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到关系<br/>——翻译研究的“间性”探析

从实体到关系
——翻译研究的“间性”探析

2012-12-04冯全功

当代外语研究 2012年1期

冯全功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1. 关系本体论

总体来说,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研究经历了由始基本体论、上帝本体论到物质本体论、理性本体论、意志本体论的历史发展(王晓东、刘松2002:38)。这些都是单一的实体本体论模式,即把世界的本原归为某一独立不倚的实体或概念。除此之外,还有哲学家认为关系先于实体,关系才是真正的本体,这就是所谓的“关系本体论”。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就是该理论的典型代表。

“太初即有关系”(布伯1986:33)宣告了关系的本体地位。在布伯那里,有两个原初词:“我—你”和“我—它”,并且“原初词一旦流溢而出便玉成一种存在”(17)。经验世界屈从于“我—它”,“我—你”则创造出关系世界(20),故称述原初词“我—它”时,人便步入经验世界步并且驻足其间,称述原初词“我—你”时,则步入关系世界。在经验世界中,“我”是世界的中心,万物仅是可利用和被征服的对象(包括他、她);在关系世界中一切存在都是直接的、相互的、平等的,充满了“爱”和对话的交流。关系世界可分为三种境界,即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与人相关联的人生和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其中第二种境界最为“显豁突出”,因为其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倾吐原初词“我—你”,以营造真实的“相遇”人生。

“我—你”关系先于“我”的自我意识,仅当人把自身认作“我”时,即仅在“我”从“我—你”中分离而出时,“我—它”方可被称述(同上:38)。可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指的是具有本原性的“我—你”关系,而非泛指所有关系。不过,“唯有认清‘我—它’这种非本质的关系,才能确立‘我—你’真正的关系”(孙向晨1998:93)。

人只有凭借关系力量方可生存于精神,精神是对“你”的响应,是人籍以栖居的语言。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布伯1986:57)。布伯强调“之间”意在表明,他的出发点不在“我”,也不在“他者”,而是在“我”与“你”之间,这是与西方近代哲学主体性领域相区别的标志(孙向晨1998:94)。“之间”是“我”和“你”相遇的场所,预示着关系的发生和存在。“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布伯1986:27),“相遇”是对“之间”概念的动态表述(罗贻荣2006:104)。

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的还是本体论问题,只是把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变为今天的“关系本体论”(马妮、韩秋红2006:23)。布伯的“我—你”哲学便是明证。本文借“关系本体论”的视角探析翻译研究中的种种关系,即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以及三者之间的“间性”网络,并试图把“间性”提升到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本体地位。首先我们探讨一下翻译研究中几种实体本体论影响下的实体中心论模式。

2. 翻译研究中的实体中心论模式

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心经历了从作家(作者)到作品(文本)、从作品到读者(接受者)的两大转移(陈历明2006:9)。受文论影响,翻译研究也基本如此,只是多了一个译者维度,即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从古至今,不管其中心移至何处,翻译研究皆受实体本体论的影响,强调某一实体(如文本、译者等)的主导地位,忽略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2.1 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

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翻译发轫之时,作者就享有无上的权威,特别是涉及“神圣”文本的翻译。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的兴起,文本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文本的意义来自语言(文本)内部的结构,从而割裂了其与作者原意的联系。翻译也随之被认为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语言之间的对等转化,文本的意义与作者无涉。

2.2 从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

文本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读者的参与和接受,一旦读者因素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文本便逐渐退居到了幕后。随着当代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以及解构主义的兴起,读者很快成为了现代文论的主导因素。比如伽达默尔(H. Gadamer)为读者“偏见”的正名,已不再被视为理解的障碍,反而成了“视域融合”(理解)的前提和保障。在“偏见”合法化的基础上,接受美学引入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并强调读者接受对文本价值实现的关键作用。受此影响,翻译研究也开始重视读者因素,把读者反应提升到决定译文质量的高度,如奈达(E. A. Nida)的“功能对等”就是以读者反应来衡量译文质量的(2001:86)。另外,翻译研究中“归化”的盛行以及对译文可接受性的强调都是读者因素使然。

2.3 从作者、文本、读者中心到译者中心

后现代语境中,特别是在解构思潮的影响下,译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如韦努蒂(L.Venuti)的抵抗式翻译(抵抗“流畅”与“透明”,提倡译者“现形”),勒菲弗尔(A.Lefevere)的“翻译即改写”,巴西学者的“食人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的“劫持”和“妇女式操纵”等等,都是以译者为中心的具体表现。再如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构建,认为(2004:180)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如此一来,作者的行文意图、原语文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译语文本的可接受性、译语读者的期待和接受能力等,都被流放到了边缘位置。

不管以何为中心,上述都是实体本体论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对实体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有的论者干脆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文本、译者等)晋升为“本体”,造成翻译研究中“本体论的错位”(张柏然1998:47)。这种实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后果。布伯的“关系本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研究有必要从实体走向关系,走向“间性”,走向“你”“我”(实体)之间的和谐共存。

3. 翻译研究中的三大“间性”

“间性”预示着关系,是关系的抽象概括。翻译研究中,“间性”主要指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三大“间性”以主体间性为基础和枢纽,因为“与人相关联之人生最为显豁突出”(布伯1986:127)。“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同上:57)。同理,翻译研究的“精神”亦不在某一实体(文本、主体、文化)之中、而是伫立在文本之间、主体之间、文化之间以及三者相互交织而成的“间性”网络中。

3.1 文本间性

文本间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受巴赫金(M. M. Bakhtin)复调思想的启迪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文本之间相互指涉和渗透的关系。文本间性亦被译为互文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因为文本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狭义的文本间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秦勇2003:21)。在翻译研究中,经常使用狭义的文本间性,即译语文本与所有其它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本文亦然。

卡特福德(J. C. Catford)把翻译描述为用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来替换另一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的过程(1965:20)。既然翻译是不同语言间“文本材料的替换”,那么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着可以论证的、相互指涉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对等的,也可以是不对等的。如此看来,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之间也是一种文本间性的关系。与传统的文本间性相比,此种间性更强势,即相互指涉的程度更高,特别是“全译”。翻译是文本引发的文本生产物(Neubert & Schreve 1992:2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关系。可见,文本间性不仅可以指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与其它所有相关文本的指涉关系,还可以指两者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如此理解,便扩大了翻译研究中文本间性的内涵,并使之与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和文化产生了更为密切的关联。

原语文本是作者意向的体现,译语文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译者的个性和“偏见”,故文本间性亦暗含着主体间性的维度,尤其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文本间性的深层本质是主体间性”(秦勇2003:21),该论断颇有洞见。故对译者来说,应把原语文本视为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你”,而非任意宰割的对象“它”,要充满爱心地把“你”引领到译语文化中,设法赋予“你”相应的或更好的生存资质,从而让“你”(原语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3.2 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亦称交互主体性,最初由胡塞尔(E. G. A. Husserl)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主体间性在不同哲学家的理论框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然而,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它形成了几个稳定的特征: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主体、平等共存的关系;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存在差异;各主体之间不断进行交流与对话(罗丹2009:58)。从广义来讲,主体间性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具体内涵是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超越自身界限,涉及同样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的他者的方面和维度(王晓东2004:22)。就其本质而言,主体间性就是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平等交往、和谐共存的对话关系。主体间性的出场有利于遏制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消解把他者对象化的倾向。人生存在关系之中,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好其它关系的基础,故主体间性在所有具体的“间性”中最为重要。

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本以及文本之间的转换,也包括所有相关的主体因素和主体之间的关系。“翻译主体研究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甚至还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陈大亮2005:3),在此群体系统内,发生相互作用和关联的不仅有作者、译者和读者,还有发起者、委托人、出版者、批评者、研究者等。主体因素是翻译研究中最活跃、最易产生矛盾的因素。不管是以作者、译者、读者,还是以赞助者为中心,都是单独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遮蔽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主体性应表现为主体间性,主体性的发挥应以主体间性为前提和指归。翻译研究要通过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走向关系,达到和谐。

“人天生就是一种对话的动物”(杨矗2009:212)。翻译涉及众多主体,故“翻译是一种复调的对话”(陈历明2006:100),或者说,“翻译是‘我—你’之间的对话”(Robinson 2006:97),各个主体皆可参与其中。这种对话强调所有相关主体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整体,不以某方为中心,而是始终贯彻平等对话的精神,坚持“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巴赫金1998:144)。平等对话是主体间性的真谛,因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340)。主体间性要求独立的、平等的不同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翻译研究中,各个主体都有权利、有义务参与对话,在对话交往中寻求真理,寻求主体之间的和谐。

主体间性应以和谐为取向和指归,翻译研究亦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成于和,生必和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翻译之道在于‘和’”(郑海凌2005:8)。和谐以差异为基础,唯有差异方可生生不息。故翻译主体之间的差异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翻译主体“超视”和对话资质的核心要素。“和谐是一种关系”(周来祥2007:35),也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往中。主体间性是通向翻译主体之间和谐的康庄大道。

主体间性对翻译主体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翻译主体应有的本真存在,在不否认主体性存在和发挥的同时,希望建立译者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共在(葛校琴2006:225)。翻译主体之间“交互主体性的共在”就是布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我—你”式的存在状态,是通过“相遇”和“对话”实现的、真实的、和谐的人生。这是翻译研究的终极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的终极目标。

3.3 文化间性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文化间性的问题也随之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化间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主体间性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王才勇2007:46),因为文化间性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因而也分享着主体间性的特征。有论者认为,文化间性指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借鉴的内在关联,它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理解沟通为指归(蔡熙2009:84)。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所以文化间性在翻译研究中亦十分重要。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在促进各民族的平等交流中更是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往往有“暴力”因素存在。如强势文化以自己为中心,对弱势文化进行任意宰割,并刻意向弱势文化输出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任务之一便是研究翻译在殖民化以及去殖民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obinson 2007:6)。殖民意味着权力的不平衡,权力的不平衡便会导致文化上的不平衡。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导致了文化之间不平衡、不和谐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调差异、对话和平等的文化间性便得以凸显。文化间性以相异性为前提,唯有在相异的事物之间才会出现交互作用式的对话关系(王才勇2007:46)。文化自我只有在文化他者的关照下才能被识别和定位,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翻译不只是为了“求同”,更是为了在“求同”基础上“存异”。正如加利所言,“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许钧2003:437),故翻译的使命在于维护各种文化的完整性,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指归”(蔡熙2009:83)。文化间性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中主体之间的交往上,这就要求翻译研究的各个主体,特别是译者,在文化交往中要具有对话精神与和谐意识。“和而不同”应是文化之间的存在状态,是文化间性的主旨所在。

3.4 三大“间性”之间的关系网络

翻译发生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涉及不同的文本因素、主体因素和文化因素,故翻译研究中不仅存在着文本与文本、主体与主体、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文本与主体、文本与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除了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在主体与文本之间存在的还有作者与原文、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读者与译文、评论者与译文等之间的“间性”。三大“间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粗略表述:主体间性物化到文本中便是文本间性,投射到跨文化交往中便是文化间性,文本间性承载着一定的文化间性和主体间性。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复合间性”的概念,即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间性”(刘悦迪2004:65)。当然也可以把文化间性引入到“复合间性”中,不过笔者在此一律用抽象的“间性”来指涉这种网络式的关系存在。

翻译研究中不同文本、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 翻译研究中不同文本、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网络图

在翻译研究中,文本间性并不局限于原文和译文之间,还包括与原文和译文发生直接指涉关系的所有文本;主体间性也不局限于作者和译者之间,还包括读者、赞助者、出版者、评论者等所有与翻译直接相关的人;文化间性亦不局限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还包括与翻译活动发生关联的其它文化。可见,“间性”是“在……之间”的“间性”,这和布伯的精神存在寓所和巴赫金的真理发生场所(“之间”)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

4. “间性”在翻译研究中的本体地位

哲学本体论最初研究的是宇宙或世界的本原问题,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老子的“道”等,都属于“实体本体论”范畴。后来本体论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论,尤指人的存在。本体就是事物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本体论则强调对象‘如何是’”(张柏然1998:48)的问题,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便是“道”作为本体的经典论述。

从上述翻译研究中诸多“实体中心论”模式中可以充分体察到“实体本体论”的深远影响。很多学者甚至把某一(些)实体(即翻译研究的对象,如文本、译者、意义、语言等)视为翻译的本体,这是“本体论的错位”,不足为训。比如谭载喜教授,他认为(2002:10)就翻译的本体而言,“以文为本”是翻译的正道,而“以人为本”是翻译的辅道。还有学者认为翻译本体研究是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而翻译研究的本体除转换过程之外,还包括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以及对转换过程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因素(谢天振2008:9)。虽然谢天振教授也是把对象视为本体,但他对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区分还是颇有洞见的。

布伯的“关系本体论”为我们审视翻译(研究)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太初即有关系”,关系化生万物,故关系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是”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在布伯那里,作为本体的关系只是“我—你”关系,而非所有关系。这属于“本体论的浪漫化阐释”(王晓东、刘松2002:42)。“关系如果作为本体,就不能只是关系中的特殊情形”(同上)。在此,笔者把布伯的“关系”泛指为所有关系,但是在泛化的关系中融入布伯所强调的交往中的“爱”、“平等”、“对话”等精神。

“间性”是一种关系范畴,故具有本体论的地位。“‘间’是万物之本、一切的根本”(蔡新乐2005:157),“间”的问题不仅是翻译的历史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的问题(同上:164-165)。蔡新乐教授的“间”与本文中的“间性”在实质上并无二致,都强调“间”的本原性。具体到翻译研究中,又该怎样解释“间性”的本体地位呢？

翻译是在“间性”中诞生的,相关实体(包括主体)之间的“相遇”共同催生出了翻译。主体(潜在的作者)只有与原语文化和其它相关文化“相遇”,才能创造出原语文本,这是翻译的前提;主体(潜在的译者)只有与作者、原语文本、原语文化、译语文化等“相遇”,才能进行文字转换,进而生成译语文本;主体(潜在的读者)只有与译者、译文文本、译语文化等“相遇”,才能赋予译语文本以价值和生命,完成翻译的使命;译语文本只有与译语文化“相遇”,才能在译语文化中扎根生存,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译研究中,这样的“相遇”不可胜数。“相遇”是“在……之间”的“相遇”,是布伯哲学中“我”与“你”的“相遇”,是“间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间性”创造出了译语文本,变潜在的主体为现实的主体,促成了整个翻译过程的发生和翻译价值的实现。“间性”是翻译的本体,也是翻译研究的本体。当然,翻译研究中的“间性”并不局限在不同的文本、主体和文化之间,还包括思维间性、学科间性、语言间性、理论间性、种族间性、性别间性等在内的“间性”网络。

“间性”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的深层逻辑是对平等、对话和文化融合的阐释(杨柳2005:22)。可见“间性”作为关系范畴、作为本体概念,已融合了布伯“关系本体论”中“我”与“你”之间平等对话、和谐共存的初民精神。本体论问题的实质是人如何成为人,人的世界如何成为人的世界的问题(马妮、韩秋红2006:23)。“天地间,人为贵”(曹操·度关山),故在翻译研究中,主体间性在所有具体的“间性”中最为“显豁突出”,是整个“间性”网络的基础和枢纽。

5. 结语

当代西方哲学从“实体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其中以布伯的“关系本体论”最为明显,最具代表性。“关系本体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思考问题时要从实体之间的关系切入,注重关系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实体。“间性”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本体范畴。翻译研究中的“间性”探析有利于认清翻译的本体,即什么是翻译的问题,进而把握翻译的本质,即翻译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1988:8)的精思之路。

我们从翻译研究中的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提取出的“间性”不仅是翻译的本体,同时也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翻译研究转向“间性”有利于克服以往实体中心论研究模式的局限,把实体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寻找间性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根本指向(金元浦2002:8),那么探析“间性”更是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根本指向,也是实现“和谐翻译”(冯全功2010)的学理基础。

Catford, J. C. 1965.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ubert, A. & G. M. Schreve. 1992.TranslationasText[M]. Kent,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ida, E. A. 2001.LanguageandCulture:Contextsin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Robinson, D. 2007.TheTranslator’sTur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Robinson, D. 2006.TranslationandEmpire:PostcolonialTheoriesExplaine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巴赫金.1998.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访谈录(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等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蔡熙.2009.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1):80-84.

蔡新乐.2005.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大亮.2005.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3-9.

陈历明.2006.翻译:作为复调的对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冯全功.2010.试论和谐翻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4):38-43.

葛校琴.2006.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