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三年，红利这个带有浓厚资本交易痕迹的词汇，从股市中引申出来，成为解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爬坡的重要语言工具。其间，土地与人口，则是支撑红利概念最重要的两个价格要素。

换言之，以政府为中介的土地财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构建起“世界工厂”规模宏大的复制与生产链条。土地红利为各级政府贡献滚滚财源，人口红利则以低于世界的竞争成本赢取巨额外汇。

这是一个浅显易知的事实——地产泡沫实质是政府与民争利，刻意压制劳力成本难逃涸泽而渔之嫌。此刻环顾四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老龄化社会即刻到来。所谓的转型期，并非是执政者借以推行政纲的空洞概念，在此等价格要素发生巨变时，大到国家财政，小到企业单元，都需有一整套的因应策略。

近年来表现不俗的中国清洁能源产业，也是在红利支撑下赢得世界瞩目，除去当下中国制造业惯性的廉价人力，其最突出的红利来自政策。

水电、核能、风电、光伏乃至生物质能，都经历或等待政策的垂青。然而，政策红利最大的变量在于，随着核心决策者的更替，其个人喜好和工作经验，以及由之而来不同的团队班子，往往使得政策红利有着较大的目标迁移。

尽管有国家公布的新兴战略产业这个大方向作保，但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却无法预知行业能否在漫长的周期中始终赢得决策者青睐。由是，为保护自身利益，争夺有限的政策红利，各行业竞相展开形式多样的游说与公关，以期能影响舆论，进而上达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