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卫军

在当前的文艺界，活跃着一支由公务员组成的写作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是普通的公务员，当然也不乏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一般是业余写作，为与专业的作家相区分，笔者不妨将他们称为 “官场知识分子”。

首先要说明，我用官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用意，并不是要有意与 “民间知识分子”相对立。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很多西方理论家心目中有很神圣的地位，它常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在文化的公共领域中担当与承载整个社会的正义与良知的人物，尤其强调其非官方的、民间的和非商业化的色彩。“官方知识分子”在这些西方理论家的眼中是一个贬义词。我在这里用 “官场知识分子”不侧重其褒贬意味，仅仅用以表明作者的特殊的身份——一个写杂文的公务员或者说一个当官的文人。“学而优则仕”，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读书人、文人很多都是要走进官场的。然而，像屈原、司马迁、范仲淹、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等等，世人注意到的往往是他们的文艺上的名声，关注他们的文人身份，而很少注意到，这些人其实大小都是个官。而我们古代文化的主流，正是由这些官场上的、想上官场的或者离开了官场的文人们书写的，他们都是我所指称的 “官场知识分子”。

“官场知识分子”们开创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比较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时，对中西方的官员被罢免之后的行为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当一名希腊政治家被驱逐时，他就率领一批流亡者攻打他本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