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群，孟 永

（1．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上海 201418；2．马鞍山市教育局，安徽 马鞍山 243000）

船民，旧称疍民，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一群特殊的人口，没有土地，长期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古时候以渔业采贝为业，现代以从事水路运输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江、淮河等内河航道和港澳等地。对船民的各种研究在历史上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经历了众多社会变革以后，船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船民搬迁到了陆地上居住，但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曾经“泛海浮舟”、现在迁移到陆地上的船民是否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当地陆地居民的生活了呢？他们主要与哪些人交往，遇到生活困难时找哪些人寻求帮助和支持，精神低迷时又找何人倾诉呢？本文以河南省新蔡县船民的调查数据来展现他们拥有的社会网络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网络与一般城市居民的不同，继而更好地了解船民的生活面貌。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人口特征

本次调查是在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两个船民聚居社区以及散布在附近的船民住所、以核心家庭为调查单位、对每家每户进行的普查；调查对象是每一户中的船民户主。新蔡船民主要集中居住在桥头社区和航运公司社区，其中，桥头社区共有150户核心船民家庭，航运公司社区共有50户核心船民家庭。这些长期居住在船民社区的船民都是没有船只的上岸船民。而那些有船只又不经常上岸的船民，我们是赶在他们到航运公司领取驾驶证和其他运营证件的时候以及在他们父母的家中专门找到他们进行调查的。这些有船的船民共调查了100人。

在300名被调查者中，有船只的船民户主共有100人，没有船只的船民户主共有200人。女性船民户主共有37人，男性船民户主共有263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已婚的船民样本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共94人，占样本总数的31．33%；年龄在36岁至59岁的共175人，占样本总数的58．33%；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共31人，占样本总数的10．33%。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样本的100个有船的船民户主中，年龄在20－35岁的占32．0%，年龄在36－59岁的占68．0%，年龄在60岁以上的没有；在200个没船的船民户主中，年龄在20－35岁的占31．0%，年龄在36－59岁的占53．5%，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15．5%。

表2 是否有船只与各年龄段的交互分析

二、调查样本的社会网络基本特征

“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区别于西方人网络的最大特征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三位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1］。虽然“朋友网”、“讨论网”、“互助网”等等在不同程度上测量了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些网络都不能体现亲密、相熟、互信的一体化特征，不能完全包括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边燕杰、李煜曾经使用过“春节拜年网”，用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来测量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边燕杰、李煜，2001），这对测量中国人的社会资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船民而言，水上生活漂浮不定，陆地生活要奔波谋生，平日里难得和各关系人联系，只有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才是大家社会交往的热点时期，拜年已成为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故而，本文也使用了“春节拜年网”的一些指标来描述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

1．网络规模

一个核心家庭的网络规模如何测量？本文采用拜年交往者人数。从表3可以看出，在调查对象的拜年网中，网络规模在1～3之间的共有21人，占样本总体的7%；网络规模在4～6之间的共139人，占样本总体的46．3%；网络规模在7～9之间的共130人，占样本总体的43．3%；网络规模在10以上的共6人，占样本总体的2．0%。从下文图2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规模是8人的最多，共有66人，占样本总体的22%；其次是网络规模为5人的共有65人，占样本总体的21．7%；网络规模为0的共4人，占样本总体的1．3%。这四人中有三人是孤儿，另外一个是老鳏夫。整个社会网络规模的分布呈两头较小、中间有两个峰值的“倒W”型格局，这说明调查对象中交游特别广泛或交往人数特别少的人都不多，大多数人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交往规模；两个峰值的存在，表明调查对象群体出现了明显的社交圈子分化。

表3 社会网络规模

与网络规模高度相关的一个指标是关系种类。关系种类与网络规模测量的角度不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人们社会资源的拥有程度。张文宏教授曾经使用了关系种类来测量人们的社会资源（张文宏，2006）。一般而言，人们的社会网络中各种角色关系越多，即角色关系越分散，预示着这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而如果他的社会网络成员仅仅由单一的角色构成，则该单一角色将发挥多种重合的功能，那么预示着社会资本相对贫乏。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在调查对象均值为6的社会网络规模里，亲属的平均规模达到了3．88，非亲属的平均规模仅2．14，这说明，船民的社会网络仍然是以亲属为主，交往的社会角色比较单一，也预示着船民的社会资本相对贫乏。这与边燕杰在上海、天津调查的中国城市居民春节拜年网的平均网络规模是35人来比，船民明显表现出的是整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过小。

2．网络密度和角色关系比例

我们使用拜年网中亲属关系的比例作为网络密度的指标，网络密度的指标是亲属关系的频率占所有关系频率的比例。计算步骤：首先累计拜年者为亲属的出现频率，然后再累计所有关系出现的总频率，两者相除，即为网络密度。在社会网络中，亲属比例越大，网络密度就高；反之就低。网络密度是一个百分比值，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

社会网研究证明，密度高的网络是在相似者之间发生的（张文宏，2006）。人们的特征的相似性往往预示着资源的相似性。这就是说，密度高的网络是资源类同或资源单一的网络。相反，密度低的网络往往是资源相异或资源丰足的网络。

从表4可以看出，船民的网络密度平均值为0．71，亲属在网络成员中的比例占到了71%，非亲属在网络成员中的比例只有29%，尚不足1／3；其中，朋友关系在网络成员中的比例平均是9%，相识关系在网络成员中的比例平均是20%。说明船民总体的社会网络以亲属为主，社会网络成员中亲属占到了71%的比重。

表4 社会网络密度

从图1上可以看到，船民的拜年网的网络密度众数为0．9，这说明绝大多数的船民所接触的网络关系人百分之九十都是自己的亲属，与亲属之外的其他弱关系的联系非常少；从图2上可以看到，没有船只的船民的网络密度众数为1，意味着绝大多数没有船只的船民所接触的网络关系人全部都是自己的亲属，而缺少与亲属之外的其他弱关系的联系。有船只的船民的网络密度众数为0．50，意思是说，有船只的船民所接触的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人有一半是自己的亲属，另外一半的人不是亲属。很明显，没有船只的船民比有船只的船民的社会网络更加封闭。

图1 船民的拜年网网络密度分布图

图2 不同船民的拜年网网络密度的分化

三、调查样本的精神支持网和资金支持网

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问题“当你心里有事情时，你会找谁谈谈呢”及“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来考察的船民在精神支持和资金支持两方面的社会支持网。

1．调查样本的精神支持网

关于精神支持网的调查，我们主要是通过对问题“当你心里事情时，你会找谁谈谈呢”的回答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表5显示，新蔡船民的谈心网规模平均为0．93人，有7．3%的调查对象提不出任何精神支持网成员，92．3%的调查对象的精神支持网只有一个成员，只有0．3%的调查对象的精神支持网中有两个成员。

从调查对象的精神支持网的关系构成来看，除了有7．3%的调查对象没有提出任何精神支持网成员外，92．3%的调查对象的精神支持网由配偶组成，只有1人在精神支持网中提到了父母。这说明，在家庭关系中，配偶在情感性支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寻求情感支持时，船民选择配偶的比例比选择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或者其他人的比例更高。这与张文宏他们天津调查的结论——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的比例较小正相反（张文宏、阮丹青，1999）。这可能是因为船民的生活环境较封闭所致。

表5 新蔡船民的精神支持网

续表

2．调查样本的资金支持网

关于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情况，从表8提供的统计数字看，300位船民的资金支持网总人数一共是976人，而每一个调查对象的资金支持网的平均规模是3．26人，总的资金支持网的范围在0～5之间。在300个调查对象中，资金支持网规模为零的占到了4．3%，资金支持者规模在1～4 之间的占到了62．7%。资金支持网规模为5的占到了33．0%。

在船民的资金支持网成员中，职业比重最大的是个体劳动者，占到了所有网络成员的56．7%，其次则是无固定职业者，占到了17．8%，务农的占到12．5%，银行工作人员占到10．1%，其他的一些从业人员共占到了2．4%。

从船民的资金支持网成员的身份来看，资金支持人是船民的占到了66．5%，非船民占到33．5%。这充分说明船民仍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群体，倾向于船民身份内部的交往。再者，也说明尽管船民迁移到岸上居住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与当地人仍然存在一定的隔离和疏远，仍然是属于群体内交往居多。

从船民的资金支持网的关系构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船民更可能向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寻求资金支持。有84．5%的资金支持对象是亲属，朋友支持只占5．1%，生意项目伙伴仅占11．4%。这也说明亲属关系比非亲属关系对船民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第二，在关系类型中，以配偶亲戚关系最为重要，它在所有关系比重中最大，占到了36．5%；其次是兄弟姐妹关系，占到了30．3%；再者是自己亲戚，占到了20．6%。

亲属在船民的资金支持网中的高比例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一方面表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和亲属这一初级社会群体在人民的社会支持网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并未随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亲属（不包括配偶）的网络资助功能更多表现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性支持量。亲属在资金支持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义务和忠诚的强调有关。在人们看来，亲属之间的财务关系并不需按照严格的市场和利益原则来处理，发生经济关系的基础往往出于双方的信任和义务”［2］。

从资金支持网成员的居住地域看，有54．3%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居住在同一城市，有31．7%的网络成员居住在外地城市，有13．2%的网络成员居住在当地农村，而与调查对象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仅占到0．8%。这是船民独特的水陆两栖的生活环境使然。

以往的研究表明，关系持续期和网络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关系保持的时间愈久，交往的频率愈高，关系的密度愈强，反之亦然”［3］124。按照张文宏教授的观点，“网络密度也可以从自我与网络成员的关系持续时间来测量”［4］142。从表6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与资金支持者的交往时间中，与资金支持者持续交往在10年以上的高达81．8%，最短的也是2到5年的交往时间，这组数字充分说明虽然船民的资金支持网网络规模较小，但是网络密度却很高。另外，通过资金支持人是否对调查对象收取利息也可以观察到关系的亲属远近。其中，不收利息的资金支持者共占到了全体网络成员的84．2%，收取利息的资金支持者共占到了全体网络成员的15．8%，这说明，船民绝大多数还是向亲密关系寻求不收利息的资金帮助的，而如果要造船或者有其他大数目的用度时，还是不得不超出亲密关系之外去银行借贷。

简而言之，这一组统计数字让我们看到新蔡船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基于生活需要形成的，对新蔡船民而言，首先，亲属是提供社会支持的最重要来源；其次，并非所有的亲属都天然地提供社会支持。提供支持的亲属关系类型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第三，配偶在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研究发现与风笑天他们在三峡移民的社会支持网中的发现不太一样，风笑天他们的发现是兄弟姐妹关系在三峡移民的支持网的亲属关系中最为重要，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却是配偶亲戚关系在亲属关系中最为重要。

表6 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通过以上对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特征的研究，我们发现：社会支持网络是基于生活需要形成的。首先，亲属是给船民提供社会支持的最重要来源。在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亲属的比例最高。其次，并非所有的亲属都天然的提供社会支持。在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提供支持的亲属关系类型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第三，配偶在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这也证明了李沛良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提出的“工具性差序格局”的观点，即人们对其家庭成员的道德和工具性责任强于对旁系的责任，对其远亲则最弱。在家庭关系中，配偶在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Lee，Ruan，Lai，Chan and Peng 2001；李沛良，1993）。

上述研究发现同国内外许多研究有很大差异。熊瑞梅在台湾地区进行的两个分网研究发现，亲属更倾向于提供经济支持，而非亲属更倾向于提供精神支持（熊瑞梅，1994）。张文宏、阮丹青等在1998年对天津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也发现，亲属在经济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别：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不如在经济支持网中明显（张文宏、阮丹青，1999）。有研究者在分析亲属在精神支持网和资金支持网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不平等结构影响了亲属之间的情感支持（张文宏、阮丹青，1999）。但是对本文所调查的新蔡船民来说，可能并非如此。因为92%的船民在其精神支持网中提到的是配偶，其中原因是与船民自己的生活环境的特殊遭遇相关的——以往的水上生活只能夫妻两个朝夕相处，而和陆地上的亲属及其他关系的联系较少。

张文宏等在1999年以类似方式进行的“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调查发现，天津农民的资金支持网规模为2．1人，精神支持网规模为2．6人（张文宏、阮丹青，1999）。风笑天研究的三峡农村移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61，精神支持网规模为2．06（风笑天，2006）。同本次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相比，我们发现，新蔡船民的资金支持网规模大于天津城乡居民和三峡农村移民的资金支持网，而新蔡船民的精神支持网规模却远远地小于天津城乡居民精神支持网和三峡农村移民的精神支持网规模。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是，在天津城乡居民支持网中，配偶的精神支持作用相当小，而在新蔡船民的精神支持网中，配偶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配偶在船民的精神支持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得当船民与配偶有矛盾时（问题：当你和配偶有矛盾时，你会找谁谈谈呢？）所能获得的支持最少，有近乎100%的回答者是没有人可以交流，或者是不跟别人说。正是因为生活环境造就的社会交往圈子狭小，配偶不仅在船民的精神支持网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资金支持网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也为船民较低的离婚率找到了理由。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香港：正中出版社，1949：140．

［2］风笑天等．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74．

［3］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