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松涛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科技战略发展定位研究

耿松涛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取决于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按照自然－经济－社会异质协同的原理，本文认为科技存在两种属性，一种是各系统自组织化利器，另一种是系统间的均衡器。而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过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发展的滞后，因此发挥系统均衡器的功能将成为科技战略新定位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科技战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异质协同

科技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一直承载着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逐渐得到了体现，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在过度经济发展下我国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激化、环境污染严重和能源短缺等问题逐渐显露。近几年来，我国提出了建设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整体布局，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提出了集约型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等科学发展要求，从社会发展上也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提高人民幸福等战略部署，这都给科技战略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于这样的科技战略定位，有必要从理论高度对科技在“自然—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功能进行概括，进而为识别当前科技战略定位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本文认为，自然—经济—社会是一个“异质协同”的系统，科技兼具强化器和协同器的二重性，而未来如何更为有效地发挥科技的协同器功能将成为科技战略的主导方向。

1 “自然—经济—社会”的异质协同与科技属性

科技是人类为了满足经济与社会欲求，去认识自然并改进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因此，科技是内嵌于“自然—经济—社会”系统中，对科技属性的研究应当从“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着手。

1.1 自然—经济—社会的异质协同

自然包括生命系统和生存系统，生命系统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生存系统则包括阳光和无机物等。人类来自于自然，其需求必须通过自然而得到满足，但是人类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又不能单纯依赖于自身去实现，必须形成与他人的交换，相应地通过交换活动创造了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也相应地满足了其经济欲望和社会欲望。经济系统是人类为了满足其经济需求，通过自身能动性的发挥，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来的交易体系，公平竞争和价格供求机制等是经济性交换的基本原则;社会系统是人类为了满足其社会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社会需求的满足就是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联，进而形成了各种社会集团，如家庭、学校、社区和社团，法律、习俗、习惯和道德准则是社会集团必须遵循的共同准则。

自然—经济—社会各子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经济—社会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互为环境因素，各自为其他系统发展提供了条件，即本文提出的协同性;但也会产生某个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挤压，即本文提出的异质性。①异质性是指各系统的发展具有自组织化的趋向，并造成与其他系统的矛盾和不均衡，各系统的自组织化过程往往会对其他系统产生破坏。自然系统按照其自然规律进行自组织化，自然系统具有自我恢复、自我调整能力，它的自组织化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时滞性”，而且也会为经济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样，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作为交换体系不仅是单纯地适应环境，而是进一步依据自身规律进行自组织化，并且对其他系统产生影响。比如，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化往往会造成竞争的优胜劣汰、经济垄断和竞争者退出市场等情况发生;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广，家庭和亲缘等社会功能被大大地削弱，个人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②协同性是指各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和互为环境，各系统只有在彼此协同下才能持续发展，即一个系统的发展必然要依赖于另一个系统提供补充。比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自然为其提供基础条件，自然界的平衡也依赖于经济与社会系统为其实现循环功能。

1.2 异质协同下的国家发展

“自然—经济—社会”某子系统过度自组织化往往会造成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协同性下会朝着均衡方向发展，而国家发展本身就是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偏离和震荡的过程，也是异质与协同的典型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家发展观”为概括对自然—经济—社会异质协同模式的阐述［1］(见表1)。

应当看到的是自然—经济—社会之间“拉抽屉式”的不协同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典型方式，只有不协同才有发展的动力，然而单纯的发展会造成系统破坏，但过度协同发展又最终成为发展的障碍。

1.3 “自然—经济—社会”异质协同下的科技属性

科技是人类为了满足经济与社会需求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认识、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2］。按照上述自然—经济—社会的异质协同关系，科技有两方面属性，一方面是承载着系统自组织化利器 (主要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实现着系统间均衡器的属性。

(1)自组织化利器。科技本身能够促进各子系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系统的发展，因为科技代表着产品与生产力的增长，并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人类从科技中提取能源、从科技中创造资源。

表1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发展观的核心观点

(2)科技具有系统均衡器的功能。经济系统的过度自组织化 (或者任何一个系统的过度自组织化)都容易造成对其他系统的功能侵占，比如经济系统的过度发展会破坏环境、科技进入民生领域较慢等等［3］。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又会反作用于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损害，这时适时发展具有协同功能的科技，往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发展民生科技能够促进民众福祉的提高，民众福祉又会拉动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2 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异质协同的科技战略定位

2.1 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

首先，从异质性来看，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能量资源，包括以化石资源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能源、以太阳能和生物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大，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并造成了石油等资源的耗减，碳循环失衡导致的全球变暖等问题［4］。这种情况下，经济系统所要求的效率与自然系统所保有的存量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

其次，从协同性来看，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又是互相依赖的，自然系统中的生物与水资源的生物圈循环和再生功能是经济系统无法替代的;然而经济系统可以借助于人类生产系统，实现非更新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这是自然系统依靠自身力量所无法实现的。自然系统对某些非更新类的资源无能为力，但却可以借助生物圈循环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基础、污染净化和生态区位条件［5］。

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定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经济总产出水平提高的速度超过了要素节约所提供补偿的增长速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过度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如何保持经济和自然的均衡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主题，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也将成为科技战略的重要导向(见图1)。

从协同性来看，我们应当倡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即尽量减少对生物循环的感染、同时建立物质循环系统。从二者不可克服的异质性来看，自然系统将无法为经济系统持续提供发展的环境，因此必须提高不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图1 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协同演进

2.2 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

首先，从异质性来看，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力拥有环境为自己带来的福祉，但是在环境拥有上的不公正性却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如我国近几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过去的10年间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社会结构的高度集中、高速流动等特征，使得自然系统引发的自然灾害极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安全危机，比如SARS危机等。同时社会价值体系的道德滑坡、消费主义倾向和行为短期化致使环境污染和能量消耗加重，比如很多高科技产品已经成为一种“快速消费品”，从而使得生产厂商所在地存在较大的能源消耗和较重的环境污染。同时，自然系统的自我恢复过程以及环境破坏问题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福祉，其突出表现就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其次，从协同性来看，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并不是天生矛盾的，良好的自然系统能够提供良好的空气、水、土地和气候条件，对于人类健康水平和增进社会福祉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社会文明水平、社会安定的提升，也有赖于有利的自然地理和水文条件，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样，合理的社会结构也有助于自然系统的发展，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环保意识较低、环保组织又相对缺乏，进而导致了农村环境的持续恶化。但如果建立合理的社会价值观，人类的消费欲望和保护自然的道德观念比较强的话，又会促进自然系统的发展［6］。

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定位，我国需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见图2)。民生科技主要是指科技的发展应当更侧重于提高社会福祉，近几年来相继出现的禽流感等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三氯氰胺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国内部分湖泊蓝藻污染等问题，急需发展重大民生科技，这往往需要生物技术、环境技术等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来实现，因此“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并不对立，而是互相补充。民生科技还包括提供能够降低医疗成本的普惠健康技术，以降低普通收入阶层医疗成本。民生科技同时包括真正利用科技提高城乡统筹的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农业生产信息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农业技术。

科技社会化是当前国内外都极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它内在地要求自助技术、共助技术和共助技术的多样性存在，个体享有公共高科技技术的权力，同时个体也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团体中享受共助技术和自助技术，同时个体也应当享有科技知情权和参与权，特别是面临新兴生物技术和核技术时，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都极为重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尤其是当前消费主义心态下，人们对产品的消耗大幅增加，对大家共享科技文明发展成果的平等认识降低，因此急需改变我们对舒适生活标准的认知、公正社会的标准和对待自然界的态度。

2.3 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

首先，从异质性来看，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矛盾本质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经济发展过度会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出现不均等的情况，进而会发生社会冲突，尤其是犯罪率提高和群体性事件增加，同时也容易造成社会道德观的下降和消费主义的抬头，此时消费只能用“金钱”作为衡量工具。但过度注重社会发展，尤其是过分关注于绝对平均主义，又会使得经济发展失去发展动力。

图2 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协同演进

其次，从协同性来看，社会体系中，比如政治体系、家族、亲族、社会共同体等，相对安定与和谐时，经济发展往往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社会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时能够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相互信任，信任又促进彼此的合作，合作激发了生产率的提高，内需市场逐渐放大，经济繁荣有了深层次动力。同样，经济发展的质量有助于提高提高社会福祉，这一社会福祉会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会让社会保持和谐的状态。因此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彼此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7］。

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异质协同下的科技战略不仅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到“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发挥科技的社会效能，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经济系统方面，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等，需建立“质量性效率”(如绿色GDP)。社会系统方面，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将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提高社会发展潜能。因此需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制造技术人性化、多样性科技、高技能社会等方面做出努力［8］。其作用机理如下 (见图3):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即在生产中提高人的技能水平，人本管理要求生产水平的提高与人的能力提高必须是相辅相成的，避免“大脑”和“四肢”的分离;同时生产技术也应当实现人性化设计，避免个人在工作中的枯燥感和焦躁感，尤其是避免近几年来出现的产业工人心理危机现象，这也要求任何生产技术上的创新都要尊重生产者的权力;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即减少收入分配中因科技资源独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同时提高个人机会公平，避免高技能、低收入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增强科技水平、劳动技能对于收入的正向作用。

图3 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演进

3 总结与启示

3.1 科技战略定位的具体特征

(1)科技战略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产生熵的比率保持在自然界承受能力的范围中，其主要途径就是用科技降低物质资源的消耗率，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竞争性效率与质量性改进的协同。比如，从能源技术角度来看，经济发展需要实现“能源技术升级速度”快于“能源提取难度的增加速度”，从信息技术角度看，能够减少能量的消耗，尤其是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信息传递的精度、速度和密度，向降低经济—社会、社会—自然、经济—自然的交易成本方向发展。

(2)科技战略应更加重视社会公正。因为科技体现了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工农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等［9］，因此科技发展应该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并重，重视科技在改善城乡统筹、重大民生问题上的促进作用。同时制造技术应该更加人性化，避免人因为科技而产生工作倦怠，强调科技水平、劳动技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对重大技术突破，要实现科技市场化与科技民主化的协同。

3.2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启示

本文没有涉及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社会—自然”上也存在异质协同的问题，即一个国家经济上、社会上和环境发展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存在协同关系，进而会引发更大的科技战略议题。科技战略本身是内生和外生的结合，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异质协同以及经济—社会—自然的异质协同更好地融合，进而形成科技战略，可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深化。

［1］詹宏伟.当代国外发展观的演进述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3):75－80.

［2］王耀德.产业——在科技与社会之间［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2):73－77.

［3］周家荣，廉勇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兼论科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整合［J］.科学管理研究，2007，(5):35 －38.

［4］［日］小宫山宏，李大寅译.地球可持续性技术［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5］马世骏，王如松.社会－自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生态学报，1984，(1):1－9.

［6］洪大用.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构建中的学科［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7.

［7］杨斌.二战后日本企业的特质和经营模式——“信赖体系”的生成、结构、机能及其“惯性领域”［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08，(6):148 －154.

［8］伍进.论科技与社会非平衡系统的协调发展［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4，(4):101－105.

［9］中国科学院.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关于中国面向2050年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谭果林)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Geng Songtao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Technology's strategic position influences the major issues of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According to the natural－economicsocial heterogeneous collaboration principle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properties of Technology.One is the self－organization weapon，and the other is the systems equaliz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main problem is too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ystems development lag，so the play function of the system equalizer technology will become the new strategic position and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bove problems.

Technology strategy;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 development;Heterogeneous collaboration

A

2011－11－17

耿松涛 (1978－)，男，河北承德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