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崔人元

凯恩斯主义与现实的转向

同一个世界几十亿人真有同一梦想的话，这个梦想是什么？恐怕多数人的回答是：钱（财富）。

2008年的这波世界性经济危机到了今天，地球上最富的政府也要为钱犯愁——那时有4万亿砸进去，但2012来了，这回拿不出4万亿了，咋办？

当时危机一涌现，心理恐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以政府为救星，政府自然而然地以凯恩斯主义为妙方。全世界大政府回潮，政府借机积极扩展公权职能和大力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大行其道。

几年过去了，主流的观点仍然认为，正是市场作用导致了这场危机，而政府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然而，生活的现实是，牛气的政府们费了牛劲也不能阻止经济下行，滥发货币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兴奋剂作用已过了，政府财政无法再出钱刺激经济了，政策不得不转往与反凯恩斯主义的方向。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场危机不是一句市场失灵所能总结的，政府的短期救急行为根本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强势政府可以我行我素，但市场规律终究是不会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如此现实，我想到了什么？不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亚当·斯密，而是彼得·德鲁克的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与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