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斌 李 娟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这一要求表明，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和谐发展的新的农村社会。其中，“管理民主”体现了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强大的渗透力，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工具，是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报刊印刷传媒以其易保存、便传递、促思考等特征，更适合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的需要。做好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报刊出版物工作，有效发挥其重要的政治传播功能，促进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对湘黔桂毗邻边区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的孟冲苗寨、上岩坪寨（是彼此相连的侗族大寨，旧称“上岩大寨”，现为上岩村和坪寨村两个行政村）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志调查。

一、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对报刊类出版物的吁求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靠信息传播来维持的，传播也是政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张昆指出，“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介发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传播是政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也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它不仅为政治过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信息资源，型塑着人们的政治意识，调节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而且媒介系统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1]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少数民族乡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政治文明建设已经提到日程，并日益受到重视，而经济的发展也为其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谢岳的研究认为，“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它将分散的社会整合为一体化的共同体，使得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介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公民的政治学习提供了便利。”[2]新时期，要做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不同的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中的特点和作用是有区别的。

种类 优点 缺点报刊、书籍价格便宜、携带方便、便于保存收藏，适合对事件的背景、原因作深度的分析报道，有较强的可信度，读者有较强的自主性等时效性差,感染力较弱电视 形声并茂、现场感强、较高的时效性、娱乐性强不利于保存，按时间顺序，参与性差广播受众范围广,传播迅速，具备现场感和生动性，高度的想象力模式单一，转瞬即逝，单向传播，听众参与性差互联网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传播手段的多媒体化、传播空间全球化、实时传播、传播身份具隐匿性、传播内容的无限性和易检索性相关设备成本要求较高、网络的公信力问题

不同类型大众传媒的特点比较

从对三个民族村寨调查情况看，报刊出版物是最适合区域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需要的。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广播在民族村寨已日渐式微。孟冲苗寨的广播设备有故障，加上居住分散，基本不再使用；上岩村广播声音小，也基本不用。坪寨广播设备是后来新添置的，但摆设时间长，2011年暑假笔者在该村调查时，发现广播设备蒙了很厚的灰尘，显然很长时间没使用了。在驻村调查前后一年多时间里，该村广播设备仅使用过6次。坪寨村支书称，村农家书屋建成后，曾经多次向村民广播过。但从抽样调查收集的信息看，30个村民中只有3个人表示曾经听到过广播的信息，还有4个村民想了想说似乎广播过。这其中既有广播设备原因，但广播稍纵即逝的特点应该是主要原因。曾经到上岩完小支教的刘老师就表示过“像上岩，乡村广播基本就是一摆设，只用于开会前的宣传”。

在笔者调查的三个村落里，上岩和坪寨已经有了网络设备（2012年5月，孟冲苗寨也开通了网络），但基本上没有村民去上网查询相关技术和政策信息。据了解，主要原因是：一是上网需要一定的技术，没多少文化的村民往往受网络技术因素的制约；二是受物质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村寨上网费用是每小时3元，这对这些偏僻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村寨网吧主要是供小学生上网聊天和游戏使用。

网络对政治社会化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它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也具有不利的消极影响。“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依靠网络来完成，那么危险是较明显的，他们可能会把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任性、放纵、撒谎、不负责任、不守规矩等习惯，也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如果他们过早地接触网络，那么他们的社会规范观念会更加淡薄”。[3]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大力推行，电视在农村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在这三个民族村寨，电视普及率达到93%以上，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工具，主要还是一种娱乐化工具。正如施拉姆所说：“人们一生中经常看电视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提供了消遣的能力，其次才是它提供的知识性内容。”[4]

张昆指出，“电视重事件轻原因的描述方式，经常把人们或机构演绎为简单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在青年观众的脑子中会得到强化，从而不利于他们建构对于社会的完整形象。”[5]

报刊印刷出版物作为传播工具，其产生、发展和演变，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有序化的进程是一致的。波斯特曼指出，“出版物以逐行逐页的方式展示了一个严肃而有序的世界”，从而促成了“特定的思维习惯”。[6]黑格尔也说过，报纸是“现代人的早祷”，因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7]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张昆则指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报纸与其他的社会化媒体相比，一方面拉大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距离，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自主冷静思考；另一方面，报纸又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政治社会化工具。报纸的可控制性既表现在信息制作过程之中——政治权力可以利用法定的或法律之外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报纸编辑记者的传播行为，也会表现在传播过程之中，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其家长、老师就是他们接触外部世界的过滤网”。[8]

从目前少数民族村寨的政治发展需要和当前所具备的物质技术条件看，报刊印刷传媒无疑是最契合其政治文明建设需要的。

二、少数民族村寨报刊类出版物传播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1.三个民族村寨现有出版物基本情况

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三个村寨拥有的报刊出版物主要有村委会和村小订阅的报刊和村里的农家书屋。从报刊订阅情况来看，三个村寨基本一致，都是由上级政府统一订购的，从下拨的行政经费里扣除，大概需要经费2900元左右。从订购报刊的具体情况看，主要有：《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怀化日报》《边城晚报》《中国妇女报》《参考消息》《环球杂志》《人民之友》等，以党报党刊为主。

2010年10月由上级政府资助，上岩坪寨村建立了农家书屋，地址在坪寨村村委会2楼。据笔者实地调查统计，该书屋书籍数目大约在1200册～1500册。书刊类型主要有：科教、文学、少儿、法律、经济等，其中，文学、少儿类的比较多，政治思想类的读物较少。

2.三个民族村寨出版物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村寨订阅报刊出版物数量有了巨大提高，但存在以下几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行政统一订阅的多，个人订阅的少。行政统一订阅一方面对统一贯彻执行上级政策，推广有效经验具有强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村民报刊意识的欠缺。从三个村寨自费订阅情况看，由于村支部书记的偏爱，上岩村村委会自订了一份《知识博览》；在孟冲苗寨自订刊物中发现有一份署名为“志贤”的《文萃》和村卫生室个人订阅的《大众卫生报》。

二是刊物到村时间迟缓，严重影响信息的及时有效传播。2011年7月22日，笔者在孟冲苗寨吴书记家调查时刚好碰到吴书记收到别人从乡政府带来的村委会订阅的书报杂志，具体情况是：一份《人民之友》杂志，邮戳显示是7月13日从长沙寄出的；一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编辑部主办、ID为赠5232-1972的印刷品，7月10 从北京寄出；7月11日～18日的《湖南日报》各两份；7月9日、10日、11日、12日、15日、16日的《中国妇女报》各两份；7月12月～7月19日的《怀化日报》各两份（中间夹有武汉“拍拍速递”4、5期广告2份）；署名为“志贤”的《文萃》7月11日、14日和18日各一份；7月12日、14日《大众卫生报》各一份；7月17日《法制日报》一份。由于到村时间过于迟缓，加之刊物一般放在书记主任家里或者村委会，村民来借阅的就非常少了。在对南京来的到上岩完小支教的刘老师访谈中，她就表示“在村小支教期间，我基本不看报纸，报纸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已经晚了大半个月，成了旧闻了”。

三是内容缺乏针对性，村民阅读兴趣不高，书刊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上岩坪寨村有由上级政府资助建立的农家书屋（独坡乡仅乡政府所在地木瓜村和这里有农家书屋），但从书屋借阅登记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书屋刚建立的10月份，2011年元月份和2月份各有一人借，总数不过寥寥十几人。从对村民的实际调查情况看，大多数村民对村里建设了书屋的信息并不知晓，知晓的也多数表示借阅兴趣不大，主要是自己对书屋书籍感兴趣的不多。笔者调查了解到，书屋书籍以文学娱乐类和经济类居多，对村民有思想启迪引导作用和传播实用技术的偏少。即便是与村民发展关系紧密的技术类书籍也存在实效性的重要问题。在和一搞养殖的青年村民聊天中了解到，他曾经在搞养殖时去书屋查阅过相关的书籍，但不太管用，书上东西和村寨实际有许多不同，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总结才能有效果，因此，对去书屋借阅查询书籍的兴趣大大降低。另外，书屋设在村委会也给借阅带来诸多不便。

在对上岩完小杨校长的采访中了解到，村小建设有小图书室，主要是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图书室每周开放三次，由于没专人管理，放假期间不再对学生开放。而对村小学生的走访中了解到，学生在上学时偶尔会去图书室看看，但大多是翻看些有图画的书刊，总体借阅兴趣不大；许多学生表示，图书室的书看不懂，没味道。

三、充分发挥书报刊出版物在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政治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村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而国家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笔者在一年多时间的调查中了解到，将这种支持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要充分有效发挥报刊出版物在少数民族村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做好书刊的出版、发行，以及书刊在村寨的科学管理工作。

1.坚持贴近性，加强针对性，把好出版关

传播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传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是做好信源发布工作。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认为，“任何一项成功的沟通或说服行为，其传播内容必须满足四个必要条件：言辞意义是可理解的；言辞内容是真实的；言辞行动时正当得体的；言辞者的意向是真诚的”。[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出版物的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针对广大农村的出版物少，品牌价值差；而在这有限的涉农出版物中，大多数内容是与经济和技术有关的书籍，涉及启发农村农民思想，构建民主意识的内容非常少。少数民族村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村民现代素质的构建，民主意识的提高。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深刻认识到对广大民众“启蒙”的重要性。而这一启蒙进程在今天还远远未完成，尤其在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出版物在村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首先需要做好信源工作，把好出版关。

首先需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深入调研，有针对性地做好出版策划。村民并不是没有阅读需要，也不是缺乏阅读的兴趣。笔者在村寨调查期间，刚好从县城带来一本由独坡籍学者石佳能等编著的《独坡八寨志》。村民出于好奇来观看我读的这本书，由于书籍的地域和文化的贴近性，不少村民纷纷向我借阅翻看，许多村民指着书本上的插图骄傲地告诉我：“你看，这是我们村寨，这里是我的房屋。”有时，在一些村民的要求下，个别文化水平高点的村民还自告奋勇地为其他村民朗读和讲解书本内容。

从村寨调查的信息和村寨实际情况看，要做好针对民族村寨的出版物工作，还需要坚持贴近性，加强针对性，在出版内容选择上多选择与这些民族地区相关的内容，在叙述方式和角度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让村民切身感受到这些出版物内容与自己有着紧密的关系。

另外，针对少数民族乡村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实际情况，要多在增强通俗易懂性上做文章，充分利用“读图时代”的视觉冲击策略。图像语言的魅力在于“自然”状态的呈现。当代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在媒介领域的运用,图像符号成为一种可塑性更强的传播工具,它不仅能够呈现现实,还能够模拟现实,甚至能够达到像波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状态——图像本身就是纯粹的仿像而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至此图像语言的表达威力足以让其他任何形式的语言都望其项背。[10]笔者在平时和村民的接触中发现，村民往往对通俗易懂的图片类内容阅读兴趣最浓。

2.建立“绿色通道”，做好针对少数民族乡村的出版发行工作

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处在偏僻的山区，交通相对不便，加之部分人为因素，村寨的报刊出版物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到达。信息的滞后使得报刊印刷出版物在村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大大减弱。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相关部门拿出措施，采取对策。比如可以建立农村，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乡村的出版物发行的“绿色通道”，让出版物尽快地到达村民手中。从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情况看，村民往往能够第一时间从电视，甚至是网络知晓社会最新的政治信息，而以提供背景和分析为特点的出版物如果能够及时地配合电视网络信息传播，能够在村民第一兴趣点时给村民以更多更广泛和更深入的信息，这对启迪村民思考、提升村民民主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3.重视管理，加强引导

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村寨报刊出版物的拥有量较以前有了巨大改善；另外，少数民族乡村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为其潜在出版物的购买订阅提供了基础，这一点在调查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从三个民族村寨订阅报刊出版物价值实现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农家书屋由于缺乏相应经费，报刊书籍更新慢；缺少专职管理员，担任兼职管理员的村干部基本上是义务服务，而这些村干部往往也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支柱，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们忙于劳作，很难有更多时间及时地为村民提供借阅服务。因此，建议在管理中考虑聘请村里年长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老年人来担任书屋的管理员。一则他们时间比较充裕；二则由于不再是家里的主要劳力，薪酬往往不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样可以大大节约管理的成本。笔者在和村寨里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年人谈话中了解到，他们非常愿意做这样的公益性工作。

针对村民和小学生识字不多、理解力不强问题，要充分发挥书屋和村小图书室作用，还可以借鉴外面一些农家书屋的成功做法，如充分发动村寨的文化政治精英来做好针对村民和小学生的文化解读工作；通过精英的启蒙带动作用，有意识地加强对村民的引导，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

[1]张昆.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J].新闻大学，2006，（3）

[2]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陈卫星.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316

[4]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78

[5]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5-66

[6]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永喜译.电视与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7]马克·波斯特著，范静晔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4

[8]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91

[9]黄瑞祺.哈贝马斯：社会批评理论的大师[J].联合月刊，1982,（4）：128-135

[10][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M].//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