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雷

一、引言

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我国“十二五”期间银行业科学发展与有效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防范金融危机，减轻其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获得较强的金融稳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也都将改进银行公司治理视为增进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近年来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派和实务派学者的关注。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现代公司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内部人（包括经理人和控制性股东）代理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国外学者大多将银行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起点定位在商业银行特殊本质的研究上，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不同，我国银行的治理机制中除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外，还增加了银监会等监管当局、存款人和次级债持有者等债权人（见图1）。同时，由于银行在资本结构、高杠杆风险和外部监管等方面的诸多特殊属性，使得来自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收购与接管等外部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银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倚重于包括大股东作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激励在内的内部治理机制，而经营绩效是衡量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巴塞尔委员会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中的公司治理机制也仅指内部治理机制。本文以我国上市最早的五家股份制银行为研究对象，尝试在结合商业银行特殊性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一个全面的综合绩效指标，以此来衡量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