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宝玉

（保定市委党校，河北 保定 071000）

晏阳初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的倡导者、实践者，从20世纪初开始，就投身到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农村，开展平民教育活动，进行农村改革的实验，从而形成了以“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为核心的大教育观，并确定了分步推进、“政教合一”的乡村建设模式。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对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教育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晏阳初“定县试验”的思想渊源及运作模式

晏阳初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影响，青年时曾赴美留学，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又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西文化思想的交融，国内外的成长经历形成了晏阳初独特的民本教育思想。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1]29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参加了华工营的服务工作，广泛接触了在法的华人劳工。这些下层华人劳工的勤劳、纯朴感染了他，但他们文化缺乏、地位低下的状况又深深刺痛了他。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于1920年8月毅然回国，致力于推广平民教育。通过对19个省平民教育状况的调查和思考，晏阳初进一步认识到平民教育对于强国富民的价值，认识到平民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绝大部分人住在农村，所以教育的重点必须放在农村。如果不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民的头脑，那么“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就永远也不能参与他们本地区、本国的乡村改造，更谈不上参与国际的乡村改造。”[2]167

1923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晏阳初任总干事长。从1926年起，晏阳初及“平教会”的同仁们开始了长达12年的“定县实验”。识字教育是乡村教育的突破口，没有适合农民文化水平的教材，晏阳初就和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一起编写了《通用字表》、《基本字表》、《词表》。之后又结合汉语语法、国民教育所需知识，编写了《平民千字课》，提供给农民兄弟自修之用。随着识字教育的进行，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在进行平民教育的同时，把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整体谋划乡村改造建设，从而形成了“定县试验”独特的运作模式。

（一）以“四大教育”为抓手，全方位发挥教育的功能

晏阳初根据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以及社会调查的结果，逐步认识到中国农民阶层普遍存在的“愚、穷、弱、私”社会现状，提出“四大教育”的认知方法，构成了晏阳初大教育观的核心内容。“四大教育”具体概括为下述内容。

以文艺教育治“愚”。就是以文学艺术感染、熏陶、引导农民。通过秧歌、鼓词、歌谣等民间文艺，同时采取图画、无线电广播和《平民读物》等形式，普及科学小常识，宣传时事新闻，寓教于乐，通俗易懂。农忙之余，农民能在欣赏文艺表演的同时，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以生计教育治“穷”。就是向农民普及科技知识，改善其经济状态，提高其生活水平。如进行猪种、鸡种改良试验，通过引进优良品种，使农民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家庭养殖中的作用，引导他们从典型示范到主动效仿，从而改变农民传统的耕作方式，提高农牧业产出率。

以卫生教育治“弱”。就是不断改善农民的卫生环境、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注重疾病预防，并将积极的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根据当时农村的医药条件及农民收入水平，一方面进行卫生宣传教育，重视疾病预防；另一方面在村设保健员，区设保健所，县建立保健院，创建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的以县为单位的卫生保健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以公民教育治“私”。通过平民公共心与合作精神的教育，形成自信力、团结力、建设力。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影响深远。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平教会”成员广泛进行了“国族精神”的教育，先后完成了《公民道德纲目》、《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图说》、《模范家庭调查表新设计》等公民教育读本和材料，作为公民活动的规范指导蓝本。

（二）以“三大方式”为手段，实现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在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和改造的实践活动中，针对以往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弊端，晏阳初提出了推行平民教育的三种实现形式。

一是学校式教育。以农村青年为对象，采用开办平民学校的教育形式，帮助他们读书认字，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他们的自信力、凝聚力。因为青年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同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成长。为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晏阳初还采用了导生制，以学生传导学生。

二是社会式的教育。以成人为教育对象，采取广播、电影、展览、戏剧等教育形式。在定县设立了广播站，定期对农民进行无线电广播，内容主要有国内时事新闻、生活常识和科技知识。每个村还聘有解说员，解答农民随时提出的问题。县里的流动图书馆也不定期到各村，提供图书给农民借阅学习。

三是家庭式教育。以各种形式的“家庭会”，如家长会、主妇会等教育形式开展。针对农村实际情况，依据不同的类别，分层次把家庭不同的成员联系起来，组建各种学习组织，目的是使“家庭社会化”，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以“政教合一”为保证，农村教育与县政改革并进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狭义的平民教育入手，采用“三种方式”，实行“四大教育”，完成乡村的“六大建设”（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和礼俗建设），以达到振兴伟大国家民族的目标。随着平民教育的不断深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晏阳初及同仁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做好推广和实施工作。无疑，仅仅靠一些学者从学术层面进行研究实验是不行的，还需要有政府的协助、稳固的资金支持及时间条件作保障。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全面合作，乡村教育与建设计划终究无法真正实施与全面推广。1932年12月，内政部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重点讨论了县政与地方自治改革问题。会后，晏阳初通过多方奔走，促使河北省政府通过了成立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决议。1933年7月，县政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正式在定县成立，晏阳初兼任院长，“平教会”各部负责人及其他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都在研究院兼职。这样，“平教会”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合作，定县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院设有调查部、研究部、实验部和训练部，从收集乡村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资料入手，深入研究乡村建设政治和行政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和调研结果，制订出县政改革的具体方案。由此可见，当时晏阳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强调县政改革，是为了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这样就把学术性的研究成果，通过高效率的行政中枢予以具体的实现，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模式的特点。通过实践所获得的方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付诸实施，而见更大的功用”。[3]60这表明晏阳初改造乡村的理念和模式日臻成熟。

二、晏阳初“定县实验”的成效及历史局限剖析

（一）“定县实验”效果显著，农村社会呈现积极变化

通过以晏阳初为首的“平教会”同仁们的艰苦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是促进了定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晏阳初为首的“平教会”在定县广泛开展生计教育，倡导“表证农家”，积极传授先进的农业技术，改进生产工具，推广农作物与动物的新品种，推动了定县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如引进“波支猪”与本地猪杂交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定县猪”，“在不增加饲料的情况下重量增加了1/3”，“棉花增产了15%，小米增产了10%。一般家庭的年收入（1933年是240美元）差不多翻了一番”。[4]给定县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引进小白杨树，使定县成为保定地区最早、最快建成白杨防护林带的县。

二是提高了农民素质，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四大教育”的同步推进，使定县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多种形式的文艺教育，使定县农民的识字率有所提高，文盲数大大减少；广泛的卫生教育，改良水井和厕所，保证饮水清洁，较好地预防了疾病，如定县较早消灭了天花。

三是民主政治建设初见成效。二三十年代，民主政治建设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平教会”也把乡村自治作为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并积极指导定县各村的自治工作。农民开始了解自己的民主权利，首次参加了民主选举。特别是通过启蒙宣传教育，部分妇女在政治上逐渐觉醒，开始参与乡村政治。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定县在近代中国首个实现了“宪政精神”框架下的县级自治，河北省也因此成为“自治”模范省。作为一个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样板，定县模式对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自治起了示范作用。

（二）晏阳初“定县实验”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局限

由于社会的影响与自身的局限，晏阳初的平教思想与事业也存在着某些问题与不足。

一是局势动荡，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上世纪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不断，1926年和1927年两次内战波及到定县，定县县长变动频繁，使“平教会”在定县的各项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后，河北才获得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形势日趋恶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9月定县沦陷，定县实验就此中断。

二是自发运动形式，缺乏制度化保证。在“定县实验”最兴盛的时候，定县汇集了包括归国博士、大学教授和校长等近500多位学有专长的人才。但这种轰轰烈烈的“博士下乡”只是一种自发运动，没有步入制度化轨道，没有严格的组织保证。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与农民沟通的种种障碍，使得“定县实验”缺乏持续的人才支撑，“定县实验”后继乏力。

三是土地制度的制约。在当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下，通过教育的力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来挽救频临破产的农村经济与衰落的民族精神，晏阳初及其“平教会”往往力不从心。当时农民处境悲惨，最大症结在于土地制度，不解决土地问题，其他改革不过是表层的努力而已。对此，晏阳初1937年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5]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被迫撤出定县，后又转战湖南、四川，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县实验”经验的基础上，开辟“华西实验区”。此时，“平教会”开始以和平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分给农民，进行“土改”试验。后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的华西经验，成为世界学习的典范。

三、教育与发展聚合互动——新农村建设中的必然选择

起始于教育的“定县实验”，对我国后来农村建设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如我国上世纪70年代实行的“赤脚医生”，干部下乡搞“三同”；90年代开始的村民选举；现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皆不同程度上承袭了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经验，或者说是它的延续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重要经验就是把教育作为乡村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系统工程的重要部分来推进，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种理念的转变和模式的创新，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教育优先，明确教育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层序

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般遵循先经济后教育的顺序，教育的发展也是偏重城市。晏阳初率先将教育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由最初的以识字教育为主而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乡村改造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生产是首要任务，教育以其特有的功能，促进、支撑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投资回报虽然不如经营投资回报来的迅速，但其收益更为持久，对国民收入贡献更大。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但资金瓶颈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从事农村教育的人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水平也有待提高，这也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些政府部门没有把发展农村教育与发展农村经济放在同等地位来抓，即使抓了一些，也只是走过场。在很多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仅仅是写在村民屋墙上的条条标语而已，根本没有具体可行的教育措施。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石，把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落到实处，是新农村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二）以教育的力量谋建设，以建设推演创新农村教育

现代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教育，教育是经济腾飞的原动力。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和成人教育必须在建设发展中进行，以实现教育和发展互促联动。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大教育”观，连锁推进、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要搞好农村教育必须拓展教育思路，不断强化政府的领导。虽然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与晏阳初所处的时代有很大不同，但农村底层一些农民“愚、贫、弱、私”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教育的任务依然很重。教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离不开科普教育；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离不开精神文明教育；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离不开教育。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教育提供了资金、人才和技术保证，促进了农村教育内容的创新和环境的改善。从长远看，教育功能的释放，经济与教育的互动结合，必将使农村经济发展、民主管理、社会进步实现新的跨跃。

（三）整合农村教育资源，重构教育结构，改革教育体制

实现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联手，生产和学习结合，治愚与脱贫结合，是立足我国农村实际、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大教育观，冲破了狭隘的教育理念，把教育纳入整个乡村经济、文化、卫生、道德大系统中分步推进，这种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是非常宝贵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而教育落后又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彻底扭转农村就教育论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任务。近年来，我国的农村教育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具体表现在：农村教育改革走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多渠道多方面发展的路子，注重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许多地方还开展了“三教统筹”农科教一体化实验，以形成“教促富、富足教”的良性循环，使农村教育在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实行人才分流，借此增强农村经济的改革后劲。这是农村教育规律认识上的飞跃，是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整体实施，“三大方式”连锁进行，综合治理，“政教合一”乡村建设模式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四）教育要全方位持续推进，内容要科学化，方式要现代化

晏阳初“定县实验”开创的适合乡村农民需要的教育模式，借鉴了中国古代教育和西方教育的成功经验，是“实践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6]246目前，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下，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不尽合理，农村辍学儿童还较多，部分校舍比较破旧，特别是成人教育还很欠缺。必须坚持创新，走中国特色农村教育之路。农村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要体现生活化、实用化、科学化，科学知识和致富技能教育兼顾；在教育时间的安排和经济承受力上多考虑农民实际；充分利用光盘、电视和网络等方式实现教育手段的多样化、现代化。

（五）协调互动，推动教育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

农村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因素交互影响的动态系统。晏阳初说：“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2]566“我们不希望人们单纯地从教育或其它的立场看待我们的事业，教育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不是我们事业的全部”。[7]他把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民族精神的再造结合起来，把平民教育与生活改造、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个大前提下全面认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超前的。

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决定了政府在教育发展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前提是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要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发挥政策效应，不断增加教育投入，组建高素质的稳定的农村教育工作团队，形成高效率的工作机制，以促进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六）量能聚合，推进农、科、教一体化建设

晏阳初毕生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是以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巨大试验场。他把乡村改造看成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心理、人口素质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由此设计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和“六大建设”的系统方案，构成了他完整的教育思想和社会改造规划，对当前开展的以农村为背景的“星火计划”、“燎原计划”、教育改革实验和新农村建设都有极大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认识上的偏差，在对待经济发展与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重经济轻教育的倾向。要改变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就必须实行农、科、教统筹安排，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一个地区的党委和政府，通过制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使经济部门能直接参与农村教育工作；使科技部门利用农村学校特别是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这个阵地，教育培训农民，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从而把教育、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1］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2］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3］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晏阳初.致斯沃普［G］//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1937年）［G］//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6］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7］张彬，李更生.中国农村教育改革先声［J］.浙江大学学报，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