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国外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研究综述

杨 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犯罪情报分析研判是情报主导侦查的核心。近几年来，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的研究逐步深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试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并重点探讨国外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的概念、分析研判的思维模式及其指导下的业务模型、业务模型中体现的具体方法、在实践中分析研判的具体内容，以期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研究综述；业务模型

一、分析研判概念的研究

犯罪情报分析研判，是情报主导侦查中的核心环节。国内学者从多角度对其进行定义，认为是对犯罪情报形式和内容逻辑的加工；是对已有犯罪情报信息的整理、概括、总结；是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是一种揭示犯罪活动本质、规律、特点、发展趋势的侦查活动，其实质是对已有犯罪情报信息的分析研究、综合，揭示刑事犯罪活动的本质、规律、发展趋势及侦查对策。[1]结合实务，一些学者又将其定义为：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各种情报线索、零散脱节信息进行深度加工整理与关联，产生一个预测性或判定性结果的过程。[2]

在国外，有学者将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称为发案分析（Criminal Analysis），对其定义多从发案分析员的角度考虑。如从分析对象的角度出发去界定，认为发案分析是对违法犯罪问题的系统研究，旨在及时提供与犯罪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有关的重要信息，以协助实战和配置资源，开展打防控工作，辅助侦查破案，提高破案率。[3]或者从分析员的视角去界定，认为发案分析是分析员理解并采用问题导向警务的思维模式，运用犯罪学的有关知识去理解犯罪规律，进而明确对策，同领导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评估针对犯罪活动采取的行动的效果。[4]或者以某个机构的名义予以定义，如马萨诸塞州发案分析员协会将其定义为“一个为警察或刑事司法机构完成使命提供信息的公共安全分析科目”。国际警务情报分析员协会将其定义为“对信息进行评估，同其他信息比较，以决定刑事侦查或犯罪分子评估方面数据的含义”。

二、分析研判思维模式的研究

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实践操作具有反作用。国外在分析研判思维的研究方面，对宏观层面的战略性思维研究具有代表意义。它强调的是战略实施的未来可行性效果，认为宏观战略中所体现的技能的组合不同于分析员在日常战术或战役研判工作中所体现的工具性技能。战略情报工作要求更多的是定性方法，如竞争假设分析、力场分析、脚本分析。为了使未来的工作能够在战略情报格局中获得成功，必须具备[5]：

客观方面：以与战略情报体系相适应的决策体系作为支撑。

主观方面：在情报体系和所服务的决策体系方面具备超前思维的意识，在情报体系和所服务的决策体系方面具备应用成果的意识。

在微观角度上，国外则强调DIKI链的思维模式，即数据（Digital）—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Intelligence)模式。[6]在这个思维模式中，强调的是数据和信息的来源，因为这些来源是创建可靠知识所必需的。在这个链条中，知识（“K”）的最终成果是“I”，即情报，这就形成了一种将知识转换成为情报的机制，体现了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和情报关联性的理解。

三、分析研判业务模型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业务模型的研究多从流程角度考虑。有学者将情报分析流程划分为六个区间，即情报来源分析、情报真伪分析、情报归类分析、情报指向分析、情报转化分析、情报矫正分析。[7]有实务人员认为，刑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中，存在三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流程，即情报信息分析工作本身的流程(信息分析流)、研判思维活动的流程(思维活动流)以及将分析研判结果指导实际侦查的流程(侦查行为流)，这三个流程相互影响、相互碰撞进而推动分析研判工作发展。[8]

国外学者则以DIKI链的思维模式，建立了以下模型：

图1

（一）情报循环模型[9]：

这一模型的逻辑较为清晰，是一个循环发生的机制和流程，其中分析员的工作贯穿于整个分析过程（即五个方块中）。但在这个模型中，强调的始终是情报。图示1的各个动词的宾语都是情报，这就使情报主导的对象（如侦查工作或者其他警务工作）缺乏相关的重视程度，也容易使分析研判人员与决策人员相分离。

（二）基尔的控制论模型[10]

图2

控制论模型将情报循环包裹在一个黑箱内，整个循环共有11个过程（箭头即为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对信息和知识流根据相关性进行控制筛选，在宏观的工作格局中凸显细节优势。模型在信息传输中容易被搁置、阻断或加速的过程中设置了过滤器，图示2中标识为机械筛，以对模型内的信息进行拦截。机械筛是分析人员的活动和制度变化活动的接口。这个模型最大的特点是机械筛的提出，突出了灵活性的特点，也使分析员认识到情报职能的系统性和内部性问题，但缺点依然是过于简化。

（三）SARA 模型[11]：

扫描（Scan）：确定突出问题，了解其后果，并评价对公共安全的影响情况。

分析(Analyze)：对收集到的所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目的是探究问题成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处置(Respond)：寻找其他地区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有效对策，以确定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做法，选择和实施能够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评估(Assess)：对处置阶段前收集到的数据和之后处置所得数据进行检验，以确定对策是否缓解了问题，如果对策无效，应确定新的对策。

SARA模型对分析过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它没有孤立地看待案件情势，而是由分析员对多发性犯罪问题和系列案件进行扫描，对相关问题深入分析，并找出背后的原因，以确定解决问题的具有针对的对策，并及时评估对策的效果。这个模型又被翻版为CAPRA模型，也称加拿大模式，是加拿大情报主导警务的主要模式。

（四）以美国为代表的3I（Interpret-Influence-Impact）模型[12]：

图3

整个模式分成三个环节，即分析解读环节、影响环节以及驾驭环节。

在分析解读环节中，主要是进行研判活动，具体内容依实战环境而定。因此，在不同部门的同一警种可能会具有不同的研判任务。模型中，箭头从犯罪情报分析指向治安局势，表明对治安局势的解读必须是一个主动性的工作，强调的是主导作用。

在影响环节中，主要是指情报成品对决策者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具体明确决策者是谁，因为一份情报成品可能有多个用户，分析研判人员需要识别出对治安局势进行干预的真正决策者，并且能够向决策者提出建议。

在驾驭环节中，需要决策者根据情报成品部署警力以降低发案率，避免传统执法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如仅单一将超过常规数量的巡警部署在违法犯罪热点地区，对特定犯罪活动开展巡查，而不考虑实际效果。

这种模式是目前情报主导警务工作实务中的最高形态，也是一种最理想状态。但是正如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警察机构中的官僚体制和文化妨碍了情报需求的沟通效果，大量的情报原封不动地待在警员的头脑中，而不是反映在能够一键点击、轻松共享的情报记录中。”[13]这种工作模式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还值得商榷。

（五）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情报模型（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14]：

这个模式强调情报分析的业务必须植根于国家和地方层次的警务工作。国家情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强大的数据库，即其图中的“资产”。所有的情报分析过程及其成果都来源于数据库并为之服务。资产又有知识、系统、来源和人员之分。在知识财产中，知识并不是指对治安局势的深度理解和遏制犯罪所要采取的步骤，而是对一系列制度的熟悉掌握；在系统资产中，强调保密和对涉密信息的正确管理；在来源资产中，注重考虑刑事技术人员、被害人和公众、秘密力量等传统秘密信息来源；在人员资产中，强调人员在业务流程中的重要性，明确分析过程中的职责和标准。

图4

四、分析研判基本方法的研究

犯罪情报分析研究的实质是在一定原理的指导下运用具体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其基本分析原理首先是因果关系原理，对应分析方法是因果关系法、综合分析研究法、抽象法、概括法、归纳演绎法、求同存异法等；其次是相似性原理，对应分析方法有类比法、趋势外推法、系统法、假设法等；再次是相关性原理，采用相关法和想象法加以分析；最后是创新原理，主要方法有综合择优创新、拓展创新、逆反创新、移植创新、联想创新和统摄创新。[15]有学者在对情报分析研判意义和作用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情报分析研判中常用的方法有对比法、分析法、综合法、案例法、计算机辅助分析法等。[16]还有的提出了要素分析法、来源分析法、人员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关系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等情报分析研判方法。[17]

国外学者提出9种分析方法作为辅助决策的前提：

1.发案形态分析（通过寻找案件之间、案件和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揭示相似性和差异性，以预测、预防未来的犯罪活动）：包括趋势识别和热点分析等一系列方法。

2.网络分析：用于理解反坐网络中合作者之间连线的方向、频率和强度。

3.黑市剖析：评估待定商品的黑市情况，如毒品和色情交易市场。

4.人口/社会趋势分析：评估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对发案的影响。

5.犯罪业务剖析：用于决定和理解犯罪分析或有组织犯罪团伙使用的作案手段和方法。

6.目标描述分析：了解被管控的犯罪分析行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其生活方式、社交网络、犯罪活动和可能的落脚点。

7.作业情报评估：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评估，以辅助当前的行动决策。

8.风险分析：评估犯罪分子、犯罪组织对特定被害人、警方和公众形成的威胁和风险的规模。

9.结果分析：用于评估执法活动效果。[18]英国国家刑事情报局将结果分析作为一个“新的针对巡逻策略、发案降低项目或特定侦查方法等执法活动成效进行评估的科目。”

五、分析研判内容的研究

高危人群分析研判与串并案情分析研判。这是国内最为普遍的研判，可理解为对人对案的研判。

综合性情报分析研判。综合性情报分析研判以某一时期某个地区的特定刑事犯罪或所有刑事犯罪为研判对象，通过对犯罪时间、犯罪手段、侵害对象等要素加以综合分析，进而掌握犯罪活动的规律性特点，或者发现其苗头性、前瞻性信息。通过对综合性情报信息进行分析研判，能够帮助侦查部门及时分析打防控走势，增强对刑事犯罪的预防控制力及打击精确度。

国外在情报主导警务的过程中，根据3I思维模型的要求，强调情报分析研判的内容是分析解读犯罪情势，手段是影响决策者，目的是驾驭犯罪情势。具体来说，主要是指分析解读犯罪情势，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一)采集犯罪细节信息

有七项信息对分析研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性质、犯罪地点、犯罪时间、作案方法、标的物详情、被害人特征、案件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19]

（二）威胁评估

加拿大刑事情报局确定了四个主要的危害类型：

社会损失——无法轻易用金钱来计算的身体、心理或情绪方面的消极后果（如杀人和伤害）。

经济损失——对个人、社会、工商业、团体、政府或国家造成的消极后果（如偷窃、伪造和欺诈行为）。

政治损失——影响社会或公共机构政治稳定的消极后果（如腐败、对政府或警方丧失信心）。

间接损失——犯罪活动的附带消极后果（如地下毒品加工厂造成的环境破坏）。[20]

（三）管控

管控即管理控制特殊行业或人群，类似于国内的阵地控制。管控犯罪行业中那些已知的组织者和创始者是主动式警务的基石。对侦查机构而言，管控已知犯罪分子更为便捷，即使警察机构能有效利用资源，他们所能应对的犯罪帮派数量也是有限的，当超过承受限度时，考虑到需要充分利用有限资源这一基本思路，采用滚雪球的扩线侦查手段。[21]识别现有犯罪人员的“触发迹象”也会带来很多好处，这些迹象预示着犯罪分子将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并且触发迹象可能会持续呈现。通过观察这些迹象而采取行动，就可以省却诱惑侦查带来的麻烦。而且，无论被管控的个体是否涉及了更重大的犯罪，只要他们具备了触发迹象方面的犯罪活动，警方的行动就不会给人们留下不正当的印象。[22]这样的管控也就更符合法治精神。

(四)密切合作，信息共享

警方应更深入地了解犯罪问题及其趋势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这是警方选择合适的执法行动对象的一种方式。信息共享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成为美国警界的流行语。该系列恐怖袭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刑事情报共享规划》（IACP2002）的诞生。该规划明确了全美情报以及信息共享的一些关键问题，具体包括：“情报生产共享不足的全国性协作机制”；警界和情报界的“等级制度”；过度限制警方获取信息的联邦、州、部落、地方法律和政策；情报共享技术保障到位和支离破碎等。[23]信息是共享信息而不是“口袋”信息或“脑袋”信息，这既是情报研判的内容，也是要求。

六、结语

犯罪情报分析研判是情报主导侦查的核心环节。情报导侦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因此，对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的研究也应是一个积累发展的过程。目前国内关于分析研判的理论尚不成体系，在实践中发挥的指导作用有限。相对来说，国外的理论更具实践指导性。因此，本文更侧重于介绍外国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的理论成果，希望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批判地吸收或移植外国先进理论，以更好地指导我国侦查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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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1

A

1673―2391(2012)04―0037―04

2012—02—10

杨静，男，安徽含山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YX11058）。

【责任编校：边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