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渡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著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