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玲

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上海真的准备好了吗？

文/刘小玲

8月15日召开的上海科技创新大会，以及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是上海科技界的一件大事。对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我们有非常高的期待，期待上海在目标上有新要求，在任务上有新部署，在措施上有新突破。我以为，回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逻辑，分析当代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基本特点，是上海有效落实中央《实施意见》的基础之一。

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诱致型——渐进型——点面型

我国的科技强国之路具有“后发型”的特点，在发展科技的进程中会受到科技先发型国家（最开始是前苏联，后来是欧美，然后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强烈的示范作用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接踵而至所带来的压力和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诱致型--渐进型--点面型。

“诱致型”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人们为争取创新的更大价值而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创造出新的做法，一旦被国家认可，就成为改革的导火索。因此，很多改革是看到了制度的束缚而引发的，如国有企业创新的股权激励改革；也有很多改革是从体制外的尝试引发的，如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机构。注意到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诱致型特点，在“世界是平的”时代，创新资源、信息高度开放和流动，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到制度差异（如：中国与国外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草根力量兴起 （如：科技型小微企业、民办科研机构、新兴的科技服务业态）、以及个性化的生产需求（如：3D打印机）可能引发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再造等等情况，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

科技体制改革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大局一样，属于“渐进型”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政治体制，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充满了理性与路径依赖。首先，改革往往选择“自下而上”或者“体制外成长”的方式来培育新的创新主体或进行科技管理创新，比如：星期六工程师、股权激励试点、以及广东一带涌现出来的“四不像”新型科研机构。其次，改革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前一次改革会极大影响下一次改革。一方面，科技改革的思想得以传承，“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改革的主线，从80年代开始一直强调至今；另一方面，改革是不彻底的，由此导致了现行科技体制仍然属于“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型体制。在新形势下，一些关键障碍亟待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着力予以突破。

“诱致型”和“渐进型”特点相结合，就注定了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乃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是“点面结合型”的。改革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相互错位、相互配合的过程。中央能否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更大的自主权下放给地方？地方怎样用好这些资源和自主权？另一方面，改革是从点点星星之火开始的，要给基础研究的前沿探索课题、非共识科技项目、新兴产业、初创型企业，以及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创新等尝试留出发展空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点”上的实践开始，如何把“点”上的实践探索上升到全局？如何让科技部门的管理创新和改革呼声引起其他部门的共鸣？这些都是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的难题。

当代科技体制改革基本背景：市场因素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

当前全球竞争正呈现出新特点，许多国家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开始从垄断产品和资本，转向控制知识和技术。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和日趋紧迫的国内经济转型压力，我国迫切期待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推进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90年代中期，与经济体制一样，我国科技体制在配置资源时也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存的“双轨型”，但整体而言，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强，计划手段（其极致状态是“科技举国体制”）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中长期创新战略资源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中短期科技任务布局及微观的科技运行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整体上判断，市场因素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创新主体已经成长并壮大起来。除了一批“国字号”科研院所和高校拥有创新资源和较强的创新实力之外，民办高新技术企业、民办非企科研机构、外资研发中心，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元化运行的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科研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壮大，如华为、光启理工高等研究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GE全球研发中心等，“群雄并起”的时代，更希望有“逐鹿中原”的广阔空间。第二，科技成果的市场定价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已成为主要的评价方式。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除涉及国家利益之外的大部分科技成果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转化和产业化。第三，经济学意义的评价指标已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到《实施意见》反复表露出来的“提高科技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创新效能”等思想，科技对社会的显性经济价值越发得到重视。

因此，万事俱备，当代科技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就是“政府支持、市场导向”，其本质是要发展一种顺应科技创新基本规律的市场精神。市场精神意味着创新面向市场需求，意味着崇尚充分竞争，意味着追求效率至上，意味着促进人才和资源自由流动；同时，市场精神也意味着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当前一片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呼声中，我们须臾不能忘了给前沿科学的自由探索留下充裕的空间。

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上海要更果敢、更开放、更实干。

过去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局部的、单向式的，计划体制下不少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新形势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和环境问题并存，改革难题不只体现在某个局部领域，往往带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坚持解放思想，大胆破除体制障碍与稳妥探索现代科技体制相结合。

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如果还局限在原有框架内，那就没有任何意义。要牢固树立大科技理念，更加注重统筹集成，特别是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创新；更加注重前瞻部署，对重要的科技项目要敢于投入，宽容失败。

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针对上海“国企大、外企强、民企弱”的现状，对症下药，激发各类技术创新主体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在项目决策、资源调配、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坚持系统改革，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

改革总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改革不求大，不求全，但求“货真价实”。选择适宜推动、易见成效的关键创新环节作为突破口或者改革试点，同时促使决策体制、管理体制、评估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全面跟进。

(作者就职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