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勇

（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8）

大学德育文化调控力释析

吴连勇

（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8）

高校90后学生群体的出现和传统德育模式的缺陷决定了德育模式向德育文化模式方面转变;高校德育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文化自觉，增强德育文化的调控力;德育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将国学精粹结合现时代需求进行现代性转换，并积极寻求与异质文化的文化共性。

德育文化;调控力;90后文化自觉

大学德育是一个永恒的教育话题，德育原则、内容、方式手段等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化而变更着。今天，大学校园里迎来了崭新的教育主体——90后大学生，这个变化导致了大学德育的系列变革。

一

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森的“八阶段”理论指出，青年社会化是基本社会化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生理、心理迅速发展，尤其是心理方面极易出现社会性断乳。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区别于80后的张扬、自我，90后学生群体率性坦诚却又随性自由、充满自信却又较为脆弱、富于理想却又功利十足……这样的一种思想状态和心理表现，加上当代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失调，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多元化，这些权变的动态因素反应到青年学生身上便是青年学生的迷茫和思想的不稳定、不统一，这使得90后大学生社会性断乳期的风险系数巨增，当前大学德育教育的紧迫性和有效性迅速彰显。

目前各高校的德育体系基本是在国家教育行政命令指导下，按照行政级别而搭建的等级明确、职能清晰的一个金字塔结构（见图1）。

这种结构是20世纪后期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针对60后、70后学生群体构建的德育运行网络，后来直至21世纪伊始80后学生群体涌入高校，虽在德育内容、方法上进行了微调，但是德育运行机制一直未作调整。直至今日，这种自上而下的具有明显“灌输”色彩的德育运行机制仍为各高校所采纳。

为区别于90后学生群体的德育新特征，姑且将这种德育运行机制称为“传统模式”。从传统模式结构图上便可得知，这是个封闭的体系，与当代开放的社会结构、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相悖而行。在这个运行机制中，德育意志和德育理念起源于学校党委和校长，依次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传达给广大学生。当今社会发展迅速，观念更新频繁，学校党委和校长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年龄差达到了30岁，几近十个“代差”，毋庸置疑，传统模式传递下来的德育理念“只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人文滋养的影响”［2］，未必能够引起当代学生的心理共鸣，也就极易失去其应有的实效性。而且，这种模式违反了当代人性的基本发展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见图2），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都是按着这个层次，一层一层地去追求并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而且层次越低需求强度越大，只有基础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才会出现高一级的需要。传统模式的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是由极少数的已经达到“自我实现需要”层面的党委和校长制定，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些德育内容和德育目标虽然对于“自我实现需要”层面的人来说不是过于“理想化”、“完美化”，但是针对尚处于基本需要和心理需要的下四个层面而言，却实实在在的过于“理想化”、“完美化”，大学德育在实践过程中忽略了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要这些赫茨伯格所言及的保健因素，直奔更高一级的高级属性，这导致德育教育没有了“地基”，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过去的80后学生群体虽然张扬、自我，但是他们成长经历中还潜意识地受过计划经济的影响，对于“灌输”而来的德育内容勉强还能“逆来顺受”。但是90后学生群体却是完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其循性而为的率性、随性性格很难继续“逆来顺受”，传统的德育模式备受挑战。

二

社会的变迁、教育主体的转换，给传统德育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一度曾是构造单一的社会，现在都必须承认一个以多种多样的道德直觉和道德理解为特征的世界。这种……道德多元化……使得一度曾占统治地位的、毫无疑问的价值观念成了问题。马尔库塞也指出:“由于生存斗争成了一种合作努力，以求争取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和自由满足，所以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里理性与幸福汇聚了。”［3］今天，90后的大学生群体立足于多元化的社会现状，崇尚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和自由满足，这种“压抑性理性”——带有政治色彩、工具化的传统德育不可置否地即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新的形势下，为达成大学德育教育的良好效果，笔者认为高校必须转变德育理念，改变德育模式，实施“德育文化”教育，充分发挥“德育文化”的调控力，使学生在隐性教育的环境和机制下健康、快乐地度过“社会断乳期”。

德育文化是指综合利用文化资源，特别是精神文化，运用文化方式，进行自觉育德、自主育人的文化。即在学校积极引导和教育下，由全校成员共同创造、长期累积发展出来的价值信念、生活规范、做事的方法与态度，所形成的一切有形及无形的学校特质，是在德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德育思想、内容和方法的总和，是一个学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总和。其功能就是通过文化的形式来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4］。其实质是践行“泡菜理论”，将学生置于有德性的文化氛围中，用有意识的德育文化熏陶、引导学生“参与到生活化、隐性化的角色体验活动之中”，帮助其顺利完成基本社会化任务，并达成高等教育的基本目的。

高校德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涵文化生命、体现文化价值、承担文化使命的文化实体。文化具有“扳道工”的功能和极强的调控力度，“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5］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高校建立起有德性的文化即德育文化氛围之后，就会有效地对生存其中的学生群体进行有效的文化约束和文化规范。只是，今天的社会是个“物化”的社会，科技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迅速地推动者社会和人类的前进，工具理性喧嚣至上，“科学技术异化为新的宗教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在非技术领域也在用技术思维在思考问题——德育的内容、方式被工具化、功利化。作为文化实体，“文化”是相对于“物化”而言的，文化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定和运行法则，具有着区别于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特征。虽然文化必须传承历史、适应于其所在的环境，但这是一种自适应，是高校德育这个有机系统内生的主动演化，不应该外在的被给定、被嫁接某种内容，更不可以主观地功利化地将其定位于某种工具和手段。而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一直被定位于服务“上面”、“外面”，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是德育的首要任务，而作为文化的主体权利却被遗忘。在这样体系的演化中，在“趋炎附势”中高校德育渐渐磨掉了自己的本性，成为功利的手段和工具，变成了被抽去文化内涵的文化“空壳”，沦落为没有文化性的文化事物，徒有文化之名，并无文化之实，也就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律文化体而存在，文化的“扳道工”功能和调控力也就显得虚弱无力，高校德育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实效性。

因此，高校德育必须甩掉“包袱”（外源性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恢复其作为文化的本质功能（内源性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将其还原到文化运行的正轨上来，只有这样的道德教育才能为“循性而为”的“90后”学生群体所接纳，高校德育才能取得实效。

三

社会学家西美尔曾经指出:“在每一个重要的文化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一种精神并由之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核心观念。每一种核心观念都会无休无止地被修改、被搅乱和受到反对。然而它却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神秘的存在’。”［6］文化建设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德育文化”建设的外延和内涵也极其广泛，但是“德育文化”建设是以“文化德育”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德育”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而非自在的文化，即“德育文化”建设主要途径是“文化自觉”。

“自在的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自觉的文化则是指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中的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示。”［7］笔者前文强调德育文化是文化主体内源性生成的，似乎与这里所界定的“自在的文化”相一致，与“自觉的文化”相背离。其实不然，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的费孝通先生一再强调“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见“文化自觉”或者“自觉的文化”并非是外源性的，它在强调文化的“有意识”的选择过程。高校“德育文化”建设虽然强调文化衍生的主体权利，但并不代表着“德育文化”是无意识的“自在”状态，而是有意识的“自觉”状态，也正是因为其“自觉”而非“自在”，所以“德育文化”才会有了超强的“调控力”，才会对学生群体起到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作用。即高校的“德育文化”建设中虽摒弃了“灌输”模式、改变了工具化的出发点，但却要有选择地截取优秀的德性文化为其内容。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德育文化建设既要促进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又要萃取异域道德文化的精华，进而引领学生个体良好精神世界的生成。中国是个有传统的国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便不是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这些文化传统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8］因此德育文化建设中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该体现在历史性沉思上，结合时代特征挖掘传统伦理文化的合理因子，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道德教育文化传统，虽然有汉朝异化和宋明理学等的极端发展，但是诸如《颜氏家训》等经典国学中的教育方法以及“三纲目”（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教育内容，仍可为今天德育文化内容所借鉴、引用，传统道德文化之中还依然存在着积极的思想素材和人伦规范，能够推动新时代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日本许多企业将儒家精神作为企业精神，松下电器商学院的研修目标就是《大学》中的“三纲领”;新加坡一度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将这些国学精粹结合现时代需求进行现代性转换，融入到学校的日常德育文化建设中，进而融入到学生思想深处。当然，除了进行本民族文化自觉之外，在信息社会中，我们还需要进行全球化的文化自觉，坚持“和而不同”原则，接受异质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寻求“文化共性”，将这种共性的文化融入到德育文化内容之中。

变传统封闭的灌输模式为德育文化模式，增强德育文化调控力，是时代赋予当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但是，“人的生存永远为各种矛盾所困扰，人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会实现的话，它将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一种结束。”［9］大学德育建设问题是个永恒的话题，本文关于德育文化的阐述只是在抛砖，并不是一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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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炜.文化视域中的高校德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刘晓霞.以关爱养成为向度夯实思想政治教育［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5.

［4］孙晓峰，孙曼娇.全球化背景下高校的文化德育与德育文化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0）:106.

［5］C.M.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

［6］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曹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

［7］衣俊卿.文化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0.

［9］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373.

Interpreting the Control Power of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Culture

WU Lian-yong
（School of Marxism，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students and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model result in the change from moral education model to moral cultural education model.Cultural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and control power of moral education culture should be enhanced.In a word，the major conception of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lture refers to modern transferring Chinese essence combined with time demands，seeking actively culture generality from heterogeneous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culture;control power;post-90s generation'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G641

A

1001－7836（2012）12－0116－03

10.3969/j.issn.1001－7836.2012.12.049

2012－05－22

2010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大学德育中的文化调节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1552351）

吴连勇（1971－），男，黑龙江海伦人，讲师，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