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制分析——“把关人”的现实思考

导演作为电影信息的“把关人”，在整个电影的制作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商业市场的电影大背景下，许鞍华导演并没有追随大片的潮流，而是把影片视角继续伸向香港本土文化，以基层运作故事为背景，反映与再现香港平民的生活，避免了中国电影极度同质化的现状，巧妙地打了电影“口红效应”的擦边球，即便没有“好莱坞大片全球同步上映等地毯式轰炸的宣传策略”[1]，也能够博得国内外观众的青睐。关注香港的平民生活一直都是许鞍华电影的制胜法宝。“曾经，对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成功，许鞍华这样总结道：‘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反映人性较深层的内容。当他们坐下来，是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找回人生意义’”。[2]《桃姐》便是许鞍华导演对香港现实问题的考量与人文关怀的回归。

但是面对弱水三千的香港现实问题，为什么许鞍华只取香港老人问题这一瓢呢？想必这与许鞍华自身现状有关，许鞍华导演年逾花甲，与母亲住在香港的北角，没有房子，没有子女，同样面对着如何度过风烛残年的现实问题，从自身熟悉的题材或者说正在亲历的生活入手，许导驾驭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根据库利“镜中我”分析：“镜中我”是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的经典概念，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另一个过路者。许鞍华导演的就是通过桃姐这面镜子，深刻再现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符号，折射出香港老人的现实问题，引起观众的深度思考。

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除了“把关人”对于题材的攫取是否深入人心，演员的设计与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影主题意蕴的表达。许鞍华导演根据自我对《桃姐》的把握，在男女主人公的选择上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影片的主角，刘德华一直是高帅富的“符号”，在华人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扮演过很多身在黑社会却有情有义、英气未泯的人物，其形象深深影响当时的年轻人。然而，在《桃姐》这部影片中，刘德华改变形象，奉献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表演，褪去了偶像化的光芒，演出更有深度，他用更为感性的角色诠释了一个主人对待仆人亲情般的惺惺相惜。一向习惯于巨星华仔在警匪片中霸气外漏或者爱情片中的风流倜谠的观众们折服于刘德华在《桃姐》中的本色演出，同时，这也作为《桃姐》本身的一个重要卖点。

作为影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编码者”，叶德娴饰演底层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影片中，叶德娴驾轻就熟，把一个真实而质朴、忠诚而勤恳的女佣桃姐刻画得入木三分。桃姐这一人物，13岁入府，60年服侍罗家，一直到终老也无儿无女。桃姐稀疏的眉毛下,一双慈善眼睛炯炯有神，一脸慈爱沧桑，丝丝银发在黑发中若隐若现却没有一丝凌乱；瘦弱的身体一生操劳，饱经风霜，把主人当作生活的全部，恪守并超越了作为仆人的应尽的义务与职责；深褐色的眼眸下诉说着一种平静的生活，流淌着闲适的调子，不论是神情外貌、行为举止还是内在气质都与叶德娴的朴实亲切感完美契合。

二、内容分析——文艺片与商业片的双生花

《桃姐》围绕一段主仆的日常生活展开，娓娓讲述着香港这座浮城老龄化、移民热等现实问题，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点滴中道尽了一段主仆的情深意切，以人世间最真挚、最朴素的历历原貌赢得了叫好又叫座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双赢局面。《桃姐》在艺术与商业两个天平上取得平衡的成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容真实感人，传播符号的成功运用在笔者看来都是《桃姐》在国内外颁奖典礼上载誉而归的内在原因。

1、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前电影时代……是生活资源的再利用，既不是故事片，又不是文艺片，甚至连纪录片都算不上，但是前电影时代的电影却比任何时候都表现生活、反映生活、展示生活”[3]。虽然是电影时代欣欣向荣发展的今天，但是《桃姐》很是契合“前电影时代”的核心内涵，这部电影基本上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根据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改编的。“《桃姐》改编自本片监制李恩霖与曾侍奉他家三代的女佣钟春桃之间的真实故事。另外，电影里有一场是博纳的老板于冬，被刘德华演的制片人和洪金宝、徐克两位导演联合起来骗他追加投资的戏，是真的，只不过骗于冬的那个人不是刘德华。电影里还有一场是刘德华饰演的罗杰带着桃姐去看自己的电影首映，桃姐说看到很多人中途退场，刘德华说，因为我的戏太难看了。这也是真的，而那部戏叫做《天堂口》”[4]。这些真实生活原貌的再现拉近了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也赤裸裸地折射出了社会现实。影片没有猛烈地抨击这种社会的阴暗面，而是像一位记录者平静地记述着社会最真实的一面，甚至以戏谑的态度旁观，没有评头论足，没有叱责鞭挞，不落俗套，于平淡中引起受众共鸣。

在影视传播领域，“市场决定的是影片的形式与内容”[5]。观众是电影的“译码者”，当下，人们内心普遍很浮躁，精神贫乏，对待社会上的人和事比较漠然、麻木，因此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在文学艺术符号上，这样一部温情的影片正好契合了大众的心理诉求，故事背后宣扬的是那种人性光辉与人文关怀。根据麦奎尔的“心绪转换效用”，观众沉浸在影片的虚拟环境中，在影片艺术的感染下，仿佛身临其境，在感动之余荡涤着心灵，反思过去，生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感慨。这样纯粹的灵魂洗礼，正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孜孜以求的精神渴求。

2、独特的视角，女佣符号的运用

香港这座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集“东方明珠”、“美食天堂”、“购物天堂”等等殊荣于一身，在国际舞台上“搔首弄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香港浮华的表面。然而城市文明前进的滚滚车轮下掩埋着底层民众的辛酸与悲凉，关照他们的只有影视艺术，“桃姐”只是香港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许鞍华关注香港的草根，让草根成为电影的主人公，让底层人物在艺术的天地中表达自我、展现自我。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桃姐》中女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香港文化的标识，一改人们对于日本动漫二次元世界中浮华表面下的女仆的“刻板成见”，重构了人们对于女佣的认识。

符号的基本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表述和理解功能，二是传达功能，三是思考功能[6]。观众通过对桃姐这一女佣符号的解读，阐释和理解了桃姐在简简单单的生活中兢兢业业，把佣人这个职业看做与生俱来的义务：买菜的时候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对于饭食，桃姐精致而挑剔；在面试主人的下一任女佣中，她以自己作为一面镜子；身体病重时执拗地要求吃烧鹅濑粉。影片中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都让观众切身感受着香港女佣的朴实，不娇柔，不造作，“主人公桃姐的一生折射着香港现当代历史的印痕，桃姐始终如一的情怀和对于梁家上下的忠诚诉说着一种凝固不变的文化身份”[7]。同时，在影片中，女佣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俯首帖耳的女佣的现实讴歌，而是进一步启迪观众对于香港底层人物的命运思索，特别是对香港老人晚年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纵观国内外的影片，以草根为主人公的电影屡见不鲜，演绎主仆情的影片也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承载影片价值的是底层女佣与主人之间的情谊相结合的《桃姐》堪称是里程碑式的影片艺术。“电影公认的‘三分法’：主旋律片、艺术片和商业片” [8]。《桃姐》作为一部艺术片，没有作为主旋律片的政治保驾护航，显然也不能满足观众娱乐化和其猎奇心理，但是这样一部反映香港现实的非主流电影仍然能够成为众多电影中的一匹“黑马”，这显然与在“对香港本土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着力建构，独特的文化气质以及电影中深藏的对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以普世精神关照着主流视野之外的平凡人生” [9]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效果分析——叫好又叫座的意义

1、《桃姐》的传播价值

笔者在这里就拉斯韦尔总结的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继承功能[10]来分析《桃姐》传播的价值所在。

毋庸置疑，一部好的影片应该是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应运而生的，同时又能够关照与监视现实社会，发挥着“瞭望哨”的功能。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商业潮流下“大片”所存在的合理性，大投资、大制作、大阵容、大导演、大腕、大收益是近段时间以来电影的主流运作方式。许鞍华导演却并未随大流亦步亦趋，而是在波澜不惊地记录着香港本土现实的一隅。两种方式都是电影领域的存在方式，情节跌宕起伏是社会现实，故事平淡如水也契合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两者没有优劣之分，甚至覆盖同一层面的受众群。没有广阔的现实画面，《桃姐》通过记录香港平凡生活中的点滴，还原香港生活中本质的文化，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的香港，在风高云淡的戏剧调子中同样震慑观众的心灵，用另一种方式取得与那些卖座的商业大片一样的宣传效果。

个体是社会分工合作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社会化的本质特征。桃姐与罗杰之间亲密无隙的主仆关系，坚持了社会关系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上下级关系、劳资纠纷等社会关系处理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正所谓“影以载道” [11]，想必多几部像《桃姐》这么温情的电影的熏陶，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地位将更加平衡。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高度概括，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充当着记录、积累、保存电影所传承的文化与价值的角色，保证了社会遗产的世代延续。从亘古到当下，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胡锦涛总书记也在新时期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但是市场化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就像海水退潮一般，并不是“轻轻的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总有一些优良的传统美德、美好光辉的人性在流失，电影艺术作为观众茶余饭后的一种精神消遣，多少能够给迷茫的人们带来心灵的冲撞，启迪人们思考现实社会。《桃姐》中主仆温情的画面，主仆二人在困难的时候的不离不弃展示给受众的是主仆情深意切的温馨的生活画卷，传递的是忠义仁孝的人道主义关怀。

2、《桃姐》对于文艺片的启示

传播者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呢？《桃姐》作为商业片与艺术片完美结合的典范为文艺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与经验。

电影作为社会一种文化现象，与传播学联系密切，在《桃姐》中大家能看到电影与传播相关联之处。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者通过向受众讲述一个故事，宣扬一种理念，电影内容应满足受众的心理诉求与审美眼光。商业片泛滥的时代，观众不可免俗地随波逐流，但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影片寥若晨星。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而更放异彩的影片大都是贴近生活，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作品，《桃姐》的成功再次印证了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百年电影史见证了很多影片的昙花一现，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严重地脱离了生活实际，或者只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不能以小见大展示广阔的社会画面，揭露社会问题。《桃姐》通过以香港老人院为背景，引领人们思考逐步走向“老龄化”的社会当中，老人将如何颐养天年的问题，并且触碰香港浮华表面下的最敏感的神经，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的视角下，折射了更大范围内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过亿的票房与沉甸甸的奖杯，《桃姐》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绝不是依靠名与利的双重标准去衡量的，而是影片背后深藏的价值观与其开拓的思考空间。一部影片都有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电影作为传播者理念的载体，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也会结合自身的审美感受去评判一部电影的优劣，如何让传播者的宣传效果深入人心，受众不只是单纯的三分钟热度呢？根据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中的重要观点，“电影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外延与叙事”[12]，所以，影片的思想外延显得至关重要，其中，影片揭示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最能体现传播者的艺术品味。香港的很多导演或是与好莱坞接轨，或是北上淘金，而许鞍华导演选择立足于香港本土文化，就地取材，以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去感染观众，这种“非主流”的视角是值得以后层出不穷的电影所借鉴的。

除此以外，独特的电影语言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许鞍华的电影语言，平淡中见悠远，沉静里含深意，调子总有些灰暗徐缓，却是将熄未熄的一炉炭，些略闪耀动人的火花。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看完影片盛赞道：‘这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最近一部佳作，许鞍华从自己的视角诠释香港文化，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表达对香港文化的关怀’”。[13]

当然，拍出一部好的电影不是一味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苹果”，而是要在结合自我的经营目标与宣传目标的基础上在形式与内容中融入自我的独具匠心的理念，才能赢得“释码者”与“译码者”双赢的局面。

[1]《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2]《<桃姐>叶德娴一举一动皆传神 “影后”实至名归》，山东商报，2012/03

[3]《当电影遇上传播——电影传播的状态分析》，第9期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 09

[4]《买不起房子的导演才是好导演》，豆瓣，2011/09

[5]《解析好莱坞电影之“中国风”现象——基于文本、机构及受众的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年02期

[6][10]《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电影当显本土气质》，人民日报，2012/04

[8]《平民时代的精神按摩——大片时代下国产小成本电影的平民化策略》，影视评论，2008/18

[9]《<桃姐>亿元票房超越好莱坞影片，电影当显本土气质》,人民日报，2012/04

[10]《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人文杂志，2007/01

[12]《电影：语言还是言语?》，克利斯蒂安•麦茨，1964

[13]《许鞍华——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中国网，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