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却让后人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的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的经济奇迹。而一旦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为时代主旋律，就会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的“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解焦虑，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被认为没用，便慢慢被荒废了。30多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可以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但中国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但这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在外人眼中是“虎妈”，在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和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有助于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让人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3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20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在大街上边走边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几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多部国产大片——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證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教育实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这边文化界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开封为修通公路，却打算开挖古城墙，古都南京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某著名地产商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好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还珠格格摘自《新周刊》总第362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