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顿

乡村，是主要的方言流通区，在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以方言俗语来表现它的细节，来贴近它的生活，可使作品更加鲜活，更加有味道，也更加有特色。当然，这样的方言运用不是照搬原话，以致造成阅读障碍，而且有许多方言也无法直接落实成文字，它必须与普通话交相融合，这样的语言落实到文本上，不体现为发音的不同，而是以其独有的语言逻辑、思维方式，以其独特的语气、习惯、修辞来承载地域风俗与特色文化。在这种创作实践方面，“山药蛋派”是一个典范。山西的作家，从赵树理到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再到目前活跃着的一批年轻的作家，发扬和流传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取得了实绩，产生了影响。当然，在世界文学广泛交流的现状下，他们也尝试着更多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局面，然而最能显示成绩的，还是这样的乡土文学。比如近年来连续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李骏虎，在“城市”多年、“现代”多年之后，逐渐将笔触转向乡村，以方言书写细节，打开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创作局面。本文将对其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进行分析，以作以上观点的诠释。

一、方言俗语是流动的讯息

方言和俗语是分不开的。许多俗语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方言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离开了这样的土壤，就没有这样的说法与效果，正如网络催生了许多新词、新话一样。同时，方言俗语不是赵树理笔下李有才的板话，它们是没有版权归属的，其原创者是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人，而且它们不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使用中创造、在创造中流传的。其一大特色是运用修辞，这些修辞有的是已经命名的，有的依然无法归类。最显见的修辞是比喻。比如给兰英拉皮条的老金菊表述自己出身的不好，说：“我出嫁时我娘给了我一对银镯子，轻得跟麦秸编的一样”。这话一看，就知道这个故事一定不是发生在江南。人们总是习惯于拿最熟悉、最普遍、最亲近也最易想到的事物来作比，因此，作物，是可以为人物定位的，也因此，仅凭一句话，就反映了一部书的地域特征。后面的故事中有一句俗语与此形成了对照。红芳决定要贩苹果，跑到邻居家去借秤，邻居婶子说：“红芳呀，不收秋不打夏的，你戴这么个大草帽子干啥，我都没认出来。”——“不收秋不打夏”，透露的还是一年收割两季的北方地域特征，所谓“打夏”，意即收麦子，与“麦秸”正相呼应。

俗语又因表达需要与作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母系氏家》中最惯用的一种是“隐语”，一种“话中话”的说话方式。比如兰英和长盛第一次偷欢，兰英“先放下枕头，再铺好被子，最后把自己脱光，钻进被子里去。长盛呆呆地看着，不解其意。兰英睡好了才说：‘要做夫妻就正儿八经做，别急急火火像做贼。’长盛笑了，心说这媳妇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兰英呵斥道：‘你还不脱，等着过年啊？’”——“等着过年啊？”这样的话，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反正她就是不直说，她就是要遮着，而她又不是故意遮着，这不过是大家在面对“慢人”的时候所习惯的一种修辞而已。后来兰英做了婆婆，与儿媳妇不和，儿媳妇红芳对别人说：“我跟上人去河西贩苹果，闲着也是闲着，省得在家里让别人的眼窝不好受。”虽然未指名未道姓，也没有讲一件让她不开心的具体事，但是听者一听便能够明白，这也是一种“隐语”的效果，这种简洁的沟通，是大的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投射作用的结果。

对于浸淫于一个大的地域文化语境之中的人来说，许多话是不用明说、直说的，对话人之间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以“意会”的本领，虽然外人听来跳跃性极大，同一环境里的人却是可以听懂的。当兰英一家决定抱养兰英哥哥的孙子之后，女儿“秀娟问她妈：‘我舅舅那里说定了吗？’兰英说：‘那是我哥，又不是外人，他还要咱的钱啊？’”——正是由于对方是娘舅，所以秀娟不好直说。不想后来舅家还真要钱了，却也因是亲戚而没明说。兰英领着儿子、儿媳、女儿一块儿到了医院，兰英见外甥媳妇不舍得孩子，就对嫂子说，别急着出院，养好了再回去。“嫂子说：‘不了不了，这就回啊，就等你们把娃抱走呢。等下就办出院手续。’兰英看她一眼说：‘福元装着钱哩。’嫂子就吩咐她儿子：‘你去和福元把住院费算了。’”——一方含蓄着说，一方就挑明了表明自己有准备、很坦荡，互相都照顾了面子，给了个台阶下。然而这个事情还没结束，背着兰英，舅家又让福元出两千块钱“营养费”，福元一时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出去借。舅舅回到病房，依然用了心机，不说福元借钱去了，只说住院费福元已经交了，手续还没办完。——住院费都交了，那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完呢？如果说前面的“隐语”是为了提醒对方，这里这样说就是欺瞒了，可是，这也是生活中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只是，此时的动机不再有给对方台阶下的成分，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遮脸了。

“隐语”而外，还有说反话的时候。红芳煎药治不孕，兰英对药味过敏，可又渴盼着抱孙子，只好“难过地躺在床上骂自己：‘把我呛死了吧，快把我呛死吧，呛死我你们就都舒坦啦。’”骂自己，并未说明她的软弱，恰恰由此反话、狠话可以看出他的强势来。换个场景，又该别人对兰英说反话了。兰英在路上遇上了长盛的婆娘桂香，桂香“在哼哼唧唧的孙子头上打了一巴掌，提高嗓门说：‘哎呀，我的好孙子哩，我叫你爷爷行吗？把人累死了！什么时候我能熬出头来，学学人家那些没儿没孙子的，也享几天清福。’”桂香指桑骂槐，图了一时嘴上爽快，不想兰英偏不生气，反而像模特走猫步一般在她面前卖弄起身材来，着实戳中了这个干了一辈子粗活的女人的软肋。受此刺激，便有了桂香这样的心理活动：“可是桂香不能认输，人活一口气，跟兰英明争暗斗了大半辈子，纵然明知自己已经落败，也不能耷拉下翅膀让人家踩到背上拉屎，越是落败，越要高姿态，宁让你恶心死，不能把自己窝心死。”——这样的语言，土得掉渣，却又形象、准确，不是文明语境里的“普通话”所能比拟的。

女儿秀娟要从家里搬出去一个人住，兰英“大骂她女子：‘你着了鬼了，你不得活了，你让我把脸往裤裆里装着活下半辈子啊！’”兰英嫌村里婆娘玉翠胡说八道，就骂：“那嘴上也不安个栅栏！”玉翠儿子犯了事坐火车跑了，玉翠让福元拉她去火车站，“福元笑了：‘迟了五百年了，火车这会儿到上海了！’”寡妇莲入了个教，常跟别人聚在一起唱经，秀娟问她，你不信它还跟着唱什么歌呢？“莲重重地叹口气：‘我日他先人的，这不是日子不好过，跟上她们瞎胡唱一唱，心里轻快么。’”等等。在《母系氏家》中，像这样鲜活、夸张、个性的语言俯首皆是，烟火味儿极浓郁，氤氲着生活的热气。这就是方言俗语的作用。小说人物的语言不能太规矩，不规矩，才有“人气”。

二、层层细节敷衍全部生活

李骏虎出道至今，其所有的小说都胜在细节上，每部作品都由细节推演构成整个故事，那样一种抽丝剥茧的叙述方式，既密实，又韵味十足。《母系氏家》依然如此，故事梗概一下，并不复杂，然而如果只保留这样的梗概，就像吃鱼只吃了骨头而把肉和汤一并舍弃一般，没有了味道。因为人物的表现不是只体现在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上的，其言其行，其思其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这个有机的整体融入到具体的生活语境中，才能成就一篇好小说。

细节对故事的方向性推动是毋庸置疑的。儿媳红芳借了邻居的秤去贩苹果，出村时碰上了老长盛，她刚刚得知长盛与婆婆年轻时闹过“绯闻”，因此心里发慌，不小心就给摔倒了，把秤落在了长盛手里也不知道。而后就给了长盛借口。几十年未进兰英家的大门，长盛提着杆秤“大摇大摆”地就又去了，从此，兰英和长盛这一代人的故事就“一笑泯恩仇”，翻了过去，又一茬年轻人走到了前台。因此可以说，“丢秤”这一细节，带来了“还秤”这一“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你说这是偶然它也必然，你说这是必然它也偶然，细节与方向，在现实中就是这样锯齿般差互的。

老长盛第一次上门见了兰英，第二次上门见了七星，与这老两口相见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的。先是兰英，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正在挑米里的石子儿，看见长盛“吓得脸都白了”，“慌慌地张望被长盛高大的身躯遮住的大门，手在簸箕里抖”。她如今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怕丢人。可是，毕竟二人不是平常交情，稍一定神，兰英在长盛面前又摆起了她的万种风情。再是见七星。长盛无聊，本想找兰英的，兰英却不在，只有七星坐在树荫下喝茶。“看到院子里不是红芳和秀娟，长盛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略微想了想，就走了进去，步幅明显比刚才快些，有力道些。”媳妇、闺女都不在，只有自己欺负过的“矮子”七星，长盛的心理优势就来了。而七星呢？“看看长盛身上的短袖汗衫，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冷不热地说：‘坐下吧，喝茶吗？’”——看衣不看脸，更不与之对视，二人心理状态显然。长盛的心理无需探究，七星这样的眼神，是出于胆怯还是厌恶呢？这一细节是值得咀嚼的。虽然，七星“再次感到了这个土匪对自己的压迫，好像做了亏心事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就据此认定是七星怕长盛，因为他虽然善良，却一直敢于担当，此时，或许他更多的是怕面对一个事实，不想由此人想到彼事。——在这样的细节里，人物形象就得到了加强。在很大程度上，能否成功把握这样的细节，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文学性和文学水平的高低。

因此，细节的作用是双方面的。这一点贯穿着《母系氏家》全书。又比如写土匪长盛的出场。土匪长盛是兰英的第二个相好，是从外乡流浪过来的手艺人，他到南无村来修盆补锅，被熟读《三国》的桂香爹给看中了。桂香爹初见长盛，马上想起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就想让长盛做他女婿。老汉把长盛邀到家里，长盛把脸一洗，露出了个红脸膛，“这下又像了关云长了，老汉越发喜欢”。而后老汉请长盛喝酒，长盛“喝好了抡着比刘备还长的胳膊像张飞一样大嗓门说话，老汉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恨不能当下就让闺女和长盛拜了堂”。《三国》人物在老汉心里的轮番出场，道出了桂香爹对《三国》的痴迷，对长盛的喜欢，同时也将老汉和长盛的人物形象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更为故事将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样“英雄”的一个汉子，岂能不被别的女人惦记？于是就有了兰英向长盛借种以及由此而起的一系列故事。——刚说了长盛像刘备，紧接着他就表演了起来，当老汉试探着问他是否想安稳下来时，他“早察觉了老汉那点心思，借酒遮脸，眼泪就下来了……”长盛与刘备，在此取得了“精神上的统一”，其形象很是传神。

而且许多对逝去时代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可以唤醒我们对过去鲜活而丰满的记忆。比如在写喜欢秀娟的知青误伤人命后，人们如何协调善后的事时，似乎不经意地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进了门，金娃妈正和银娃家的女子在院子里听广播，听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婆婆子坐在屋门口的广播下，还是听不见，见金娃进了门，就说：‘金娃，你到水瓮里舀碗水，浇到喇叭的地线上。’金娃不耐烦地说：‘浇了水你也听不见！’”短短的一节描写，似乎是个闲笔，却将当时的时代特征涵盖了进去，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人，一定可以由此而触发更多的东西。

七星心里恨兰英，却又不敢直接表露，只是偶尔忍不住了在儿女面前说一声“你妈就不是个人”。这样的“背后骂人”是对七星性格最准确的写照，也是七星和兰英的关系的最简要概括。福元感叹同村的海峰和彩霞两口子比自己日子过得好，媳妇红芳马上说：“你别提彩霞啊，我俩一年嫁过来的，我没人家好看，人家会生娃，我也不会，你妈老拿我和她比；现在你又拿我和她比，嫌我没人家会过日子，——你看见她好，干什么没有娶她？现在后悔也晚了！”很显然，这样的话很无理，严重跑题，可是这又是非常真实的，生活中，许多误会就是这种惯性的自我保护性思维造成的。等等细节，全是生活，也全是味道。

事实上细节与方言俗语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着的，二者并不孤立。作品第三卷的主体部分，曾以《前面就是麦季》为名作为一个中篇发表，并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一部分的故事是从小孩过满月这样一个风俗庆典开始的，对这样一个家庭庆典的细部描写，既展现了地域风物、风情，也推动了故事的进一步展开，人物出言即是风俗，出手即是伏笔，细节与方言俗语得到了完美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