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童 杨津涛

远去的飞鹰

在目前史料中，1943年3月，美国国防部在中国成立的由陈纳德准将任司令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是由清一色的美国空军人员组成的。而记者经多年寻找查证，发现第14航空队里竟然有中国空军，他就是曾在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服役的P-40准尉飞行员陈炳靖。

近日，笔者赶赴香港，采访了已94岁高龄的陈炳靖先生。当年他在越南上空被击落，曾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江湾美军战俘营、南京老虎桥监狱，后任台湾驻菲律宾使馆武官。

赴美受训

陈炳靖，祖籍河南颖川，1918年生于福建莆田，毕业于厦门海事学校，中国当年的船长几乎清一色来自该校。1937年末，从海事学校航海科毕业的陈炳靖到上海实习，目睹了日本飞机的肆无忌惮，愤而弃航从军，到杭州笕桥考入中国空军12期。

1941年11月，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再战。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秘密协议，从12期学员开始，全部秘密送到美国受训。

这批学员在美国亚里桑纳州首府凤凰城雷鸟航校（Thunderbird）完成从初级到中级（基地：Williams）再到高级飞行（基地：Luke Field）及战斗训练。1942年12月，他们乘船经迈阿密、巴西（此时美日在太平洋激战正酣，回国必须绕至南美）、印度回到国内。

一同回国的战友归属不尽相同，1943年3月，陈炳靖被分至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成为一名准尉飞行员。陈炳靖告诉记者，当时不止他一人被分到第14航空队——1943年4月9日，75中队蒋景福在湖南零陵空战中殉国；7月8日，76中队符保卢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飞行机械事故中牺牲；8月27日，74中队毛友桂在桂林空战中殉国。到陈炳靖最后一次出任务时，14航空队只剩下他一名中国飞行员。

中国空军飞行员加入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非常奇怪。至今，从将军到普通飞行员，记者遍访所能访问到的中国空军，查阅所有史料，也没有搞清楚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与美国政府协调，以至于出现了清一色的美军部队闯进中国空军这个历史谜团。陈炳靖告诉记者，很可能是战争年代，当局把他遗忘了。

老人后来到国民政府“国防部”工作，在那里，他又得知，后来任“中华民国”空军司令的乌钺也曾在第14航空队308轰炸大队服役。陈炳靖告诉记者，乌钺他们更苦，没飞机可飞，只有在美军出任务时，才能跟机“实习”，驾驶不了飞机，却要跟着出去挨打。乌钺后来告诉陈炳靖，几次任务后，没被打掉的他强烈要求，调到中美混合团。

第14航空队飞行员的个人装备倒是完全按照美军规定配备，从用于武装的自卫手枪、腰刀到针药、净水剂再到高热量巧克力等生活用品。相比之下，中国空军显得寒酸许多，陈炳靖没有点45自卫手枪，只好偷偷去黑市买，然后告诉美国同伴，是自己的政府配发的。

越南上空被击落

23大队下有3个中队，分别驻防昆明、桂林和零陵，3个月轮换一次。

1943年10月13日，第14航空队21架B-24重型轰炸机奉命前往越南海防轰炸日本船队和仓库，75中队17架P-40的任务是为B-24护航。

起飞命令下达后，下达命令的美军作战参谋特地返回陈炳靖的飞机前，大声对他说：“Remember！Don't do stupid things.”（切记，不要做傻事！）陈炳靖点头。美军参谋的意思很明确，如果真的被俘，千万不要去“成仁”，而是要活下来。

飞抵越南海防轰炸目标后，21架轰炸机依次列队向下投弹，陈炳靖和同伴们在高空盘旋警戒。投弹结束后，队长一声令下，机群飞回中国昆明。

飞到河内东北部，战事突发，日本人驾驶30余架零式机挡住回程，开始拦截攻击。陈炳靖和队友马上投入战斗。

当时空战是谁争取到高度谁就可能最后胜出。遵循这一战术准则，陈炳靖迅速占位，一阵翻腾追逐后，终于击落左下方一架零式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那架飞机一直冒着黑烟不断下坠，日本飞行员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年轻的准尉视线一直瞄着那架冒着黑烟的零式机，看它最后是否坠落。

“哒哒哒”，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后，陈炳靖所驾驶的P-40右座舱罩被打破，座舱内冒出一股青烟。陈炳靖迅速推杆加速向北，P-40速度起来后，他才往后斜看，两架零式机在后面紧追不舍。

继续加速。受伤的P-40吼叫着疾驰而去，追击的零式机悻悻返回。

陈炳靖迅速检查座舱中弹情况，敌机子弹射中右舱盖后爆炸，他的背部剧烈疼痛，胸前有血迹。他分析应该是座舱破裂后，碎片击中座椅背后保护钢板，反射打入右肩背部。

P-40机身下面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根本就分不出国境线在哪儿。又飞行了一会，陈炳靖只能大致估算到中越边境了，下面还是原始森林。他判断不仅是座舱盖击碎，连引擎的散热系统都被击穿了。飞机高度一直在下降，尾部出现了白烟，并逐渐扩大，冷凝表的指针快速下降，滑油的温度急剧增高，发动机即将爆炸，必须迅速离机。

当飞机跌出云层后，陈炳靖翻身准备从右侧离舱，但右臂毫无力气，复又回座，再次以左臂翻身出舱。

出舱后陈炳靖习惯性地用右手拉伞扣，发现根本不能动，只能费力地改左手拉脱。伞包打开后，人已经从最后一层云中穿出，来不及细想什么，在一阵啪啦声中，陈炳靖落入了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一切声响静止后，陈炳靖四下观望，降落伞覆盖在一棵老树的顶部，自己的身体悬吊半空，还好，双脚刚好踩在离地大约二十寸的横枝上。他用左手拔出伞刀切断伞绳，身体随即失去平衡，一个侧身摔到地上，当场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陈炳靖苏醒过来，检查伞袋，内有消毒液一小瓶、巧克力一小块、救生钓具一组、防蚊网一副，再无其他。他用消毒液涂抹左手能够及到的伤口，然后沿着一条小溪顺水下行。受训时教官讲过，溪水的尽头，就能找到人家。

陈炳靖沿着溪流白天前行，夜宿山洞，到了第三天，溪流中断，必须翻崖另寻他路。已经结痂的伤口因用力重新撕裂，陈炳靖因失血过多而昏迷。到了第六天，他饥渴难耐，实在无力前行，躺倒在一处草寮。

法军救助，引渡日本终成战俘

陈炳靖告诉记者，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草寮是法军的一个巡逻哨，方圆10公里内，再无人烟。

到越南出任务之前，美军的作战参谋在下达命令时曾特别说明，在越南的法国军队，表面是和日本结成一体，但暗中会帮助美国空军。参谋特别强调，如遇法国空军或地面法军，切不可攻击，并特别规定联络“暗号”（如在空中遇到法军飞机，摇摆机翼）。

陈炳靖跌跌撞撞进了草寮，一村妇（越南人）出现在门口。顺着门前的梯子，他费尽气力进入，伸手向村妇表示自己要吃饭。片刻，村妇端来一碗稀饭，饿极了的陈炳靖接过后，狼吞虎咽。吃完饭后，他昏沉沉睡去。

一声清脆的步枪上膛声让他顿时清醒，睁开眼睛，一名尖鼻黄发的法国兵将步枪顶到他的眼前。

陈炳靖立即解开飞行夹克，露出缝在里面的“血幅”（国民政府给飞行员发放的中、英、缅文书写的“介绍信”），并告诉法军，他必须赶紧离开这里。那名法国兵同意了，马上和陈炳靖离开草寮。这时，陈炳靖才知道，小路上还有一队法军骑兵，但并没有骑马而是骑驴，刚才那个法军士兵是到草寮里巡查的。

因此地属法日“共管”地段，法军头领立即决定给陈炳靖换穿法军军服。换衣服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已经无法抬起。法军又给陈炳靖扎了一条绷带把胳膊吊在胸前，只是没有帽子给他。

一队骑着驴子的法国巡逻兵，中间夹带着一名穿着法国军服但却是东方人面孔、胳膊还吊在胸前的英俊小生，滑稽且不伦不类。

骑驴行进大概有一个小时，迎面过来一队日本巡逻兵，陈炳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带队的法国人低声告诉陈炳靖，别慌，他去交涉。

法军头领去和日本人谈了十几分钟，回来后带驴队继续前进，但陈炳靖感觉不妙——那队日本兵并未和自己擦肩而过，而是一直跟在法国人后面。

次日，抵达法军“江河”陆战队司令部，陈炳靖被送至法军病房。在病房，法军盛情接待，人人都打出“V”字向他示意，军医认为他身体极度虚弱，不宜手术，只能先帮其清理已感染发炎的伤口。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每天和陈炳靖微笑着聊天，情况似乎不错。

到了第六天，法军的一位头领进入病房，径直走到陈炳靖床前，说：“我国政府已依据国际公法将你引渡给日军，我们相信日军不会伤害你。”

押送途中，美飞行员欲行劫机

陈炳靖勉强支撑起身体，当即向法军提出强烈抗议。法国军官继续解释：按协约，驻越法军所有行动必须先告诉日军，去深山巡逻搭救，已经是法军单方行动，之后又和巡逻日军狭路相逢，法军已经无法继续为他隐瞒身份，只有把他交给日军。

当天，日军就用卡车将陈炳靖押至“河内医院”。此时，因伤口化脓感染，他已经连续高烧3天，日军不提供任何医药。只有一位越南护士，担心陈炳靖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每天用冰袋敷其前额。

入院后第二天，陈炳靖从昏迷中苏醒，见同一病房有八九名白人飞行员用英语交谈，马上判断出他们是此次被击落的第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大队飞行员，于是挣扎起来告诉对方自己服役的队伍及姓名。

“当时，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出去的人，通知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和我的爸爸妈妈，我死在什么地方。”陈炳靖告诉记者。

被交送日军的第四天，陈炳靖竟然退烧了。日军见他从昏迷中清醒，便立即用一辆小车将他送到河内机场候机室。在候机室，陈炳靖看见还有一名美国飞行员，简单交谈后，得知他是第14航空队76大队P-40飞行员Benjamin Stall少尉，也是在河内上空被击落。俩人被日军押上了一架双发飞机。

在飞机上，趁日本兵不备，Benjamin Stall少尉低声和陈炳靖商量，要陈配合，他从后方攻击敌兵，得手后，把这架飞机抢过来，飞回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国。

陈炳靖只有如实相告自己右肩中弹，已经高烧3天，无法配合行动。

Benjamin Stall少尉见同伴不能配合，并没有任何抱怨与不满，遂取消动武的念头。

当天，这架飞机飞抵广州，陈炳靖和Benjamin Stall少尉夜宿广州监狱。次日飞抵台湾。之后，再飞到上海。

我是中国空军！

在上海，陈炳靖和Benjamin Stall少尉被关押在一处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中。次日，他们被押上一部卡车，陈炳靖看到在10米外的另一部卡车上，75中队的美军飞行员Henry Wood也被单独押送。

俩人默默对视。就在卡车启动那一刻，陈炳靖拼尽力气喊了一句：“我击落了一架敌机！I may die soon（我可能快死了！）”

在江湾美军战俘集中营里有800名左右的美军战俘，全是在菲律宾威克岛被俘后押送至中国的，战俘最高行政长官是Wright（温莱特）准将（该将军最后被关押在吉林省辽源市，后以中将身份参加日本在美国密苏里战舰的投降仪式）。

温莱特对陈炳靖下达指示：遇日军审讯，切不可说是中国空军，一定要说是美国第14航空队美军飞行员。

将军的“指示”很明确，美日两国已经宣战，日军对待美军俘虏多少会遵照日内瓦国际公约，而中日两国开战后，双方没有一个正式的宣战声明，亦即双方不受国际公约的束缚。陈炳靖是让日本人憎恨不已的中国空军，会受到非常不人道的对待。

陈炳靖应诺。

3天后，日军提审陈炳靖。长长的走廊里，两边监舍所有的美军战俘都挤到栅栏前，默默注视着陈炳靖，他们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结局。

陈炳靖在审讯室站定，在他正对面有一名审讯官和一名日本翻译。身后跟着拿着步枪的日本士兵。

日军审讯官突然开口：“说，哪国人？”

陈炳靖答：“中国空军！”

审讯官问：“再说一次！”

陈炳靖答：“中国空军！”

审讯官问：“所驾驶机型？”

陈炳靖答：“P-40！”

审讯官问：“燃油多少，航程多大？”

陈炳靖答：“不知道，加满油一次可飞5小时！”

审讯官问：“是不是内置6挺机枪？”

陈炳靖答：“是，6挺。”

审讯官问：“备弹多少？”

陈炳靖答：“不知道，6挺同时齐射可打两分钟！”

美军的保密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敌人已知的秘密。所以对待日军的审讯，陈炳靖的策略是，飞机航程准确里程不能说，但可以告诉对方P-40可以飞多少小时，日本人只要没有这种飞机，不去测试，怎么都不会清楚。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他不告诉他们备弹的精确数字。日本人击落过P-40，知道上面有多少挺机枪，其他的，让他们猜去吧。

气急败坏的日军审讯官拿起放在桌上的皮鞭，站在陈炳靖身后的日本兵也把三八步枪上的刺刀抵在了他的腰间。

见形势对自己不利，陈炳靖口气稍微和缓：“你们所谓日本武士道精神应该用在战场上，而非站在你们面前已经解除武装的敌国之军人……”

翻译把陈炳靖的话告诉审讯官，审讯官想了一下，竟放下手中的皮鞭，挥手示意把他押回监舍。

失血休克，死里逃生

第二天日军继续审问陈炳靖，但他还是重复之前所说的话。日军见实在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不再审讯。

精神高度紧张后一经松弛，身体极度虚弱的陈炳靖完全瘫倒。同监舍的美军战俘马上找来同是战俘的美军军医为陈炳靖查看伤口，发现伤口已经发出恶臭。

美军军医不敢再耽搁，用镊子划开陈炳靖的伤口创面，在发黑腐臭的肌肉中探找，夹出一块花生大小的弹片。陈炳靖知道，日本人之前对他进行的所谓“疗伤”是只开刀，不取弹片、不敷药，就是希望他死掉。

弹片取出3天后，陈炳靖突然神志不清。冥冥中，世界变得静寂无声，他仿佛看见自己的身体漂浮在空中，轻盈得犹如一片羽毛。

终于，身体漂浮到了光亮之处，陈炳靖慢慢睁开眼睛。

“God！Finally come back to life.（上帝！他终于活过来了。）”

在半睁半闭的视线内，陈炳靖隐约看见两个高鼻梁的美军军医站在他的床前，然后问他是什么血型。

陈炳靖用尽全身之力回答“O”，之后便又昏睡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3天后。美军军医告诉他，因为伤口化脓导致失血过多，陈炳靖濒临死亡，幸亏美军军医用非常简陋的设备及时对他进行输血抢救，才使他又回到了人间。

来自纽约的Dr. Edward Brown军医说，他能生存，纯属幸运，因为全身血量只剩28%，而一般人如果低于32%，就已经接近死亡。由于受到日军虐待，整个战俘营，从温莱特准将到普通士兵，个个骨瘦如柴，只有在厨房工作的两位上士的血型和陈炳靖的血型吻合。

陈炳靖说，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这么多年，他一直寻找几位在监狱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恩人。他在报纸上登过广告，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他心中的一大憾事。

随着身体的缓慢恢复，陈炳靖对上海江湾战俘营渐渐有所了解：日军命令战俘自行管理，军衔最高的温莱特准将为最高行政长官。日军强迫战俘每天外出劳役，克扣战俘伙食，每个人都皮包骨头，如同饥民。美国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转交战俘营的医药，多被日军移作自用。疾病、饥饿和死亡随时会降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美军军医告诉陈炳靖，3周后，会再为他开刀取另一块弹片。仅仅过了不到一周，日军审讯官亲自来到监舍，他要最后确认陈炳靖的身份（是美军还是中国空军）。陈炳靖再次坚称：自己是中国空军！

得知此消息后，温莱特准将意识到陈炳靖的处境将要面临一次很大的改变。他派代表来监舍问询，你既然在美国军队服役，为何坚称自己是中国空军，JAP（日本佬）从不以战俘身份对待中国军人。

面对询问，陈炳靖无言以对，只有谢谢对方的急救之恩。

两天后，日军把陈炳靖提出，这一次，他和美军彻底分别，被押解到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南京老虎桥监狱。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地狱岁月

老虎桥监狱位于南京市区老虎桥23号，此时这里已经关押了800名左右国军俘虏，一部分是淞沪抗战中保卫四行仓库的国军将士，一部分是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官兵。

这里的监舍要比上海美军战俘营稍大，但每间至少关押了100名的国军俘虏，监舍阴冷潮湿，臭气熏天，俘虏都只能在稻草上面睡觉。日军强迫俘虏每日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每餐却只提供一碗发霉的米饭和腐烂的蔬菜，至于医药，想都不要想。

陈炳靖发现，很多俘虏都是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一个少年悄悄告诉他，监狱天天都要死人，一点小小的感冒，也会危及生命。

陈炳靖亲眼看到过，一架木轮板车上叠放着7具俘虏尸体。从他进监狱到最后获释，有超过250名以上国军俘虏死亡。

一天深夜，大家被一阵拖沓的脚步声惊醒。这是一队40人左右的小队，他们有的吊着胳膊，有的拄着棍子，相互搀扶着走来。再近一些，陈炳靖看到，这是一队刚被日军从战场上押送过来的国军俘虏，既有壮年汉子，也有一脸稚气的十几岁少年。

最让陈炳靖惊愕不已的是，这群战俘穿着残破，每个人的胸前都有两个洞，还在往外渗着血。

后来陈炳靖得知，当时日军一共俘虏了300多人，强迫他们趴下后用刺刀从身后往里扎，每人两刀，没死掉的再送到这里。

陈炳靖告诉记者：“日本人对中国战俘的残忍程度难以想象，尤其是每日审讯时的严刑拷打，那种在深夜发出的惨叫让每个人都毛骨悚然，能在老虎桥活下来的人，必须生命力超强。”

在老虎桥国军战俘监狱里，只有陈炳靖一名空军飞行员，剩下的都是陆军官兵。空军是天之骄子，这些战俘们对他关照有加。

战俘总代表为他特设书记长一职，免去每日的劳役，战俘们节约饭食，以便让他能多吃一点。总代表又安排一位14岁少年战俘照顾他。但陈炳靖坚持自己每餐只吃一份饭，把节约出的食物给这位正在长身体的战友。后来每过3个月，总代表便更换一次“勤务兵”，希望让每个在监狱中的孩子都能多吃一点。

战俘们外出劳动，在田地抓到田鼠、野猫、青蛙，舍不得吃，悄悄带回狱中，传递给陈炳靖。很多时候，他坚辞，来者就说，你是空军，你的身体以后对国家更重要。

讲到这里，老人声音哽咽，眼中泛起泪光。

我现在就送你去芷江

1945年8月中旬后，一向骄横刁蛮的日军，从上级到下级，对战俘们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突然变得谦逊起来。

8月28日，国军战俘总代表通知陈炳靖：日军定于明天上午8点，将他及另两名国军上校军官释放出狱。

在此之前，只有过几个幸运的俘虏被释放，其余“释放”的都是押解到南京雨花台被枪毙。陈炳靖认为，自己的死期将至，同伴们也一一前来“惜别”。

8月29日上午8点，国军战俘总代表将陈炳靖和另两名国军上校战俘带至前来监舍的日军少佐面前。

日军少佐双手托举陈炳靖入狱时被换去的沾满血迹的飞行夹克，向他90度鞠躬，把夹克送上。一旁的翻译解释日军少佐的话：“你出去后，请摆正心态，这一年多时间，对你没有迫害……”

出了监狱的大门，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一旁等候。“送行”的日军驻足观望，司机拉开车门，让陈炳靖等3人上去。

3人同坐后面，两名国军军官泪珠滚落，陈炳靖悄悄从口袋里拿出放风时拣到的一块玻璃碎片。当初这是防备拷打时割腕用的，今天看来能用上了。

他悄悄回头，路上只有这一辆车子行驶，并无日军其他车辆尾随。

小汽车开至离监狱500米左右的地方靠边停下，司机转头回身：“我叫陶然，重庆国民政府南京地下先遣队员。日本已经投降，你们，自由了！”

车上3人，顿时热泪盈眶。

当夜3人被送至南京六福饭店，小住一夜。见陈炳靖归队心切，第二天，陶然驾车将他送至金陵机场。此时，机场已经开始降落美军飞机，打听到有一架美军C-46空机准备返回昆明，陈炳靖爬了上去。

美军机械员见一个像叫花子一样的人登机，便上前阻拦。陈炳靖马上言明，自己是第14航空队飞行员，想搭此飞机返回昆明。机械员们无一相信陈炳靖的话。美军飞行员都高大帅气，而眼前这名中国人，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如同乞丐。双方相持中，机长闻声从舱内走出，听完陈炳靖的又一次述说，把他拉进机舱，指着罗盘、定位、油门把柄等问他。

陈炳靖一一准确回答。

“啪”，美军机长一个敬礼：“你是英雄！我们马上就走，那个昆明，见鬼去吧，我现在就送你去芷江（国军空军司令部所在地）。”

安享晚年生活

回到后方后，陈炳靖在医院住了6个月，取出了一块在体内存留21个月的弹片。这次开刀让他的右胳膊再也不能伸直，他彻底告别蓝天，改任空军一大队（运输大队）大队参谋。1948年，调至国民政府驻加拿大使馆担任见习武官。1949年，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后，陈炳靖回到台湾，在“国防部”任空军代表。

担任“国防部空军代表”期间，正值两岸关系空前激烈时期，“国防部长”俞大维经常到前沿视察，有时坐舰艇，有时乘军用飞机深入浙江、福建及内陆地区。

陈炳靖至今还记得，有几次，俞大维要深入大陆，作为空军代表，他有责任陪同。很多次，都被俞大维劝阻。俞大维告诉他：“我去，你就算了。我和你不一样，你还有老婆孩子，你照顾他们的任务更重要。我老了，无所谓。”

在出任加拿大见习武官和菲律宾武官之前，陈炳靖还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召见。

陈炳靖告诉记者，两次召见，虽然时间都不是很长，但“老总统”还是非常仔细地问了他的工作、家庭等状况。其中一次，陈炳靖退出时，蒋介石发现他的胳膊活动不自如，又让他回来，详细询问了他在空军的经历和被俘后的情况，并对他的伤势深表关切。

当听到陈炳靖在日军监狱中忠贞不屈的表现后，蒋介石沉思良久，对他缓缓说道：“国家，是不会忘记你的。”

1957年，陈炳靖出任台湾驻菲律宾使馆武官。老人告诉记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曾多次奉命和菲律宾军方交涉。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次，菲律宾出兵20多人占领南沙一个岛屿，他奉命找到菲方海军司令，对他说：“打仗，无论是和‘中华民国还是大陆，你们都打不赢。”

第二天，菲方撤出占领岛屿。

1959年，陈炳靖任职到期，他谢绝留任，以空军中校军衔退出军界，随太太到香港定居，从事国际贸易。

“飞虎队”叱咤太平洋战场

2012年4月29日，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内，一位92岁的老人作别人世。如果不是记者纷纷闻讯赶来，医护人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王延周的老人，竟是曾在抗战期间击落多架日军战机、八次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虎队老兵。

2012年5月7日上午，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专程会见了作为飞虎队老兵代表的杰·温雅德，以及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外孙女尼尔·凯乐威。会见中，梁光烈郑重地向温雅德行了一个军礼：“向老兵敬礼！”“Yes，Sir！”88岁的温雅德马上回礼。

“飞虎队”这支抗战时令日寇胆寒的空军部队，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散落世界各地的飞虎队老兵们，又走过了怎样不寻常的人生？

美国志愿队援华，以“飞虎队”之名

1920年，王延周出生于山东日照一个书香世家，清末之际已家道中落。1936年春，在青岛做学徒的王延周，在他的堂兄、一位二十九军连长的影响下，投身军旅。“七七事变”时，王延周所属的二十九军军训团被打散，他在突围后次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1940年2月，王延周进入设在昆明的航空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后来的“飞虎队”指挥官、美国人陈纳德。1937年4月，陈纳德受邀来华，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专业顾问。他除了为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空袭警报系统和指导中国空军作战外，就是在昆明主持训练飞行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人员时列了几条标准：年龄在20岁左右，具有3年飞行经验，曾经飞行时间不少于300小时。此外还有一项主观要求，那就是必须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最终有100名飞行员入选，他们都是来自美军的航空兵，自愿辞去军中职务，以平民身份来华作战。这些志愿兵与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订立了一年期的合同，他们每月能从中国政府获得500美元到750美元的薪水，而每击毁一架敌机，还能额外得到500美元奖金。1941年8月，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宣布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成立，大队“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国人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中国人员共同组成”，陈纳德任指挥官。

在志愿大队投入战斗前，陈纳德将他们带到缅甸同古附近的一个英军机场进行集训。同古位于丛林之中，气候炎热，环境恶劣——次年3月，中国远征军就是在此与日寇血战，重创对手。志愿队被划分为3个中队，这些队员分别来自美国38个州，既有贫穷的农民，也有贵族公子，他们穿着各式杂牌军服，并肩作战。1941年12月20日，年轻的美国战士们在昆明首次出战，就让来犯的十架日机，六架被击落、三架负伤，而志愿队自己仅有一架飞机因油料耗尽，迫降在了稻田中。这支英勇善战的志愿队从此声名大振，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

对于“飞虎队”名称的由来，至今还众说纷纭。国内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志愿队在昆明大败日机后，中国媒体报道时使用了“飞虎添翼”的话，继而被美联社驻重庆记者史宾塞借鉴，发明了“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的称呼。因为这个名字形象贴切，很快就传遍世界。西方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1942年3月，迪斯尼总裁罗伊·威廉斯亲自为志愿队设计了一个徽章，是一头插翅的猛虎，飞越在象征胜利的V字上。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早在1940年初，画家张善子在美国听到陈纳德正在组织志愿队援华的消息，就画了一幅伸展双翅的老虎送给陈纳德。

“飞虎队”事实上仅仅存在于1941年12月20日到1942年7月4日，就在这短短七个月间，他们先后在中国和缅甸战场击落日机298架，击毙日军1500人以上。“飞虎队”队员大都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奖章，还有十多人分别获得了美、英两国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领导下的志愿队，先后被改组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第14航空队，并参与创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因为指挥官没有更换，队徽、机徽和战术也都保留下来，所以这几支部队都被统称为“飞虎队”，它们的总部也一直设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

中美联合大作战

1942年7月4日之后，整编后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继承了“飞虎队”的绰号，也在延续着过往的辉煌。自特遣队成立，至次年三月，日军轰炸桂林共计30余次，出动飞机400余架次，但因为有了特遣队的护卫，日军每每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统计数据显示，特遣队每损失5架P-40战斗机和1架B-25轰炸机，敌人就要损失24架战斗机与12架轰炸机。防守之余，特遣队还时常主动出击。1942年11月27日，陈纳德设计以B-25轰炸机为诱饵，P-40战斗机在高空护航，直飞香港，事实上广州才是他的目标所在。特遣队的机群在即将投入战斗的最后一刻，突然转向广州，把正在香港上空准备拦截的日机抛在了一边。当广州的日机发现特遣队，急忙起飞作战时，躲藏在高空的P-40战斗机突然居高临下地向日机发起进攻。这一战，特遣队在己方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击毁敌机27架。特遣队存在的八个月时间里，总共击毁日机149架，而自己仅仅损失了16架战斗机和1架轰炸机。

自1943年3月，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飞虎队”曾在四个战场与日军交手，中国共产党对“飞虎队”在中国抗战中的表现也是称赞不已。1943年初，《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盛赞他们对华北沦陷区的轰炸：“盟国的空军，不仅纵横于华南、华中的上空，现在已扬威北国，多少为我铁蹄下呻吟五载的同胞大出一口怨气，使敌人开发华北的阴谋多了不少顾虑。”

除了美国援华飞行员之外，中国自己的空军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来自地方的飞行员，也有隶属于中央的空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同外国教练学习过相关的飞行知识，但水平参差不齐。此外，空军的指挥系统中也存在矛盾，如各个飞行中队并不能完全听命于军方的最高司令部。为了改变中国空军的这种状况，陈纳德亟须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且战斗力过关的中美联合部队。

自1942年10月起，先后有三批中国飞行员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岛等基地受训，其中就包括不久前去世的老兵王延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The Chinese-American Wing）的中方人员，美方飞行员则在第14航空队中选派。混团包括第一、第三、第五作战大队，分别为B-25中型轰炸机大队、P-40战斗机大队和P-51战斗机大队，共有轰炸机60架和战斗机100余架。混合飞行团的各级作战单位同时设有中美两方指挥官，中方司令为张廷孟，美方司令是摩尔斯。王延周受训归来后，被分配在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任飞行员。

协助第14航空队轰炸新竹机场，是混合飞行团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陈纳德为方便自己进攻计划的施行，在江西遂川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日军直到遭袭后，才发现了这个靠近台湾的据点。1943年11月25日感恩节，第14航空队的8架和混合飞行团的6架B-25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发动了对新竹机场的轰炸。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在其他方向负责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所以新竹机场并未布防，大量战机成了中美联合空军的靶子，仿佛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战后统计，总共击落日机15架，炸毁42架，创下远东空战胜利的最高纪录。

驼峰航线上的危险飞行

无论是驻华特遣队，还是第14航空队、空军混合飞行团，他们还都肩负着为“驼峰航线”护航的重任。自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始，中国就失去了与盟军最后的陆路联系。为能保障同盟国对中国战场的援助，中美两国共同开辟了有“空中生命线”之称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以及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再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航线全长800公里，地势海拔在4500米到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达7000，山峰起伏连绵，一如骆驼的峰背，“驼峰航线”因此得名。

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损失飞机486架，平均每月13架。

王延周曾八次飞越“驼峰航线”，安然无恙，一来是他飞行技术过关，二来也确实有运气的成分。飞机在飞越“驼峰”时的飞行高度要比通常高一倍，高空天气变化莫测，山间云雾密布，能见度不超过几公尺。与此同时，地面设施也颇为简陋，无线通讯时有时无。王延周后来回忆过一次前往印度接收战斗机的飞行经历：穿越“驼峰”需要40多分钟，中队长是“飞虎队”老战士，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声令下，八架雄鹰以战斗队形飞行，远望白茫茫一片，天地分不清楚。飞行约20分钟后，领队命令编队解散，单机穿云飞行。飞机穿入云层后，座舱内暗一阵、亮一阵，挡风玻璃上雾气腾腾，看不见前方的情况。半小时后，飞机先后穿出云层，发现了陆地，但仍在崇山峻岭之中，这时飞机彼此开始联络呼应，互报平安。飞机穿出“驼峰”后，便向目的地集中，依次着陆，顺利完成接机任务。

在三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8万多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5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粉碎了日军封锁中国的企图。

“飞虎队”老兵今安在

“二战”时期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1951年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留下“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的名言。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30块纪念碑上，镌刻着4294名烈士的名字，而其中2950名是美国人——他们无疑多数来自“飞虎队”。

相比美国战友的幸福，几十年前，曾与王延周一同在“飞虎队”抗击日寇的中国青年们，在1949年后都遭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即使是有驾机参加开国大典、在朝鲜击落美军飞机履历的王延周也未能幸免，他在“反右”中获罪，两次入狱。后来“文革”爆发，王延周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直到1984年才平反。2010年，王延周的战友吴其轺离世，吴其轺也曾四次飞越“驼峰航线”，先后荣获盟军颁发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航空奖章，以及国民政府授予的十七枚勋章。1949年底，已然赴台的吴其轺毅然绕道香港，返回大陆，随后却在1954年起被劳教20年，出狱后不得不以蹬三轮车为生，直至1980年平反。正如一些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终究还欠这些抗战老兵一声道歉。

吴其轺去世的时候，媒体就曾报道他是“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队员”，而不久前，王延周却又成了媒体口中的“中国大陆最后一名‘飞虎队员”。时间再往前推，还有媒体称重庆的龙启明为“唯一健在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国队员”。不得不说，媒体以“飞虎队”为噱头的报道，很多时候都不够确切。事实上，只有美国志愿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其他与其有沿革关系的空军，只能算是借用“飞虎队”的名号。正统的“飞虎队”队员通常也不承认，在1942年7月后还有所谓“飞虎队”的存在。当然，无论这些抗战老兵曾经从属于什么部队，在他们日渐凋零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刊责任编辑柳婷婷〕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2期、

《文史参考》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