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今日谈论学术体制与大学知识分子[此处所谓“知识分子”，仅指大学、科研机构里以专业知识为业的教师等从业人员，而不是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见《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95页），那种人的出现在今日大学为小概率事件]，很易流为愤慨之辞，甚至沦为对大学怀有最低信任的媒体的“共谋”。实在而言，媒体的立论方法，非我之所乐从。大约因为年近不惑，我已很不习惯仅从某种单一立场去衡事论人，哪怕它拥有正义或道德的名义。数年前，曾有媒体记者造访，要求我就大学学术抄袭略表意见。我答曰：学术抄袭仅为稀见个案，我所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二十年来未闻一例抄袭；此种小概率事件，较之媒体之新闻“制作”，较之官场之公权力滥用，实无可论之处，若君诚关心腐败，不妨采访贵报总编，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媒体堕落的机制与路径。这一说法自然不能见诸报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学界真无腐败，或不严重，只不过我并不如“南方报系”那样热爱民国大学体制乃至民国的一切，亦不如部分知识者那样，将今日乱象丛生之学界看得一无是处。依我有限的了解，建国六十年（尤其近三十年），我国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越，远非民国可相提并论。诸如载人航天、尖端武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核电利用等技术，实已处于世界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