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悦

“党内五老”的崇高风范

王梦悦

中共“党内五老”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人。“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于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息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诗句传开后，“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党内五老”均为建党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年近古稀之高龄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党内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一座座丰碑。

徐特立：长征路上最年长的人

徐特立1877年2月1月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毅然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1934年10月，徐特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都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贡献大、地位高而居功自傲，搞特殊。1957年1月，徐特立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八十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了。”徐特立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那时正值隆冬，长沙的天气又阴冷，徐特立患了感冒，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天天到会。

徐特立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后，因工作繁忙，10年没有回过家。他的夫人一人在湖南乡下。他们的长子徐笃本，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不幸被捕，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小儿子徐厚本，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院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不幸遭国民党暗害。徐特立怕夫人伤心，一直瞒着她，时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代小儿子写信安慰她。徐老夫人直到1960年去世时，也不知道小儿子已经不在人世。

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徐特立被党中央派到中共驻长沙办事处工作，这才有了回家乡看看的机会。此时，他已经整整10年没回过家了。1939年春节，他抽空回了次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回了长沙，这一走又是好多年没回去过。1940年，董必武同志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临行前，徐特立特地写了几首诗送他，其中有一首写道：“妻老孤孙弱，长沙有我家。寄信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借以慰天涯。”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上为徐特立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经常乘坐，总是步行外出，有时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对他意见很大。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在家乡种地时人均粮食有多少？”警卫员告诉他，人均大约500斤。徐特立又问：“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吗？（知道）开车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吗？”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特立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靠从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用的汽油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特立接着又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特立这一番话，想想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心中豁然开朗了。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特立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11月28日，徐特立去世。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吴玉章：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在“党内五老”中年龄排第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吴玉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七大和八大中央委员。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l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6年的冬天，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看到国民党即将挑起内战，感到必须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于是，他把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他还为大家作演讲，讲到激情处，声泪俱下，使听者为之动容。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玉章披衣急起，他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以后几天，吴玉章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斗志。他表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护送”吴玉章到飞机场。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吴玉章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做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穿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几经翻改。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上面摞补丁；一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仍舍不得更换。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逝世。12月14日，吴老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举行，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杨尚昆同志曾说：“吴老为革命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但却始终那样谦逊谨慎，艰苦朴素，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年底，80岁的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觉哉，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行军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一次，谢觉哉病倒了，连背包也背不动了，加上上级号召轻装行动，于是，他顺手把这条毛毯扔掉了。

走在后面的董必武见路边有条毯子，一眼就认出是谢老的。他明白，谢老是轻易不会扔掉毯子的，定是身体虚弱走不动路了才扔掉的。于是他拾起毯子塞进背包里。到了宿营地，董老把这条毛毯送还给谢觉哉，谢老对董必武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此，这条毯子谢老一直珍藏在身边。

在延安时，每当看到这毛毯，谢老总是感慨万分。他决定把毯子送给董老，作为纪念。董老也十分珍惜这毯子。全国解放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时，董老就把它捐献出来，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

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觉哉，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人的交代，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听了毫不含糊地说：“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至于有个别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这也是可能的，因为那是在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谢老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

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这是为了“抢救”失足者；一会儿又来硬的，胡说谢老在庇护特务组织。谢老也毫不退让，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仍不罢休，旧账重提，逼着谢老写材料，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统统打成特务。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加上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就要达到了，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只见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好党员。”来者看出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1971年6月14日，谢老病情突然恶化，次日便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周总理心情异常沉重。他顶住压力，果断地指示：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董必武：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

董必武在“党内五老”中年龄排第四位，是五人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董老于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党的一大。建国后，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是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董老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贵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大家都叫它“火车表”，而且走得也不准，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召开，董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他出国时所穿的那套西装是在重庆买的，很不合身。在别人的一再劝说下，董老到纽约后，托《华侨日报》的同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装，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使命。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也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

董老对子女和亲戚也是严格要求。

1969年的春天，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小儿子董良翮送到了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

1970年，良翮入了党，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莲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董老对侄儿、侄女们要求也很严格，对他们的某些不合理的要求，他一点也不迁就。有一次侄女从甘肃来信，大意是要董老收她做女儿。这件事事出有因。当年董老得知兄弟去世后，曾提出帮助弟媳带一个孩子。当时弟媳没同意。她也有道理，那时董老已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她们仍在湖北白区，随时都有遭受敌人迫害的危险。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再要改变这种伯侄关系已无必要。他认为是侄女思想上出了毛病。于是他给侄女写信说：“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靠老老实实地去工作，不是靠父母。靠我我还不是要死的吗，我死了怎么办呀？”

董老就是这样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他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林伯渠：三条腿的供给部长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邓小平称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着一根从瑞金带来的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每次行军时，他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路让队伍通过。红军女战士李坚曾用山歌这样唱道：

年过半百老英雄，

又当部长又当兵。

山高水深何所惧，

手举马灯照人行。

进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伯渠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热水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特别是进入草地后，它更是立了大功。想到这些，小黄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想，首长头发都白了，还坚持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把自己的生活必用品送给伤病员，品格是多么高尚啊……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

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毛泽东知道后也十分赞赏，回信说：林老：

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那位外国记者为此很受感动，就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伯渠。

他来到林伯渠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盘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着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

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林伯渠是“党内五老”中去世最早的一位。1960年5月，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却依然埋头工作。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便与世长辞了。6月2日，首都各界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邓小平在悼词中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