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Ⅰ丁武光

三个人的影像安顺

文 Ⅰ丁武光

1846年，法国传教士拍摄的安顺城。（杜应国供图）

传教士“留住”的安顺

1985年，一个身材高挑、满头卷发、长着络缌胡的法国人走进安顺，在他那鼓鼓的行囊中，装着一叠印在明信片上的发黄的老照片，一经出示，便引来许多关注的目光。人们难以相信，这些分明记录着旧时安顺的老照片是出自清代道光年间，那时没几个中国人知道照相机为何物。这个叫菲利普·法丹的人，是想拿着这些照片，沿着当年的古驿道一路向西，去找寻十八世纪一位传教士留下的足迹。

或许，菲利普·法丹远涉大洋的贵州之行是在了却一段心愿，而于安顺的历史文化来说，却是何等的可贵和紧要。

他手中的老照片有60余幅，表现今安顺地区的竟然有28幅，这些照片从城市到乡野，从风物到人物，构成一幅涵盖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画卷。在此之前，人们隐约知道摄影技术出现安顺是1907年，安顺的“二我轩”照像馆，再往前，只能从邹一桂的白描线条画《山水观我》中感知旧时安顺风光。这些老照片正好填补了十九世纪安顺无影像记录的空白。

我们曾经感叹，时光的流逝冲淡了多少历史的记忆，有谁能想到，那些刻写在老照片上的散失的记忆，在“法国巴黎宗教档案馆”静静地躺了160多年，而后，一个被称为“大男孩菲利普”的法国人，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穿越。

我们至今甚至连这些照片作者的姓名也不知道，从明信片上只知道照片摄于清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这位法国传教士受天主教教会派遣，带着“天国之梦”怀着自身的信仰走进这块陌生的土地。

可以想见，当时这片连中国人都视为穷山恶水的地方，山道险阻、交通恶劣，疾病浸淫……这些都未能挡住他的信念和目光，他忠实于上帝，也忠实于这里的山水风物，用当时中国极为罕有的一部照相机，留下了 “安顺男学堂”、“安顺女学堂”、“安顺城全貌”、“安顺大街”、“黄果树大瀑布”、“黄果树教堂”、“花江铁索桥”、“镇宁城大街”、“镇宁田原风光”等一系列照片。

这些记录安顺最早的照片，就其史料价值而言，“黄果树瀑布”自不待说，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会注意到，那表现十九世纪中叶安顺全貌的照片尤为可贵，一座城市能有此幸运，在贵州乃至全国都属罕有，它使安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底蕴，凭此而昭示世人。

鸟居龙藏影像中的安顺

在法国传教士留影安顺38年后，一个叫鸟居龙藏的日本人告别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渡海西来，走进中国内陆，千里迢迢走进安顺。这位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之所以要深入荒僻闭塞的中国西南高原山区，是因为6年前在台湾考察时偶然发现高山族“黥面番”（即泰雅人），其语言风俗与中国大陆苗族相类似，于是鸟居龙藏怀着对贵州苗族的浓厚兴趣，踏上漫漫旅途。

鸟居龙藏拍摄的安顺布依族妇女。（作者供图）

他走进安顺时已是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时西南匪患众多，他脱去西装换上长衫，戴上瓜皮帽，弄了条长辫拖在脑后，沿着黔滇驿道一路西行。

不少人知道，鸟居龙藏因在平坝饭笼驿的一次偶然发现，即从学科视野的角度对当时称之为“凤头苗”的“屯堡人”进行种族甄别，首次进行了学理认证。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样极有史料价值的是，他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如今就藏于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

他的照片，多出于人类学研究的需要拍摄，以表现人物为主，同时对安顺蜡染、苗族服饰、芦笙及风光皆有反映。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数十幅照片中，有关今安顺地域的有7幅，这同样弥足珍贵。包括“安顺屯堡村落田园”、“黄果树瀑布”、“红岩山下苗族老人”、“背小孩的苗族妇女”等，他表现黄果树大瀑布的照片无论从角度选择还是拍摄技术上都别具特色，人物照中又以“吹芦笙的苗族青年”最为突出。他采集铜鼓、蜡染饰物花纹，对安顺苗族背扇蜡染图案很有研究。

蒋旭英拍摄的一群少年，游荡于标志学府的文庙石坊之下。（作者供图）

无论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角度看，鸟居龙藏无疑是一位追寻人类真谛的苦行者，当他跋涉在黔中丛山之间时，无意间，已将智慧连同一位文化学者的责任所及留给了这方土地。

蒋旭英记录老安顺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里，留下安顺照片最多且内容最为丰富的是蒋旭英先生。

这位在人生路上命运多舛的前辈，有一种文人涉世的良知和着眼故土的文化自觉。他用一部照相机，几乎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安顺概貌尽收默片之中，完成了一个时代人所能及的对旧时安顺的视觉存证。

提到蒋先生尚能幸存下来的80多幅照片，不能不说这是安顺历史文化莫大的幸事。在经历“文革”毀灭性的扫荡之后，这些照片得以保存下来，与蒋先生的后人特别是蒋世伟、张春秀夫妇分不开。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些照片一经公之于世，便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它唤回了多少人对远去岁月的记忆。

这些照片的主体部份，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民国安顺的风景系列，是极珍贵的刻写在历史上的系列图谱：首先是安顺贯城河沿线的风光，数量最多，包括三元桥、化鲤桥、崇文桥、太平桥、二桥头、落虹桥、和合桥等几乎所有石桥和沿岸东岳庙、潮音寺、湖畔亭、观音阁、望春台、双眼井等周边风景，其次是记录安顺古城楼、城墙、水关、石坊、亭阁、驿道的照片。这些已经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风景，哪怕看上一眼，也会产生许多怀想与追思。

透过这些无声的影像，在感知旧时安顺风貌的同时，我们也能感受蒋先生崇高的人格和文化良知。可以想象，当年一个受“五四”以来新文化影响充满进取意识的青年，是如何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在那些黑白影像中，我们看到了美与真，也看到了一种追求和向往。

在一幅种满罂粟的田野照片中，蒋先生题为“罪恶之花”，不仅用图像记录了这片土地曾经的鸦片种植状况，而且将忧患写于笔端。另一幅题为“迷途的羔羊”的照片，一群少年或猜赌戏耍，或手执担箕待人雇佣，他们游荡于标志学府的文庙石坊之下，这一旧时安顺社会的局部写照，道出了教育的贫困。先生品味人世，立此存照，令人感佩愈深。

（责任编辑/戴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