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崔人元

凯恩斯主义与现实的转向

同一个世界几十亿人真有同一梦想的话，这个梦想是什么？恐怕多数人的回答是：钱（财富）。

2008年的这波世界性经济危机到了今天，地球上最富的政府也要为钱犯愁——那时有4万亿砸进去，但2012来了，这回拿不出4万亿了，咋办？

当时危机一涌现，心理恐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以政府为救星，政府自然而然地以凯恩斯主义为妙方。全世界大政府回潮，政府借机积极扩展公权职能和大力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大行其道。

几年过去了，主流的观点仍然认为，正是市场作用导致了这场危机，而政府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然而，生活的现实是，牛气的政府们费了牛劲也不能阻止经济下行，滥发货币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兴奋剂作用已过了，政府财政无法再出钱刺激经济了，政策不得不转往与反凯恩斯主义的方向。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场危机不是一句市场失灵所能总结的，政府的短期救急行为根本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强势政府可以我行我素，但市场规律终究是不会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如此现实，我想到了什么？不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亚当·斯密，而是彼得·德鲁克的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与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对话。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聪明、更光彩夺目。与之相比，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聪明赢得一时，智慧天长地久。”

熊彼特的不走运人生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凯恩斯和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诞生100周年。为纪念这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搞了一系列活动，并很自然地留给英国人凯恩斯的版面是熊彼特的3倍；美国《福布斯》杂志出了一期专刊，并用熊彼特和凯恩斯的头像作为封面，在凯恩斯面前有10支蜡烛，而熊彼特面前却只有1支。德鲁克在这期《福布斯》（5月23日）发表的专文《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中说了前面那段话。

哈耶克也说过：“倘若你问我，最爱与哪些最有趣的人再共度一个黄昏，我的答复是熊彼特与凯恩斯。他们都让世人震撼。熊彼特是一位比凯恩斯伟大的学者，也是更优秀的知识分子。”

被德鲁克和哈耶克如此推崇的熊彼特，在生前和死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个不走运的人，也难怪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是远低于凯恩斯。

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今捷克境内），大学时攻读法律和经济，获法学博士学位。当过律师、大学教授、政府财政部长和私营银行老总；1932年，迁居美国，潜心学术，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弟子中有萨缪尔森和托宾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放言：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情人和骑手。但他总不那么走运：当官（财政部长）和经商（银行老总）都很快以失败结束；身材矫健、仪表非凡、风流倜傥的“维也纳最好的情人”，曾在几个月内经历丧母、丧妻、丧子的打击，以致一生抑郁；参加过赛马和从事马术工作，却未成最佳骑手。

经济发展理论1

经济发展理论2

熊彼特传3

创新的先知4

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5

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封面）

在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方面，熊彼特读完了他之前300年间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的有关经济理论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并且年轻成名，与凯恩斯一样经历丰富、思考精微，在知识广度上胜于凯恩斯，但在学术生涯却不如凯恩斯好运。

凯恩斯1930年出版了《货币论》，熊彼特那时也在撰写货币理论的专著，但在看了凯恩斯的书后，却写信给朋友说已把自己的手稿都扔了；多年之后，熊彼特又后悔了，在去世前几年曾经答应出版社要写一部“货币理论”，但因写《经济分析史》耗尽了心血，至死也未再写“货币理论”。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代表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并引起经济学界极大的震动；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巨著《经济周期》，虽然更有分量，但反应平平。熊彼特的同事库兹涅茨感慨说，如果熊彼特这本书在《通论》之前出版，情况会大不一样。

熊彼特曾说自己：“我异常缺乏领袖的特质——只需要一小部分我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学可能就已经创立了。”但世上有凯恩斯学派、凯恩斯经济学，却无熊彼特学派或熊彼特经济学，萨缪尔森后来更把经济学引向了另外的发展方向。保罗·克鲁格曼：“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熊彼特同意凯恩斯关于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失业，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的观点，但否定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长期的大量失业和经济下降。熊彼特认为正常而健康的市场运行终究才是经济运行的正道。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学术上有争议，却又惺惺相惜，各自在著作中向对方表示了足够的敬意。凯恩斯著作中接受了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而熊彼特著作中把凯恩斯列为一章。

《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的成名作，也是经济学史上的真正的经典杰作。此后，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发展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撰写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熊彼特继承和发展了最正统的经济学，其经济分析体系虽未及精致化，但毫无疑问能列名顶级大师。

从《经济发展理论》的副标题“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可看出，它的涉及范围甚广，但其中心是“创新理论”。熊彼特用“创新”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认为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华尔街那些带来恶果的金融创新实际只是骗局花样翻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和根本问题，是一种“革命性”变化，是创造性的“毁灭（或译破坏）”和自我更新。创新是促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市场机制下的创新是经济的永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

向熊彼特请教智慧

现代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兴起以来，与熊彼特紧密相关的“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创造性毁灭”等概念，是谈经济、谈管理的必备术语。《福布斯》杂志1983年的文章中说：“为席卷现代世界的变革……提供了最佳指引的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萨缪尔森说：“熊彼特的思想仍与现在及未来有密切的关系。”愚钝的我读《经济发展理论》，有几点愚见，在此抛砖引玉：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有把握预见的时间段里，依靠投资只能是饮鸩止渴（而且再没4万亿了），出口也只会下降而不会增加，看看市场提供的产品和长得比眉毛还慢的国民收入，很显然扩大消费也是指望不上的。中国经济要在维稳中求进展，怎么办？熊彼特说：创新。

中国经济要走上创新之路，一是要坚定对市场的信任，缩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市场机制鼓励创新，能把过去的失衡、泡沫和垃圾清掉，而政府干预过多则更可能毁灭创新——尤其是在权力无界的地方。二是不但要产品、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和经济结构更要调整创新。停止在已有的道路是不行的，只搞山寨版是不行的。三是要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松绑减负和提供激励。马克思说过：“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要造就和珍惜企业家队伍，给他们更多的创造自由和更大的创新空间。我说的本来意义上的（不是在中国语境下变意了的）“企业家”，他们在市场中能够发现机会，在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组织资源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以掠夺或再分配价值来营利致富），满足甚至创造社会需求，同时也自己承担失败的风险。

美国可能是最早从这波全球经济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其次可能是欧洲。美国的市场机制最健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少，创新能力最强，基础依然坚实，资源依然丰富，实力依然领先。去美国看看，他们信心十足的创新脚步没有停下，企业家们仍然像饿狼扑羊一样盯着创新项目，在做事，在创业，在投资；他们的两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听取全国人民的建言，创新种种方法以吸纳世界的资金、人才、科技成果等为美国人民谋幸福。

读读《经济发展理论》吧，也可读读精简本或更有趣味的熊彼特传记，还可延伸阅读一下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对现实和未来之路会看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