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团

（福州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108）

当世界跨入近代的门槛时，不得不面对一种壮烈的文化景观，那就是各种异域甚至异质的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融合的几率陡然增加。就中国而言，一向以文化中心主义自矜的人们也无法回避这一文化景观给自己带来的冲击。譬如，一百年多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颇具实践性的指向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之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同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也曾经一度在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定位自己的文化航向。时至今日，人们早就打破了上述二元对立论的神话，在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多元现代性，社会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也已然成为了学界诸多同仁的共识。基于这一认知，本文试图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角度，来简论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何以可能，以及当下所面临的文化张力问题。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耦合

揆诸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主要显现出以下几个特质①：

第一，强烈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这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最为明显的特质之一。以“中国”这一概念来指称华夏民族的原因，除了古人囿于“天圆地方”的地理知识的局限外，还在于华夏先民因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而形成强烈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如孟子所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P125），即为明证。另外，自晚明以降，学界之“西学中源”观念与“中体西用”主张亦成为缠绕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心中的这一文化意识的不可争辩的言说。文化中心主义意识的存在，在表征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增加了吸纳外来文化的难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巨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求变求强的颇为被动的情态的原因。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文化意识，致使外来文化在中国得以创化与发展时，必然带有中国化的身影。换言之，它表现出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同化力，譬如佛教中国化。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亦不得不面临这一文化境遇。

第二，变易与危机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特质之一。《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化典籍，充溢着先民的变易观念与危机意识。故朱熹将展示《易经》思想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看成是“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2]，并认为“易之为书，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2]在某种意义上，《易经》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变易观念，此一观念亦凸显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成为华夏民族最早的政治变易之范例，为后世革命抑或改革提供了延绵不绝的丰富思想资源。近代中国实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四伏，知识分子们奔走呼号，极力阐发先圣变易思想，引入西方思潮以救国家于倒悬之危。梁启超在其闻名中外的《变法通议》中喊出了“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3]的“以变求强”的政治诉求。风云际会，诸种西化思潮蜂拥而入。如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中国文化本身所内蕴的变易观念致使其在寻求新的文化资源时，凸显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如先秦诸子竟出，晚明思想多元衍生，近代思潮更是纷繁而目不暇接，可谓百家共舞于华夏中国。这确乎彰显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第三，中庸底色与包容精神。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拒斥极端主义方式的，不偏不倚之中庸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在这种文化色调之下蕴含着一种包容精神，能够将各种文化质素的合理成分融贯为一体。譬如，西汉以后，儒家虽为独尊，但亦非纯纯之儒，而是耦合了儒、道、法、阴阳等诸家之长。20世纪初年以降，全盘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彼此争雄。最后成功落实于实践层面者，并非三家之一，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融合西化与保守主义思想之合理成份的中国化之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之下，人们苦苦求索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之方。换言之，一种能够同时肩负如上两种使命的思想方能深深吸引并动员人们为之奋斗。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之维新运动，再到打倒孔家店，实行“最后之伦理革命”的五四运动，西化思潮一步步进逼国中。正如鲁迅先生所云，“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 ”[4]（P1）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在儒学日渐边缘的境遇之下，仍然迸发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进而参与到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新秩序的重建中来。譬如，从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式社会主义思想等。历史实践虽然表明他们无不归于失败，流于空想，但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却无法漠视。中国文化的特质致使其传统思想在时代丕变的过程中显示出了拥有巨大弹性的生命力。所以全盘西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只能激荡与盘旋一时，终而昙花一现。这也是外来思潮如若扎根于中国而必须进行中国化的内在的文化理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亦即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在众多思潮中渐为胜出呢？笔者认为，其因大体有三：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颇为类似。对社会公有制与社会和谐秩序的追求皆为二者志同道合的理论表征。②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促使其较为认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引入。譬如，“毛泽东最初接受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私塾教育，‘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大同’世界的思想萌动。”[5]郭沫若曾在谈到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关系时说：“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6]（P298-299）如果没有中国儒家所崇信之大同理想作为文化铺垫，社会主义思潮欲在中国生根发芽确乎难以想见。这是五四前后兴起社会主义思潮的极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其次，除了儒家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若合符契之外，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动员力强。其“阶级斗争”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唤起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无产者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③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开展。在以民族独立为第一要务，新旧思想迅速交替的近代中国，任何慢条斯理的改良，以及小范围的暴力革命都无法满足是时人们急切需要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诉求。此时，激进主义思潮恰逢其时。马克思主义来势凌厉，气势弘大，给处于急剧变动的中国以黎明曙光。譬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一段极大震动着是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弦的话：“共产党人鄙弃把自己的观点与意图隐秘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来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7]（P60）这种社会理论的吸引力在当时中国可谓振聋发聩。渴求中国独立与富强于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们似乎于此获寻到一种救世的妙方。

再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苏联政权的建立确乎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与实践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P1471）另外，苏联以世界革命者的形象，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给是时正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必要的物质、组织的帮助。④

总之，马克思主义式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能够传入中国且生根发叶，自然是上述诸因素的合力使然。但是，在笔者看来，文化的亲缘性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萌与展开起着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实践

五四以后，国内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并足而立。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儒学失却政治制度的保障之后，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放置于儒家心性一路上，以纯粹学术来激动救国之心；而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则秉持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反传统主义的态度，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念来重塑现代中国。尽管以上二者各自展现出了一定的思想生命力,但是他们或因文化中心主义意识的偏至，忽视儒学实践的品性，或因在很大程度上否弃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未充分认知文化演进的脉络，而未能成功参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力以及颇为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的图景，故而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由学术思潮逐渐迈向政治实践的历程。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干扰，在最初的十余年中屡遭挫折，这种挫折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在组织路线上，也由此引发了代表本土文化的毛泽东与苏化留学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思想领域里，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是否需要进行中国化的论辩。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一政治行为标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中的反“左”与反“右”倾路线错误的阶段性胜利，也正式开启了他们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历程。不过，这不能仅仅简单地视之为中共党内早期的个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其实，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一种更为弘大的有关思想演进律则的文化意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诉求不仅是中共党内反对政治军事教条主义以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结果，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不断要求中国化的学术思潮有着更为密切的内在联系。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西化思潮的不断发展，甚至全盘西化论调的出现，继承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旗帜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极力倡导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价值。这种情形在一战结束之后，就露出表征。就连一向以思想数变著称的梁启超，自此对崇尚科学与物质文明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十分的质疑，而逐渐归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阐发。在某种意义上，他晚年一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梳理与研究与此是颇为相关的。如前所言，中国文化系统中流淌着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以及饱蕴着中庸精神。因此，对于是时大多数学者来讲，五四前后抱持对西方文化的绝对尊奉态度的全盘西化思潮，无论是在文化情感上，还是在文化理性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一战以后欧洲社会的颓败景象更加证实了前者对于近代文化演进的判断：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积极的价值。譬如，梁漱溟曾提出文化三路向之说，认为西方文化终究为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所取代。⑤

20世纪20、30年代，学界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趋向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上述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逻辑之外，还缘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大肆军事入侵。这种侵略行为致使近代以降积蓄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膨胀，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感。熊十力云：“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凡吾固有之学术思想，礼俗、信条，苟行之而无敝者，必不可弃。 ”[9]（P366）民族文化生存危机的现实情势确乎是其时学术中国化的诉求逐渐衍生为一种巨大文化思潮的另一重要原因所在。总之，“从3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逐渐开始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 ”[10]（P75）当然，是时这股学术中国化的思潮，并不意味着是排斥西方文化的盲目自大，而是凸显学者们渐渐融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

学术的嗅觉与前瞻，往往领先于政治的实践。在如上的文化思想氛围之中，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似乎显得颇合情理，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苏化使其在政治实践层面上遭受了巨大的挫败，亦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对之加以反省。后来，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与逐步发展、壮大为毛泽东等人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政治合法性。尔后，这一政治合法性的逐渐形成，最终奠定了1945年中共七大所通过的“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因此，共产党人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⑥它成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因此，它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放置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演进的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观照。

中共建政以后，直至文革期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不可否认地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与挫伤。此前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中国化浪潮被逐出中国大陆。原教旨主义抑或苏化的马克思主义渐为抬头。在民族文化生存危机期间，学界引领政界的文化景象已然不再，而终归于沉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势渐次转变，学界也随之生动活泼起来，多元文化思潮的生命力得以舒缓过来。西化思潮在时隔30年之后再次涌入中国大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思潮一度甚嚣尘上；文化保守主义亦趁势卷土重来，试图解构西化思潮给沉睡已久的传统文化的威胁；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亦再度浮现。它以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意涵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的存续提供理论依据与文化资源。故而，邓小平理论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⑦仿佛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事象穿过几十年的时间隧道来到了当代的中国。于是学界发扬五四精神，再次召唤启蒙的呼声不绝于耳，80、90年代的“文化热”现象可为之证。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再被证实不仅是一种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实践的口号，而且充分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续命的一种内在逻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文化挑战

199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至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使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历经共产党90年的奋斗之后，似乎离民族复兴的目标愈来愈近了。值得注意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短板理论提示我们全面、科学发展的重要。否则，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涉水越深，遭遇严重挑战的可能性越大。

近年来，中国学界出现的“国学热”、“儒学热”现象，到底是表明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增强，还是喻示着文化意识发生了危机？本文认为，当下追捧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凸显了人们的中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遭遇了危机。⑧文化历史的演嬗似乎总是充满了吊诡。五四时期，学界弥漫着一股反传统主义的气息，但是恰恰在那些反传统主义者身上却隐现出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传统情结。其原因说到底，就是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心中的中国意识发生了严重危机。形式与内涵的背反给中国现代史刻上了一道深深的文化印迹。时至今日，这种文化演迁的背反再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不过，二者所不同的是它们各自的历史境遇不一样。当今中国已然没有了90多年前迫在眉睫的民族生存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文化意识的危机在全球化的浪涛声中，再次向我们示警。这种危机的发生不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军事侵略，而是内部的社会文化与道德结构的生态失衡。市场经济虽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效仿苏联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诸多政策操作技术层面确乎取法于西方欧美国家。在这种取法过程中，中国文化的道德结构与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挑战与解构。即使是作为塑造民族文化之魂灵的学界，也难免在西潮滔滔声中亦步亦趋。

现在中国文化本土意识的增强，再次促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检讨与反思。人们弃绝了20、30年前所谓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言说，而正视中国儒家思想在建构社会伦理道德与文化信仰的价值与意义。五四时期，国人呼吁打倒孔家店，对于儒家文化一概骂倒的非理性之举，实出于救亡之迫。其实，要真正厘清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问题，必须先廓清长期以来人们将儒家思想视为中国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代理人的历史迷雾，真正认识到历史上儒学两个价值形态的存在：一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一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儒学。前者早已因失却制度的支撑而飘散远去，后者至今依然与国人同在。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在中国传播、流衍，甚至扎根下来，实得益于儒家大同理想对于中国人的千年文化浸润。譬如，扬“公”抑“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挥之不去的观念。而“公”与“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区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因此，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不仅仅是社会形态之别，而是具有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意义。由此而观，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的。“社会主义”之名虽取自于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其内核思想，中国早已有之。这自非等同于“西学中源”说的文化虚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无疑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愈来愈近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立即解决当今中国所存在的诸多社会与道德信仰问题。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属于伦理型的德性文化，常常纠缠于义利之辩之中。由于过于关注人之成德成圣的问题，相对忽视对于生产力与物质利益的追逐。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撕裂感，昭示着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的两难。其内在的巨大张力打破了这一文化系统本身的生态平衡。当今民生话题对象的转换——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亦在一定程度上指证了上述两难的困境所在。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颇为重要的问题，需要多方的研究与探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能够涌入中国，付诸政治实践，并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与儒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大同思想”理论资源的接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在建设任重道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充分发掘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资源，进而去化解上述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无疑是一条值得继续开掘的文化之路。

注 释：

① 本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概括，并非意味着穷其所有，而是就与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或思潮之引入紧密相关的文化面相加以简要阐论。

②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明确界定大同社会之内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③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来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④ 位于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虽然指导与帮助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⑤ 该观点可参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⑥ 毛泽东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阶级斗争”，先后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等富于创造性的革命理论。

⑦ 邓小平综观世界大势，紧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经济极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实情，重新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他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初级阶段理论为之提供了答案。与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⑧ 古代的“中国”这一概念，并没有现代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意思，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指征。

⑨ 农业文明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虽然它也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与同时西方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尚未到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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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宋]朱熹.周易序[A].周易本义[C].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鲁迅.文化偏至论[A].魏晋风度及其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王遐见.论毛泽东对大同世界发展模式的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2）.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