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西藏书写

2012-11-01王泉

扬子江评论 2012年5期

●王泉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时，总会感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荡。而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以西藏为背景的写作，在体现时代主旋律的精神内核的同时，也表现出雪域文化的神秘性和浪漫风格，为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一、紧跟时代步伐的报告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感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呼唤，涌现出了黄宗英的《小木屋》等优秀作品。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建步伐。许多赴藏作家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捕捉到了一些重大事件，秦文玉、马丽华的《极地丰碑》和李雅平的《沧桑时节——写在九省市援助西藏四十三项工程工地》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从总体上来说，表现为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与启蒙理性的有机融合。它以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殊写作方式有力地参与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①《极地丰碑》正体现了这“四性”的统一。它充分体现了“全景式”报告文学的特点，在结构上以《瞬间与千年》作为第一章，让人们聚焦于1984—1985年间中央作出的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省市援建西藏的重大决定，继而让时代的精神之流穿越时空的界限，振奋着人们的心灵。而后选取了典型细节来烘托出建设者们为巨大工程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太阳能专家陈正荣、风能专家王海及以深圳速度建设拉萨饭店的南通人，个人与群体的力量汇集成创造奇迹的方队，让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光大。“布达拉宫老人的预言尽管有九十九条很灵验，却有一条落了空。这是因为冷酷无情的高原所面对的人类不再是原始的农奴制经济束缚下的弯腰屈膝的人，而是经过现代化大生产锻炼过的内地的建筑大军。”②从而赋予作品强烈的时代色彩。

李雅平的《沧桑时节——写在九省市援助西藏四十三项工程工地》从西藏高原地貌的形成开始写起，畅想人在改造自然中的巨大作用。作者以沉思之笔书写了对人民改天换地壮举的礼赞：“粗手大脚的劳动者，风雅斯文的文化人，日理万机的政治家，威名远扬的将军都将在这里比肩接踵，共同感受力的感染、美的熏陶、现代化的教育！人啊，你自己就是神；神灵就在你的心中。人们，让我们向现代化顶礼膜拜吧！”③作者采取了全景式描绘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凸现出全景式报告文学的特点。

孙学明、邵兰生、杨志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喜马拉雅之谜——20世纪人类的一次悲怆挺进》以丰富的史料见长，围绕青藏公路的建设，第一次真实、全面、具体地披露了西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困难的毅力。成功塑造了活生生的英雄群体，如驻藏代表张经武、公路总指挥慕生忠、工程师邓郁清以及在道班坚持栽树十二载的蒋桂枝，在回顾历史中带入了思辨色彩。“作品提出了如何防止和预防高原疾病以适应‘生命禁区’的问题，呼吁理解青藏公路的雄壮与悲凉，理解奉献者的胸怀与精神，从而也理解和认识共和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④

秦文玉、降边嘉措的报告文学《神歌》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表现藏民族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艺术生涯的作品。它用铁的事实澄清了黑格尔的妄断：中国没有史诗，呈现出让各国学者瞠目结舌的局面：

“一个一字不识的中国老艺人，为什么竟能演唱史诗42部，长达800万字？”⑤

它写了一个普通人的传奇，凸显出藏文化独特的色彩，呈现出明显的精英价值导向。“其价值的生成导源于主体独立而富有深度的思考。这种作品的写作，作者并不追求故事叙事的本身，而是基于故事的叙事，凸显具有穿透性或辐射力的思想。”⑥

龚巧明的《极地素描——一位藏族艺术家的故事》写了俄珠多吉成长的经历，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藏族青年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也是一篇书写藏族艺术家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这样写主人公对音乐的热爱：“对待官职和金钱，俄珠多吉可以表现出轻蔑，但面对音乐，他怎么也不可能那样泰然。如果有人在这方面硬卡他，无疑是要他的命，他不知会干出什么来。”⑦作品在夹叙夹议中道出了这位音乐指挥的精神追求。

“黄宗英从来不是生活的旁观者，她总是张大着孩童般的惊奇的眼睛注视着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以她独具个性的敏感，置身于广袤的生活激流中，努力发现具有审美价值的人和事，竭力发掘其中深厚的社会和历史内容，反映广大群众的喜悦、疾苦、愿望和理想。”⑧她的《小木屋》描写了扎根西藏高原的生态学家徐凤翔立志要在原始森林建立一个生态定位站——小木屋的强烈愿望，在追求真实人物的足迹中洋溢着浓浓的诗意。

作品以关于“树木神”的臧俗为引子，为主人公的出场作了很好的铺垫。她以童话写波密会议，以动物的对话谈论人类，隐喻出时代色彩。

“大狗熊，端坐着在云杉树叶的沙发上。

西藏东南，波密县境。岗乡秋日胜春朝。

百鸟恰恰争啼，百兽怡怡相嘻。”⑨

这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

“大狗熊一步一个大脚窝，把足迹留在这一小队人常走的林间小道上，它想试试这些知识分子的胆量和意志。那个戴小白帽的女生态学者徐凤翔，五十二岁了，还和小猴儿赛跑，难道她真能像我们古老的前辈——凤凰般飞翔吗？她图什么呢？名利思想？好嘛！大家都来名利名利，欢迎！”⑩

这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世俗与高雅的交锋。

作品很好地将叙事、抒情和议论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塑造徐凤翔这一女强人的形象时，通过她与白玛、小尼玛等藏族同胞的交往，表现了汉藏人民的友情。同时，作品还穿插了女植物学家吴素萱的故事，在比较中烘托出不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者的献身精神。文中多处引用了《仓央嘉措情诗》中的诗句，画龙点睛地升华了主题——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神魂颠倒。

原来不熟也好，

免得情思萦绕。”

这恰当地抒发了作家对“森林情人”徐凤翔这样的拓荒者的青睐。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关注西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西海的《拉萨骚乱备忘录》就以1989年2月初在达赖喇嘛指使下引发的骚乱为背景，深刻地剖析了分裂主义者的阴谋，表达了西藏人民渴望安宁、幸福的心愿。总的来看，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西藏书写在关注重大题材方面显示出精神导向。无论是书写援藏工程，还是书写西藏艺术家及科学工作者的传奇人生，都不乏哲理的思辨。如《神歌》和《小木屋》，前者以事实胜于雄辩，表明了对藏族民间艺术的推崇；后者以徐凤翔的无私无畏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小说和诗歌相比，报告文学的西藏书写有着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其中，《小木屋》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就是证明。这篇作品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后，被拍摄成同名纪录片，掀起了向科学家学习和学习科学的热潮。

二、追求新变的报告文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逐渐出现了人学的回归与文学的自觉的新的审美趋势。即一些作家在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的同时，也努力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和审美形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⑪而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体现出这一趋势。马丽华的《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王宗仁的《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郭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及文乐然的《走向圣殿》，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青藏苍茫》作为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对整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作出文学的描述，让社会普通读者由此了解青藏高原和科学家，对科学题材进行二次开发，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⑫作品从青藏高原的产生及古印度哲人对“喜马拉雅”的命名谈起，历史与景物、科学发现与传奇故事贯穿其间，在宏大的结构中书写了自20世纪后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考察队艰难的探险之旅。孙鸿烈、施雅风、刘东生、李璞等57位科学家不辱使命，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完成了对高原地质地貌的初步勘测，为后来者开启了道路。而70年代的科考队更是在“文革”的冲击下，时断时续地开始了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探险。80年代，六进大峡谷的杨逸畴作为大峡谷的代言人，骄傲地预言：“21世纪，必将开创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新时代。”⑬其乐观、自信的豪情溢于言表。作品将有关老虎的民间传说和人文考察活动与科学考察活动进行穿插叙述，增强了可读性。因此，《青藏苍茫》是一部史传性的作品。

王宗仁的“青藏风景线系列”作品，以《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为代表，讴歌青藏线上干部、士兵的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舍生忘死的生命进行曲。

王宗仁善于散文之笔调书写青藏线上的“死亡”内涵，实现了哲理之思：

“死亡年复一年的不可抗拒的笼罩在各个时代，各种领域。它是人生全过程的终结，每个人必须像完成生一样去完成自己仅有的一次死。”⑭

他以自己昔日的同学18岁就因车祸丧生高原的惨痛记忆，直面援藏人员的生命价值：

“就像火山不会变成雪山一样，雪山也不会变成火山。高原冰层下埋的不是兵马俑，而是西部军队的豪壮。茫茫的风雪里掩埋着永生的大路！”⑮

他从藏北草原被叛匪烧死的班长的衣冠冢及因肝病折磨而死的邢景山，汽车某团团长王志远的身上，感悟着青藏线上的军魂。“逝去的现实铭记的是他们，未来的历史，呼唤的是他们。”⑯历史、现实与未来所构建的情感坐标维系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所信奉的价值观，青藏线上600多位英灵成为指引人们前行的路标。

益希单增的《西藏的命脉——川藏、青藏公路纪实》以作者采访皮康兵站、中坝兵站、王道班及慕生忠将军的经过为线索，礼赞了养路工人的奉献精神。同时叙述了女诗人杨星火反映川藏公路的创作，使作品充满了浪漫的诗情。这篇作品与王宗仁的作品从不同角度书写筑路史，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高原雪魂——孔繁森》以生动的事例、饱含激情的笔墨，展现了援藏干部孔繁森为西藏人民谋福利、死而后已的精神风貌。序章《风萧萧兮阿里寒》从孔繁森的殉难写起，在特写的镜头里捕捉到他洁白的一生。紧接着的每一章都突出了他在西藏从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到阿里地委书记时期的高风亮节。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讲起，分别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构成了创作主体、读者对孔繁森精神的呼唤。

作品以散点聚集的方式进入读者的视野。孔繁森面对当时西藏教育滞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40%的现实，连夜起草拉萨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在敬老院，他把孤独的老人看成自己的亲人；在边防哨所，他为战士排忧解困；为了藏族孤儿小曲印、小贡桑，他主动将卖血换来的300元钱供孩子们读书。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背后，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默默奉献的身影。

作品对生病住院期间的孔繁森这样描述道：

“夜阑更深，他睡不着，翻来覆去，压得席梦思床也咯吱咯吱喧响。

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一小片黛蓝色的天幕，几颗小星星透过纱窗向他探脑张望。市声的喧嚣早已退潮，偶尔传来几声火车长长的哞鸣，雄健激亢。他的一颗心似乎随着那铿锵的车轮声飞到了雪域高原，飞到了圣地阳光之城……”⑰

这里刻画的是他心系高原，把西藏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舍己奉公，为实现“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远大抱负的焦急盼望之情，张扬了时代的正气。

范向东的长篇报告文学《高天厚土》通过江孜县县委书记平措带领干群创业致富的事迹，真实地展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将个人、民族、时代的共同要求表现出来，思想性特别突出，是这一时期主旋律报告文学作品的又一收获。

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神秘奇险的高原边地之旅》从自己的墨脱之梦开始，将仓央嘉措情歌的传说与诗歌穿插在叙述中，增添了作品的浪漫情怀。“他从仓央嘉措的情歌中进一步找到了自己对于墨脱的感觉，使情歌的表达成为墨脱景况的一种意象。”⑱

文中的景物描写比比皆是，显示出瑰丽的亚热带风光。作者写林间小路“赛过红地毯，简直如仙路一般。”⑲这是放松的体验，接着又写紧张的情绪。

“仙路梦幻般转瞬即逝，只是短短的七八米，双脚又踏上无边的苦难。原路重新弯着回密林深处，林荫念婪地吞噬着正在熄灭的晚霞。我们被无情地扔进那无底无垠的黑暗。”⑳

这又为讲述白马岗女人下毒的习俗埋下了伏笔，显得张弛得当。作品将徐凤翔率领的植物考察队在墨脱的经历与珞巴族人古老的狩猎方式进行交叉叙述，彰显了徐凤翔九死不悔的探索精神及现代文明赋予墨脱的希望。它在丰富的地域文化书写中展开了人文精神的诉求，“显示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超越军旅，超越现实，走向更加开阔辽远的创作时空的新的可能性。”㉑

文乐然的《走向圣殿》不以宏大视角取胜，而以一位朝圣者虔诚之心和在西藏伦坡拉的见闻与切身体验，书写了钻井队员们的言行对当代人心灵的净化，呼唤着人间真情的回归——

“几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这个事实，是叫人心痛的，但还难以使你和生命禁区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因为你和你的同行者还在，还在行走，还活着，但是，你还是理解了或者说明白什么叫藏北高原：那是个没有一棵树木的世界。”㉒

这一方面揭示了中南石油地质局西藏指挥部所在环境的险恶，另一方面也为钻进队员面对难以忍受的高山反应付出的巨大牺牲埋下了伏笔。

在那曲，作者从霍金的《时间简史》中引发着关于时间、牛粪、石油的思考，继而引出了邹家建、喻祖元、彭文元等人不顾高原反应，投身寻找油田的战斗风采。作者由女工程师邹家建的咖啡色的风衣想到了雀巢咖啡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抒发了对一位地质工作者的崇敬之情。当出现高原反应时，孟玉祥想尽一切办法为“我”输氧，让人感动。

《走向圣殿》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个体的生死方面去描写地质人形象。在这里他的位置似乎不再仅仅是作家，而就是地质人中的一员，他自己与他们一道经历了西藏伦坡拉的生死考验，从而能更真切地体验他们的真切生存状态。”㉓它借用艾略特的《荒原》中的诗句“四月，是死亡的季节”来思考伦坡拉存在的美学意义，并以此升华了对日益世俗的社会现实的痛心疾首。作者在题记中写道：“我看到的、听到的和经历的伦坡拉，如果只是一个梦，那便是一个严酷而痛苦的梦，如果是一个现实的，那便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永恒的赠与。”㉔梦或者现实，都是作者步入圣殿后的思想结晶。正如屠岸所评价的那样：“强调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它摈弃了纯客观描写，展示了作者整个心灵对客观事物的总体投入，达到了主客交融、物我一致的境界。”㉕

作家晓浩的《西藏，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实录》以饱满的激情，将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历史再现在读者面前，重现了“老西藏”精神。该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尤见功力。它将作者的采访实录与历史事实的叙述相交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平行推进故事的展开，贯穿了张国华之女难难夭折的生命之痛，先遣支队初识高山的艰辛及阴法唐等老将军重返西藏的故土情怀。“这种冲破了时空限定的叙述方式，相当成功地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让人感觉到作品所传达的进藏过程离今天并不遥远。”㉖

晓浩的另一篇作品《走过西藏的大学生们》通过20世纪60至90年代进藏大学生的自述，将他们的苦与乐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王玉山、叶静、林道勋、田文、卢小飞等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大学生的感人事迹，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

此外,次仁朗公用藏语创作的《草原女英雄》以独特的视角书写了被西藏自治区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的鲁卓的先进事迹，展示了这一时期藏语写作的成果。该作品从聂戎县的自然条件写起，烘托出主人公从日常生活中的雷锋到舍身救人的英雄的成长环境——

“聂戎县坐落在高耸入云的唐古拉山脚下，那里地势高拔，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而且自然灾害也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游走于那个地界，蚕食着那里原本就孱弱的牧业生产。然而，世代生活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面前从没有低过高傲的头颅，书写着一篇篇“和气四瑞”（译注：由大象、猴子、山兔和锦鸡四种动物组成的传统吉祥图案，具有敬老爱幼、和睦相处、国泰民安、人寿年丰的寓意）般的动人故事，颂扬着一首首利他益众的英雄歌谣。”㉗

自古英雄出苦寒，鲁卓的成长昭示了新一代牧民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总的来看，与80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90年代报告文学涉及的内容更为丰富，这些作品将探险与奉献精神的书写相结合，突出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意志的考验，并探询着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之流的碰撞，使得读者能够感应着作者的心灵之琴弦。

结语

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具一格的存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呈现出自己的风采。秦文玉、马丽华对援藏工程的全方位报道，黄宗英关于科学探险的历时性叙述与诗意想象，王宗仁对青藏线上亡灵的追忆，文乐然感同身受的伦坡拉之行，金辉游记式的对神秘墨脱的揭示，以及晓浩史志式的缅怀，都散发出人格魅力与时代精神的芬芳。这些“颂歌”作品一方面显示了文学的“主旋律”在西藏书写中的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也因为增添了许多关于西藏风情、传说、神秘感的描写，而显得更富有文学性和地域风采。

【注释】

①章罗生：《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8页。

②秦文君、马丽华:《极地丰碑》，《当代》1988年第2期，第149页。

③④⑦子文选编《聆听西藏——以纪实的方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第9页、第102页。

⑤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⑥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⑧向亚良：《没有想当作家的作家——黄宗英和她的报告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117页。

⑨⑩黄宗英：《小木屋》，《人民文学》1983年第6期，第5页、第6页。

⑪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⑫龙希成：《畅谈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重大成就——〈青藏苍茫〉一书座谈会在京举行》，《出版参考》2000年第3期，第5页。

⑬马丽华：《地球上的最后秘境——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青藏苍茫》第12章节选），《当代》1999年第3期，第39页。

⑭王宗仁:《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青藏风景线报告文学之二》，《当代》1991年第4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