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美]赫伯特 J.甘斯（Herbert J.Gans）

□ 译者：奚路阳 王哲平

一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新闻是新闻记者的生命线，让民众接触政治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在他们看来，民主有赖于知情的公民，而新闻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告知。

尽管如此，实际情况却是，出稿时限和商业利益等方面的压力使得新闻记者无暇去细究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符合知情的公民的真实需求，更不用说一开始就着眼于培育知情的公民了。虽然新闻的受众们并不是完全从一而终的，但是新闻记者却是社会民主得以幸存所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执政者在掌权伊始便开始寻求对媒介的控制的原因。 正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闻记者不仅要受众及时了解代表他们的政府正在以及将要对他们做什么，而且他们的出现也提醒着政府官员，他们的行为正在受监督和被报道。

但是新闻记者们并不是总能成功地履行这些基本的民主化职能，因为政治家们知道如何应付记者的来访。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的很多工作都会受到限制。举例来说，为了充实新闻版面，他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稳定的新闻来源，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官方，因为官方拥有权威、权力以及制造有新闻价值的实践及评论的资源。结果，大部分美国新闻媒体都会整齐划一地根据白宫及其高官的要求来报道新闻。尽管相关的高级官员所拥有的权力、权威能极大地影响政府，为参加选举的候选人铺路，通过立法来获益，但它们却没有向媒体提供信息的义务，甚至那些把大众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的大型团体，也鲜见报端。

对于那些普通公民们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行为几乎从来上不了新闻，即使在选举日，大部分不参加竞选的人也会因为现实目的而被忽略。但是，当公民通过威胁或激怒政治的方式表达异议时，便成为报道的主角。因此，新闻并不是从社会底层产生出来的。从2000年12月开始，一些新闻记者在实现其专业的民主责任时，他们的缺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能确保他们的稳定可靠的新闻来源，他们需要在原来的政府和之后的新白宫之间转变，于是，他们不急于了解佛罗里达竞选票数继续清点的情况，也不急于发布关于佛罗里达投票不正规的调查，主流新闻媒体从未认真追踪过佛罗里达或其他州选票被偷的情况。对于两党能够对国家进行分区而治和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以确保他们在参众两院占有四分之三的席位这些事件，记者们也未能进行充分报道。

二

记者们不愿意报道不民主或反民主进程的行为，并不能简单地按照当下盛行的媒介批评者们所谴责的那样去理解。这一行为不是因为知名记者与上层民选官员处于同一个圈子，或是习惯于从高级或中高阶级和常春藤大学联盟招募国内记者。那种自由派的记者现在越来越保守、保守派记者越来越倾向自由派的说法并不准确。记者们在新闻媒体中刻意增加“软文”或者非政治情节（经常被谴责为“信息娱乐”），甚至被一些主要国家和当地的新闻媒体集团收买，这些都能看出其责任的缺失。

事实上，问题应该回到美国建立之初，许多开国元勋并不急于让公民参与到新政府中来，没有建立制度来保障对政府决策和行动的报道。美国记者参与是因为别的原因，虽然它最终提供了政治上的沟通，但却同时不得不伴随着“代议制”民主。另外，我们要记住的是新闻媒体首先是作为商业新闻公司存在的，它依靠庞大的受众资源，从广告主那边获得利润。在大多数企业为能获得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纯利润而感到无比欣喜时，新闻公司有时候却能获得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新闻产业的特殊性使得新闻公司无法利用国外的廉价劳动力来制造产品（即新闻产品），因此当他们想压缩成本，使之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就只能雇佣较少数量的记者。结果是，记者不得不消极地去工作。他们从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那里取得新闻，而不是出去寻找或挖掘新闻。如果他们可以，新闻行政机关可能至少得在每个主要联邦机构安排记者，而这些机构正忙于建立新的公民权利限制。

这种消极和依赖实际上解释了美国政治新闻的大概推力和新闻设定框架的形式。固然，这些并不是唯一因素，假如记者变得积极（例如报道太多关于偷取选票的新闻），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们会被阻止。国内广告主可能会反对，他们不喜欢与他们不同选区的或自身有政治问题的重要人物对抗；保守的评论员和权威人士也会加入反对的队伍中来。另外，许多记者更感兴趣的是说故事而不是从事政治教育，因为客观公正的专业准则敦促他们保留对政治的中立或者不关心。更多的记者就像美国的主流人群一样，不习惯于思考意识形态的问题。即便政府开始对思想意识形态采取强硬手段时也甚少注意。许多长期兼有经济联合的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或者对社会问题抱开明态度的人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的思想意识是什么。

最终，美国新闻结构的缺陷还在于没有和新闻受众联系到一起。媒体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而且可以不根据事实妄下定论或提出反对意见。特别是在选举期间、战争时期或危机的时候，大多数受众满足于那些报道头条或一份报纸的“国内新闻摘要”和简短的电视新闻节目。在美国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十分微弱和隐蔽，这使得除了定期出现在许多媒体上的天气预报或医学新闻，许多公民在多数情况下对新闻没有直接的需求。没有政治倾向的公民除了选举期，其他时间里并不需要政治新闻。只有那些对经济有直接和持续兴趣的人才有了解政府做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的新闻需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新闻刊物和其他新闻销售点获得所需的新闻。当然，当政府起作用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公民才会对政府如何提供帮助的新闻有直接需求，但是他们知道新闻媒体并不关心他们，只有在他们对中产阶级感到愤慨时才会报道他们。

我所提到的新闻业对健全美国民主的贡献的不足之处绝非偶然，但是它们能追溯到美国社会基础结构的特性。作为结果，它们同样难以被轻易修正。主流新闻媒介的武器是媒体的批评，但是因为他们是通过羞辱攻击同行达成目标，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事实是，记者通常能够克服这一缺陷，例如在责任之外进行工作或一些英勇行为。这些行为事实上也是被新闻业为杰出业绩而设立的一系列大奖所激励。但是如同布莱希特（Bertoldt Brecht）在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那样，社会并不依赖于英雄。

三

那么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和大众传播教育工作者都干什么去了？

首先，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新闻观念，并针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开始仔细思考，以寻求可行或潜在可行的方法。我主张对从业人员和新闻机构做一些调查实验，一些实验已经开始了，但是应该有更多。

其次，原有的新闻理论课程设置要跳出单纯地强调其对于公众 “信息告知功能”的框架，应重新思考新闻专业主义最终能对维持和促进美国的民主做出什么贡献。这种重新思考将意味着淡化新闻的 “故事告知者”的身份，也使得新闻业不再像当前一样把“新闻稿的首发”（即抢先发表新闻）当作其主要目标。这种思考应该包括：民主是否必须建立在知识化市民基础之上；新闻信息在鼓励或帮助公民参与政治上有多大作用；如果不大，那么应该是何种信息；记者是否且何时能够完全地告知受众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或其他危机等。

第三，应该努力改变对记者职业传统意义上的臆想，即认为每个接受过良好训练的记者都能在极短时间的观察和毫无先前知识储备 （除了快速的Google搜索下和在 Nexis瞄了几眼后）的情况下报道任何题材的新闻故事。这个古老的职业臆想也许能帮助记者与一个外行的观众进行交流，但却无法满足一个21世纪的观众的需求。更多的新闻应该从记者的鲜活采写中得到提炼，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报道被深藏的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事件。

第四，分析和解释虽然是个笼统的说法，但可能是实现生动报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理想的状态下，分析和解释将会提供新闻的背景信息以及重要事件的起因，这些是新闻的核心所在。同样重要的是，记者自身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很可能造就“非官方的见解”，这些见解的得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新闻采访和分析解释技能。之后，记者们就能发表自己的心声，不再依赖于那些官方的和有引用价值的信息来源来发表个人见解，取代那些在事件当天就发表评论的，不论自己是否了解事件的普通专家、专栏作家及时事评论员。

第五，应该更进一步关注新闻记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应该开始研究以下问题，即受众何时渴望紧跟新闻的节奏以及何时会对一些特定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探究其原因。此外研究者们也必须关注何时受众能对我们所传播的信息给予关注并理解，探讨受众的关注度滞后或者理解力退化时所应采取的措施。如果以上的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那么便能找到使新闻工作者更有影响力的方法。如果这些报道无法与普通受众有效地沟通，或者只能与社会精英分子保持沟通的话，那么新闻工作者对于社会民主的贡献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不断降低。

第六，新闻教育机构也许也该对新闻业的经济运营方式有所改进，或者采取更现实的方法，即借用实用型的模式，找到一个靠低利润来运营新闻媒体公司的方法，在限制利润的同时，又给予其他激励措施。我仍然认为，如果立法能弥补政府干预的漏洞，政府补贴是可行的，但是新闻业也会因此沦为一棵摇钱树，将无法履行其对民主事业的义务。——译自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工作者》2004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