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延芳 刘传江 胡 铭

(1．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2．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4)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董延芳1刘传江1胡 铭2

(1．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2．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4)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行为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改革

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制入户，其与成都统一城乡户籍改革、上海居住证人才入户并称为国内户籍改革三大新政。政策推行一年来，效果差强人意，尤以指标空缺引人注目。当年12月，第一批积分制入户申报结束时，东莞32个街镇中的16个未用完指标，相似情况也发生在中山市、深圳市［1］。这固然与运作不完善有关，也由于一些申请者没有达到要求，但申请人数不足也是不争事实。据中山流管办公布的数据，全市33 682名流动人员参加积分制管理，其中积分入户申请人数为2 315名，最终2 149人进入公示，入户指标空缺851个［2］。农民工对一举跨过户籍成为城镇人心存疑虑，是否因户籍背后的隐性障碍，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成为需迫切研究的问题。

当前，广大农民工来到城镇后，仍面临一系列问题，无法从农民中分离，彻底成为市民。他们是位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处境尴尬。学者们由此提出两重“户籍墙”概念，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需穿越的“显性户籍墙”，以及由农民工变成市民需穿越的“隐性户籍墙”。其中，“显性户籍墙”是指致使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隐性户籍墙”作为其衍生，在制度抑止功能上延伸与拓展，具有韧性身份证属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3，4］。迄今为止，从农民到农民工的显性户籍墙已被认为没有多少作用力，隐性户籍墙则构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但此处，前半句值得商榷。首先，户籍改革并没有进展到取消户籍地步，户籍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近段时间，各地接连出台的限购令就多以户籍为购房限制条件。其次，“积分入户如同一道‘变相门槛’”［5］，可以说其本身就是显性壁垒的一种。二元户籍制度仍处在撕开缺口阶段，显性户籍墙依然牢不可摧，隐性户籍墙的障碍也就更值得注意。

相比其影响，对隐性户籍墙的研究明显不足。此概念的使用至今局限于极少数研究农民工问题及户籍改革的学者中，且相关成果大多将其与“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待遇”［6］等同，对它的作用机制也即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如何、怎样施加等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一笔带过。作为当前户籍制度衍生的一种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包括就业、居住、社保、教育、医疗、土地等等。歧视一词为中性，福利待遇不是市民独有，农民也有福利待遇。农民工抛弃农民身份获得市民身份，得到市民福利待遇，但也失去了农民福利待遇，比如土地。基于这一点进行分析，隐性户籍墙为何物、影响几何等问题才有可能清晰。此外，隐性户籍墙所以成为“墙”，还需考虑农民工面对这些歧视时的主观心理。

1 数据与模型

有关隐性户籍墙下农民工对非农业户口的看法和态度，以下采用2010年上半年武汉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说明。此调查深入武汉市的居/村委会，对跨县(市、区)流动且在流入地居住达一个月的人群中16－59岁的人口进行访谈，回收2 000份有效个人问卷。其中，农业户口样本为1 658个，占总样本的82．9%。调查对这类样本询问了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意愿，有654人表示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占该类样本的39．4%，有1 004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占该类样本的60．6%。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是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的1．5倍，这呼应了广东积分制入户的指标空缺情况。

下面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农民工面对农转非时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在2 000个样本中剔除342个非农业户口样本以及21个回避回答个别问题的样本，剩下1 637个样本。变量描述见表1。由于受到数据局限，许多影响农民工农转非决策的因素无法囊括，此处仅作抛砖引玉。被估计的模型见后，哑变量的参照组均为第一分类。

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回归方程为:

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卡方值为147．064，P值为0．000。估计系数见表2。

表1 变量描述Tab．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2 估计系数Tab．2 Estimated Coefficients

2 结果解释

表2显示:①相比无业/失业、操持家务的样本，就业的样本显著地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其农转非的机会比分别是无业/失业样本1/0．476即2．101倍、操持家务样本的1/0．735即1．361倍;②相比老家有土地的样本，老家没有土地的样本显著地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其农转非的机会比是前者的1/0．425即2．353倍。有关从业状态和老家有无土地对样本农转非意愿的影响，可从机会成本角度理解，以下关注年龄、外出年限、是否第一次流动的复杂作用。

2．1 关于年龄:后悔/失望效应

表2中，负的年龄系数和正的年龄平方系数显示，样本年龄和农转非意愿之间关系呈U型。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曲线最小值在样本38．5岁时达到。这意味着中年以前，随着年龄增大，样本更热衷于保留农业户口，中年以后趋势相反。

为便于理解，将1 637个样本按年龄分成两组，第一组从16到38岁，数量为1 064人，占65．0%，第二组年龄在39岁及以上，数量为573人，占35．0%。统计户籍地类型，第一组中，户籍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其他城镇”、“平原农村”、“山区半山区农村”、“其他农村”的样本量依次为 93、216、484、186、85，分别占 8．7% 、20．3%、45．5%、17．5%、8．0%。第二组中，户籍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其他城镇”、“平原农村”、“山区半山区农村”、“其他农村”的样本量依次为 29、80、322、96、46，分别占 5．1%、14.0%、56.2%、16.8%、8.0%。对比发现，第一组户籍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其他城镇”的比例明显更高，为“平原农村”的比例明显更小，这与我国新时期的人口流动形势是相符的。考虑土地流转和地租等因素，如此户籍地来源，使第一组比第二组样本至少在“想保留土地”方面激励更大。这也为监测数据证实:对第一组和第二组中表示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并拥有承包地的样本，当问及“如果让您交出承包地您是否还愿意转换户口”，第一组回答“愿意”的比例比第二组略低，前者为63.2%，后者为64.0% 。按照 Bell［7］、Loomes和 Sugden［8］、Fishburn［9］的理论，这反映第一组的“后悔效应”(Regret Effect)略高于第二组。意即，样本会在决策时设想，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结果可能不及保留农业户口的结果，这将导致后悔出现，而人们不喜欢后悔。另考虑到年轻一代农民工务农经验少、乡土情结小，第一组回答“愿意”的比例仍低于第二组，故应认为其后悔效应就不仅仅是略高于第二组了。

“失望效应”(Disappointment Effect)［10］也作用于样本决策，指这样一种情况:样本会在决策时设想，转为城镇户口的实际结果可能不及预期，届时将产生失望这种让人不愉快的心理。调查中，第一组30.0%的人回答“城镇户口没有太大作用”，并表示基于这一点不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比例明显高于第二组的25.9%，可视为第一组失望效应高于第二组的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组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比第二组高(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第一组为74.1%，第二组为88.8%)，但工资比第二组低(月收入均值，第一组为1 511.33元，第二组为1 545.34元)、失业率比第二组高(就业样本比例，第一组为78.4%，第二组为92.5%)。农转非是否能解决问题?显然，不一定。近年宏观形势的改变使年轻的高学历城镇人口也陷于贫困与失业危机，“蚁族”［11］就是绝佳例证。农民工不必实践农转非，通过观察他人就可以得到“城镇户口没有太大作用”的结论，使规避失望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相较老一代农民工，年轻一代农民工对农转非更倾向于持观望态度，这是充分权衡的结果。另根据韦伯—费希纳定律(Weber－Fechner Law)，一元钱和一元钱的心理价值不同，取决于特定背景，可以想象中年危机使中年农民工对不同选择结果差别的感知最大，失望效应和后悔效应也就最大。于此，样本年龄和农转非意愿间的U型关系就毫不奇怪了。

2．2 关于外出年限:牺牲陷阱

表2中，正的外出年限系数和负的外出年限平方系数显示，样本外出年限和农转非意愿之间关系呈倒U型。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曲线最大值在样本外出27．2年时达到。观察外出年限分布，99．8%的样本外出年限比这个数字少。故可近似认为，随着外出年限增长，样本的农转非意愿上升迅速。

注意到样本的外出年限和年龄之间线性关系显著但并不强，皮尔森相关系数仅为0．307，据此可理解外出年限和年龄增长对样本农转非决策影响出现的不同趋势。Boulding列举过一个被称“牺牲陷阱”(Sacrifice Trap)的例子:明知不可能获胜，人们还要继续战斗，因为停止战斗代表承认所进行的战争是错误的，并减少了已经做出的牺牲的价值［12］。在农转非决策中，农民工受后悔效应和失望效应的作用，出现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倾向，但基于牺牲陷阱，他们又可能同时意识到，假如不农转非，就等同于发出当初选择流出以及过去坚持流出都是徒劳的信号。

图1中，横轴为样本对自己目前生活总体水平的打分，纵轴为其对是否打算返回户籍所在地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对目前生活总体水平打分低的样本，其打算返回户籍所在地的比重未必高，甚至在目前生活总体水平打分3－7的区间内，随着分数的下降，样本打算返回户籍所在地的比重也不断下降。这里，自我尊重作为强大的激励，使农民工倾向于农转非，也使观望流行，许多人未必申请转户口，却以农民工的身份继续留在城市工作与生活。

图1 农民工返乡意愿与生活满意度关系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sant workers'intendtion to return to domicile and their overall level of current life

2．3 关于是否第一次流动:偏见与错觉

表2显示，是否第一次流动对样本的农转非意愿影响非常显著，相比不是第一次流动的样本，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对不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机会比是1．432倍。考察样本是否第一次流动和其年龄、外出年限的关系发现:第一流动的样本年龄均值34．44岁，和不是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年龄均值34．87岁相近;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外出年限均值5．69年，远低于不是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外出年限均值12．12年。年龄相近，外出年限差别很大，如前所述，由于农转非意愿和外出年限正向变动，那么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农转非意愿应当比不是第一次流动的样本弱许多。是什么抵消并超过了牺牲陷阱?可能的答案是偏见与错觉。

Rabin指出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具选择性，在强假设情况下，相抵触的新信息容易被忽略掉［13］。可以想象，第一次流动的农民工之所以外出，是出于对在城镇生活比在农村生活更有利的确信，他们就不可能充分注意到这种策略的缺陷。选择性感知是机会主义的，“如果人们被提醒在公示的目标与他们当前行为之间出现矛盾，那么认知上的不调和就存在，矛盾的代价通常是选择性地放弃一些信息或降低目标的价值，而不是改变行为。”［14］这种出自机会主义的选择性感知被视为验证性偏见(Prejudice)，即对挑战自身信念的信息实行封闭。与之类似，Kahneman认为对生活某一方面的关心将使人们夸大这一方面的重要性，称为聚焦错觉(Illusion)［15］。一个注意力集中导致错觉的例子是，和中奖人体验的实情不同，玩彩票的人大多认为中奖将使他们快乐异常［16］。同样可以想象，第一次流动的农民工格外关注获得非农业户口的好处，从而对其更高赋值，对保留农业户口的好处则相反。

3 结论与建议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前文基于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探讨了样本农转非意愿的影响因素，试图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的原因。如前所述，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囊括了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农转非让农民工获得了市民的福利待遇，却也损失了农民的福利待遇。农民工会权衡得失，还会基于现实及可能的现实，由心理因素左右其决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当前，给了市民化政策农民工仍然犹豫不愿意，反映的是现有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17］，或者可以看作党和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紧迫性的表现，也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推动农民工在这些地方突破“墙”，包括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流转，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以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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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Household Wall of Peasant Workers:An Analysi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DONG Yan-fang1LIU Chuan-jiang1HU Ming2
(1．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2．United Investment Group of Hubei Province，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fter the stagflation in the 1970s，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can not be explained make people aware that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about man，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 economic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human psychology．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that peasant workers do not actively apply for non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through points system，this paper uses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data from Wuhan，explaining the empirical result based on disappointment/regret effects，sacrifice trap，and prejudice and illusion theory of behavioral economics．It is suggested that derived fro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hidden household wall as a social mask should include discrimination caused by the du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between peasants and citizens，and its influence on peasant workers'citizenship choices not only lies in such objective discrimination，but also in peasants'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when facing discrimination．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s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en continuing and will be increasingly active for a long period in the future，especially the flow of peasant workers，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peas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Currently，peasant workers'hesitation and unwillingness toward it reflect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so has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of its supporting system，and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its current condi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motion of peasant workers'citizenization，urbanization，and ruralurban integration．

behavioral economics;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F240

A

1002－2104(2012)03－0043－05

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8

2011－11－09

董延芳，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城镇化战略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编号:10CJL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编号:70973092)。

(编辑: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