗尾续貂，同学们没有办法来听了。刚才我有事情没有来听他讲课，心里有点儿忐忑，不知道他讲得有多好。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我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是最弱的，我当年大学毕业留在苏大的文学理论教研组，但是后来离开了苏大，可能因为文学理论研究比较差。

因为从事写作三十多年了，从写作当中归纳出来了一些体会，说是理论也好，说是体会也好，可能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要请同学们谅解啊，大概是冲着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这个主题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失望，因为我谈的更多的是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对象，我今天讲座的一个题目就是“个人写作中的民间资源”。

个人写作中的民间资源，同学们都知道写作是一个个人化的事情，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个人化，因为你一个人在书房里面，在任何地方也好，你在那里思想，你在那里构思，你在那里考虑，都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是极端的个人化。但是极端的个人化又是相对的，如果你没有写作的资源，你的写作就进行不下去，所以这个个人化又是绝对的相对。

我要把个人写作的民间资源这个话题跟大家交流一下，作为资源来讲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直接的资源，有的是间接的资源，间接的资源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书本，通过一些信息，通过其他种种不是我直接了解的东西，是间接的资源。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直接的资源里面也有不同的情况，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作家来讲，有各种不同的作家类型。我一直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他明明生活在当代，但是他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得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那么让人觉得是这么回事，这种作家我觉得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有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

从我个人来讲，我可能不是这样一个作家，我写过往年代的小说是不太多的，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当然不是写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跟我生活的背景有关系。所以说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来讲，我是更注重当代性，我的写作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因为当代大家会误认为就是现在的二〇一二年，其实当下，也就是我从哪一年开始写作，延续到今年，我的资源始终是更多地集中在当下。

当然，这个当下也有一个时间差，比如我有些作品写的是我三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民间资源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写作的内容。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厨师，他哪怕是自己洗，自己切，但是他不可能自己去种菜养猪。所以作家也是一样，你的个性化，你的思想从哪儿而来，你对生活的判断从哪儿而来，这无疑都是从资源当中来。

所以我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词，作家的库存，作家有一个仓库，他仓库里的存量有多少，有的作家长期地坐在书斋里面，他的库存就会减少。当然，我开始说了我非常佩服有天赋的作家，他可能不一定要跟当代社会有密切的接触，他通过信息就可以了解社会，他可以有年代性，其实就是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讲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我在写作当中太认真，或者太没自信，比如让我写一个三十年代的人，我就在想三十年代的人是这样说话的吗?这就影响了我资源的开拓。

但是我有我的长处，因为我写了三十多年还在写呢，如果这个资源那么狭窄的话就会难以为继，我的长处就是对现实生活特别敏感，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别人会不太在意，但是在我这儿很可能就成为非常好的资源。

所以，首先我想确定的我今天要跟同学们交流的这个资源，我指的是现代社会。实际上再具体一点儿说，就是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近三十年——同学们大概都是“九〇后”的——我们这些人对三十年的变化，感受之深刻，震撼之巨大，同学们可能不能理解，因为你们没有对比，你们可能生下来的时候，社会就已经在大踏步地前进了。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辆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你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车上，你们成长二十年，你们始终在这个车上快速地前进。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个牛车上长大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形成了我们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个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太快的火车我们就会晕眩，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概括起来，我觉得现在当下这个社会，可能我讲的，同学们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但是对我们这一批作家，包括“六〇后”的，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断代是在“八〇后”，这个从文坛上讲也好，从社会各方面上也好，因为“七〇后”的孩子，他们的出生和他们童年、幼年的时候，这个快车还没有开起来，所以他们童年的记忆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接触的“七〇后”的作家，还会写中国乡土的一些东西，这个资源对他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乡土不是指的农村，不仅仅指农村，不一定说到乡土就是农村，就是本土的一些可以说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东西。

但是到了“八〇后”就完全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八〇后”的孩子生下来就在这个快车上，不是他自己可以挑选的，二十年的社会发展他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们觉得反差很大，这种反差对作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所有的我们成长中形成的一些观念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就是说会有很多无所适从的感觉，这个在“八〇后”的年轻人里面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但是我们这些作家感受非常之深。

总的来说，我个人创作中的民间资源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特点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快字，我记得去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节目，当时是周末，北京城发生了大堵车，主持人在总结归纳为什么会狂堵了五六个小时。我记得看到背景的地图上面，四百多条街道都是红色的，红色的就意味着堵死了，完全不能行车了。那一天，大概总结了四五个原因，第一个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第二个是下小雨，还有一个是当天是星期五，北京车辆是限行的，周五那天尾号是四和九的不能上路，但是因为四和九的数字比较少，因为这两个数中国人不喜欢，所以那天上路的车比较多，等等。但是这四五个原因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原因，每个周末都有这个情况，下一点儿小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主持人就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太快了。因为有专家说到了二〇一五年，北京的交通会陷入全面的瘫痪，但是当天的情形让人感觉到，是不是有些恐惧已经提前到来了。当然后来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次发生了全城大堵车，这是社会快速发展当中的必然现象。

虽然我们知道是必然现象，但是你也不得不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恐惧，你想到真的要全城大瘫痪，这就是我们看的国外的科幻电影里面的场景真实地再现出来。现在的速度，比如说我们建一条高铁，我因为经常坐高铁，我就听到铁路上的同志说，这一条高铁在国外要七年时间建成，而我们用了一年时间，这个事情太快了，令人振奋，但同时却又让人感到有点心慌，速度太快，你的心必然会慌，必然会感觉到不踏实。快是我们希望的，我们都是愿意坐高铁，我们都希望节省时间，但是同时你感觉到好像心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说了对作家来讲，这样的资源是千载难逢的。你想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个三十年，我们的铁路可能一直都没有提过速，在后三十年当中，我们的铁路提了多少次速?这是后三十年的巨大变化。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物质确实是发展了，丰富了，我们也享受了许多高科技带给我们的快捷方便的生活，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许多人也相当地富裕了，中国人对奢侈品的使用、消费是让老外都目瞪口呆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欧洲经常有一些品牌店打折的时候，蜂拥而进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按理说大家应该很幸福，但是同时一个话题又出来了，幸福在哪里，大家都觉得没有幸福感，或者幸福感太短暂。

我做的一件事情达到目的了，我应该感觉到幸福，但是幸福感却没有，或者即使有，一瞬间幸福感就过去了。很多人在探讨，我们的社会都在探讨幸福在哪里，这个也是一种问题。同时，生活条件好了，我觉得平时听到的更多的都是不满、牢骚、焦虑不安，我觉得这都是太快的关系，和太快有关系，因为心慌、不安全、不踏实。所以很多人也开始怀旧，突然冒出来一个怀旧的作品来就会受到追捧。

我想起一个事情，有一年我们去韩国搞一个中韩作家的交流活动，也就是说互相读对方的作品，然后互相提问。我当时提供的是一个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赤脚医生的概念可能“七〇后”的人还知道点儿，“八〇后”的人就不知道赤脚医生为何物了。其实那么多年，在农村里做医生的是赤脚医生，和农民是一样的，只是他是一个医生。

韩国作家提了两个问题，你是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你怎么会去写农村的，而且是写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农村的生活。第二是赤脚医生嘛，不管怎么说要有一定的水平，至少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我这里写的赤脚医生是有脑膜炎后遗症的有点儿呆傻的人。我们现在想怀旧，那为什么不去回到那个年代呢，这不是虚伪，也不是矫情，就是人到了时代的快车上面，他的心自然而然会回到过去安静的年代，就是回到过去单纯的时代。

第二，我觉得为什么我写一个不太聪明的人去当医生呢，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他把所有的情怀，所有的关注都是给自己了。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词是大家经常用的，就是“二”，这个“二”字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其实同学们可能觉得“二”字是嘲笑人的，但是同时有人很喜欢“二”，“二”就是傻了吧叽，不是太精明的人。太精明的人把所有的关照都给自己了，“二”是有点儿往外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这个社会的发展，起步的时候就是发展经济，一切向钱看，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同时也是前进的前，好像金钱是我们现在的方向，这是从发展初期到现在，社会仍然是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现在有许多大城市都在提倡慢生活，我去年到成都去，成都满大街都贴着“慢生活”的广告，这也是现代人的一种两难。一方面我们希望快，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太快了，我们心里面不踏实。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这种社会背景就是作家最好的资源，如果这个社会是一面倒，大家所有人的认知，所有人的方向感都很明确，认知都很统一，那不是作家的最好资源，最好的资源就是不统一。

我可以讲到现在这个社会，我想到评论家汪政。我们在一起工作，经常见到，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写了一个关于手机的小说，我说是的。他说你好像还写了一个关于名片的小说，我说也是的。他说你还写了一个邮箱的小说，电脑发邮件的。他问了这三个问题，我发现一个问题了，他在研究我最近小说的走向。他后来说我看到你的小说就想到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就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这就是用大机器的生产取代了过去手工业的生产。我们同学们可能都没有看过卓别林的电影，但是他的电影就恰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个动作，卓别林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搬钳工，一天上班就是这么做，然后长年累月这么做以后，这个人手里没有东西的时候也会这样动作。这个电影是一个喜剧片。一个社会从农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在慢慢发展，但是一旦进入了机器化以后就快速发展，那个时代的作家也曾经面临过无所适从的时代，因为他们跟我们这个阶段一样，他们成长的时候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而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工业革命爆发了，这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看有一个学者的评价，他说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在人和自然做斗争方面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工业革命后，物质享受至上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这是对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的一个评价，我觉得这个用来对我们现在社会做一个总结，也有相当类似的地方。

因为今年是英国作家狄更斯诞辰二百周年，在去年的年底，英国的领事馆做了纪念活动，他们曾经到我所在的南京做过一场文学交流，大家一起交流，谈狄更斯的一些东西。这个活动就比较灵活，它有一个互动环节，用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面开头说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就指这个时代，说这是美好的时代，这是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当时的互动是让所有在场的一起参加活动的人，每人都用这样类型的话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时代，那真是非常丰富，每个人都能说出今天这个时代既是什么样，又是什么样的时代。所有的这些形容词归纳起来，我觉得这个时代跟一个字没有关系，跟一个“平”字没有关系，这个时代我个人认为它是不平凡，不平常，不平庸，不平静，所有的跟“平”字有关系的都能用上，你们看不平和，不平等，不平均，不平淡，等等等等，反正这个时代好像跟一个“平”字没有太大关系，你要用“平”字来组织这个时代，我觉得赋予不上。这个时期是对我们写作很好的时期，同时又是考验我们定力的时刻。

这个时代在提供资源方面给了作家非常丰富的可选择可思考的可以写作的东西，我想到了汪政对我的提问，我说我还有不止这些，我还写过短信，我还写过网络，我还写过时代快车，凡是这些东西，我一开始讲过在生活当中你做一个敏感的人，在当代生活当中有很多写作的资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极快、大家希望快的社会当中，大家心里又不太踏实的背景之下，作家怎么来调适好自己，去寻找写作的资源，这是一个。

第二个特点就是多，事情多，不是说过去的三十年没有发生过事情，但是近三十年发生的事情简直多得让我们目不暇接，每天有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脑海，所以我们的记性非常差。我不知道年轻人怎么样，我碰到做房地产的一个人，也是一位女性，年纪不大，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她前天去看过一个电影，叫《风声》，但是她今天已经忘记了，她一点儿都不记得那是什么电影，里面谁是谁就在脑边，但是就想不起来，她说她很恐惧。这个事情我也经常发现，我自己也会有，每天我们接触的信息太多了，它都会涌到你的脑海里去，一个人的大脑是有限的，这么拥堵的话也会堵车，也会中断，所以她这样讲的话我非常理解。

现在有一个词叫选择性遗忘，她问我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说是不是选择性遗忘，因为她做房地产的，一个人在人面前有多光鲜，在背后就有多艰辛。所以一个年纪轻轻的女性就做了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我们只会羡慕她，觉得她牛，觉得她运气好，或者觉得她有背景，但是我们看不见她背后的付出。你做房地产的压力比较大，如果说你看的一个电影是有关房地产的，你可能就不会忘，你看了《风声》，它跟你的工作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你就把它选择性遗忘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它实在是拥挤不下，但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不了解信息又做不到。现在有很多人每天早上起来先把电脑打开先浏览，你要是看了半小时以后，你的脑子就乱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能看。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假的，你刚看完十分钟以后，就说是真的了，这个信息量很大，反复也很大，你看完会觉得太累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人又禁受不住这样的欲望，很多人一上班就打开电脑，看微博，看人家说了什么话。搞写作的人都应该有定力的，但是我们都定不了，看的东西太多脑子就会乱。

为什么呢?你要慢一点儿，时代列车就给你扔下来了，谁都想赶上时代列车，但是谁在这个时代列车上都会抱怨，这就是现代的社会信息爆炸。信息太多了以后你失去了方向感，还有一个是真假难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就比如有一个电视台的栏目收视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请的真人真事来讲故事，这个节目很感动人，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些人真是愿意上电视，他把自己特别隐私的话题都愿意拿到电视上去说，都愿意让大家去收看，有很多是隐秘的东西都可以敞开来谈，我当时就有这个感受。后来人家告诉我这全是假的，全是请的农民演员来演的，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很投入地在看，会觉得现在的人很开放，他们可能因为太难受了才到电视台去说这个话，我觉得有些隐私是不应该公开的。后来才知道是有一条龙服务的。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就专门有这样的演员来演，演的真是像，比真的演员演得还好，因为你觉得是真实的嘛，后来却有完全被耍弄的感觉，真假不分。所以你对人的信任也好，什么事情一下子出来以后，我们的网民速度也很快，一件事情出来以后，成千上万件的事情就跟上来了，发现是假的上当了，然后再骂来骂去的，这个我觉得也是社会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会把人搞得很乱，这就是现在社会科技发展了以后，信息量处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海中见到得太多。见到了以后，第一你会很乱，你会真假难辨;第二你会认为这个事情的确定性，过去什么事情都是确定的，现在这个事情的确定性你会发生怀疑了。

有一次在车上听到一个朋友说，他能够看出别人自己提供的出生年月准确不准确，他说了以后，我忽然有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不确定性的考虑。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这是我家的事情，我们家在过去很多年里，有三个人在户口本上写的出生日期是二月一号，其实跟二月一号有关系，户口本上一共五个人，出现三个二月一号也不觉得奇怪。但是那次在车上听到的谈话，你真是那天出生的吗?真是值得怀疑。我现在过的生日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但不是二月一号，我甚至怀疑我母亲要记错了呢。这种不确定性就是现在的东西太多、真假不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在过去从来不会有人怀疑的，二月一号无所谓，八月一号也无所谓，都没有人会去认真的。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影响下，尤其是从过去那么刻板的生活当中过来的，在现在这个社会中，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可以那么说，尤其对娱乐界，对名人，还有对当官的，大家关注的对象，真真假假没有办法辨，当然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辨。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假的，人是真的，但是身份信息和名字都是假的，包括结婚那天请的老丈人都是假的。有人说假就假的呗，只要人是真的就行了。这种对生活的思考也是我们获取的一种资源，因为你作为写作者不能没有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在我们的写作当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人当你真情去投入了，最后发现是假的，你会很懊丧。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人的想法就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也是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写作资源。

第三就是利和义的一种关系，这是当下社会很关键的一步。利和义，我们都知道见利忘义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的社会这好像是正常的现象，谁不见利忘义?基本上见利忘义的情况很常见。其实这也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价值观、财富观受到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了，但是同时生活环境恶化了，一方面我们环境好，一方面我们环境恶化了。比如土地的利用，大量的资源流失，等等，我们要想想子孙后代怎么办。现在是有所控制，但是前阵子民间就传说卖了土地卖天空，就往高的里边造房子，这也是我们现在三十年的资源大量开发造成的。没有哪个发展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代价太大，代价超过了发展本质的东西，那就值得思考，那就值得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有一个段子说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餐馆里面打工洗盘子，这个餐馆里面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所有人全部放倒，只有这个中国留学生没有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怕什么，我是从中国来的，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三聚氰胺啊，塑化剂啊，什么东西都吃过。当然这是一个段子，但是也说明了我们老百姓的担忧。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的恶化跟利和义的处理是有关系的，如果不处理好利和义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环境，我们生活必需的环境就会发生变化。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财富观的问题。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英国人是个英国的普通市民，中了五百万英镑的彩票，但是他不去领这个钱，他就把这个彩票加了一个镜框挂在墙上，但是这个五百万我不要，这张彩票值得纪念。这也是一个财富观念。可能中国人穷怕了，看到钱就不得了，这个观念也影响了我们很多。

我就想起我们在三十多年前，我也是学中文的，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派文学，现在不知道我们同学有没有上这个课。讲现代派文学的时候，就举过几个西方的现代派作品，有几个话剧，我还记得有一个叫《椅子》，这个《椅子》是非常简单的舞台剧，就是舞台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椅子，然后有两个演员从舞台的这边上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穿过这些椅子从舞台那边下去，但是他们在不断地聊不同的话题，怎么也转不到舞台那边去，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人被物质给束缚了，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当时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是穷学生，我记得还清楚，我上的也是师范，师范每个月提供十几块钱的伙食费，但是我们女学生还会把十几块钱伙食费省下来买衣服买书，每天中午我和一个女同学花几分钱合在一起买个青菜，在这个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人被物质给束缚了，当时不能理解。

所以在三十年前，老师再怎么说，我们听不进去，因为我中午只吃半份青菜，我怎么会领会说精神的痛苦呢，只是说肚子很饿，那是肉体的痛苦。但是到了今天，你不得不承认，现在可以理解这样的作品，可以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现在都在讲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碗里，吃饱了就幸福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人是高级动物，他有物质的需求，也有精神的需求。有好多名人，当他一夜成名之后，财富滚滚而来，而且大红大紫，走到哪儿大家挤着你，太快了，于是一下子找不到自己了。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了解的人是不知道的，我非常能体会他们那种心情，一边忙得不可开交，一边又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这也是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找不到方向了，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利和义的关系。怎么样调整?在我们这个转型期要注意关注人的内心的精神世界，这是作家的一种好的资源，也是作家的一种使命。我觉得这个说使命太大了一点儿，但是作家确实可以通过反映人的内心的精神来反映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是我刚才说的许多许多的不，就是这个现象通过我们的笔来反映，文学说到底还是要写人的。

我们当下的写作资源，我们当下的社会背景，可能同学们因为年轻，感受没有我们这么深，但是你们可能也面临着对社会现象的了解，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父母辈也都会接触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当前社会不可回避的。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个什么年代，只有变化特别大，特别不能统一，这样的年代就是我们写作的最好的资源。

作为写作者来讲，面对这样的环境，作家是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可以做一些引领啊。我说作为作家你要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反映这个时代的现象，最后你的作品能够留下来，哪怕让后代来了解这个三十年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作家不是医生，作家他很难为社会指引方向，虽然有人说作家本来就是思想家，当然作家肯定要思考，但是即使是一个思想家，他也很难为这个社会开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你即使不能包治百病，你也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作家自然而然的责任感。

就讲到这样几个特征了，当然还有其他几个特征，我说的一个是快，一个是多、乱，还有一个是利和义的关系。在这样几个特点之下的文学创作是面临着既好又坏的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既好又坏，它才会成为最好的资源。因为快，它和文学的本质是相对的，文学我们知道是讲究的艺术，非常讲究的。过去我们读古诗，我们知道有句诗叫“僧推月下门”，或者叫“僧敲月下门”，关于这个推、敲就争论了很多年，到底用推好还是用敲好，推敲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容不得你慢慢推敲，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作品的语言也都是快节奏的，为什么呢?你慢节奏，读者也读不下去，作者也没有耐心，就慢慢地跟文学的本质有所背离。当然，不是说文学要固守自己的老古董，但是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同学们是文学院中文系的，你的语言如果很粗糙，如果语言的节奏快到让人目不暇接，那么文学的滋味就会减少。所以快捷的社会对文学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过去还讲究什么十年磨一剑，现在不要说十年，一年磨一剑你都赶不上，别人早就跑了，所以文学创作也受影响。

我觉得作家既不能不跟上时代的步伐，写作者要调适好在现代社会的心境。同时第二个我讲的是多和乱，我就说一个我自己写的手机的小说，叫做《我们都在服务区》，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这个小说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体验，我们现在都用手机，有了手机以后真的方便，什么事情，远隔千山万水都不怕，什么事情都不怕，很快就能解决的。但是它也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你有手机嘛，别人会找你麻烦，让你办事情。一方面我们享受了手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我们又被手机所束缚着，所烦扰着。我写的这个小说就不讲了，就是现代人的心态，既烦又离不开它，真正离开的是很牛的。我这个小说里写的就是现代人的心态，他又嫌烦，但是又离不开手机，最后实在不行了，他换了一个手机号码，换了号码以后不响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新号码，一整天他坐立不安，很难受，他已经不能适应安静的生活了，后来他又把他的老卡换上了，换上了以后又响起来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他又觉得很自然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感受。

因为我们读现代的作品，都能感觉到现代人的尴尬，现代人的进退两难，其实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比皆是。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对生活的敏感，我的着重点，我的资源，在现当代，就在当下，因为我在现代当中随时随地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写作的资源。

比如说讲到文学，刚才我跟几个朋友在聊关于文学的小众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文学对读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读者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要有一定的心境，要比较安静，现在具备这样条件的人不太多，你要具备很多条件你才能去读文学作品，否则很难读进去的，不怪任何人，这就是缺了一定的素养，我指的文学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现在的文学已经被切割成很多文学了，网络文学，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或者其他畅销的文学，我这指的文学还是用传统的创作方式和传统的通过纸媒来发表的文学，这种人不会很多，在任何社会都是比较小众的。

但是比较小众并不是受歧视的一个因素，文学就是在边缘，但是在边缘有边缘的意义和价值，不能说在边缘的东西，所有的都要消灭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观念，一个人一辈子可以不接触任何文学作品，他也能成长，也能成功，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有可能。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学，那一定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不说其他的，我们就说现在的古典四大名著，我们的唐诗宋词，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是很丢脸的。

我们现在为小众的事情来努力，不是说我的作品会留下去，但是一定会有作品流传下去，不是我的就是他的，会给后人留下财富。即使今天是小众，但是评判文学和文化，不能完全以受众的多少来衡量它的优劣。有人说小众的东西就没人看了，文学没人看就不应该搞了，就应该搞一个人人都看的。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昆曲，同学们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东西，是一个地方的戏曲，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都在保护它。它是在过去年代的贵族欣赏的非常慢非常慢的戏曲。它就是小众人非常欣赏的国粹的东西，但是你让劳动人民大众都去欣赏昆曲，那也不可能。但是你说昆曲就一钱不值了，也不是。如果来个歌舞团跳脱衣舞，大家可能都会蜂拥而至，你不能说脱衣舞比昆曲高雅多少吧。

所以我们作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一些努力吧，我们也不是说对自己的期望那么高，那不可能，一个是小说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或者引领这个社会那是不可能的，你做一点儿总比不做要好。

在这里面我就想到刚才说的文学的边缘，还有文学的特质决定了它不能物质化，现在什么东西都物质化，包括我们过去的艺术品，现在你看艺术品市场那么疯狂，这里边的现象都非常复杂。我们经常吃饭、开会，好多人聚在一起，聊着聊着就开始谈玉，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能掏出一块玉来，有的人在颈上，有的人在包包里，这基本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包括那些电视台的鉴宝啊，请专家评论这个东西，藏宝啊，最后一定要落在一个什么上，钱。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它值多少钱，这个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就踏实了。如果你看玉，看了半天，说这个玉怎么好，行话说了半天，其他人心里还是不踏实，最后一定要说出来它多少钱，大家心里踏实了。所以其实赏玉也好，玩玉也好，有精神的东西在里面，但是现在全部把它物质化。包括书画作品现在也炒作得很厉害，它有市场，现在书画也几乎变成纯商品了。

现在文学很难物化，最多我送一本小说的书给你，二十块钱。我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运还是文学的悲哀，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还在坚持。所以说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写作者，尤其像我这样关注现代生活的写作者最好的一种民间资源，因为在我的写作当中，这样的小说非常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展开讲了，今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我就简单地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