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实， 陶淑霞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2.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人文社科部,河北 承德 067000）

化政治为宗教 以宗教寓政治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启示

姚崇实1， 陶淑霞2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2.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人文社科部,河北 承德 067000）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表示了康乾时期清朝统治着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及信仰自由的政策，也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现了政治的开明，容易获得心理认同，取得拥护，减少矛盾。以宗教为号召，增加凝聚力，可以用宗教缩小阶级差别、民族差别，拉近思想距离、情感距离，造成心理认同、心理亲近。用宗教理论推行有利于统治和教化的意识形态，使宗教信仰者容易接受，乐于接受。用宗教语言表明思想、态度、愿望、理想，也容易获得心理认同。以宗教为手段，代替政治、军事手段，容易化解或减轻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及效果。从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可以看出，通过宗教增强民族团结，化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宗教；政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史以来即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矛盾，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不利作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矛盾亦始终存在，并时常激化，破坏了社会稳定，甚至威胁到国家统一，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都做过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借鉴。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是非常成功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这里仅就康乾时期兴建的避暑山庄周围寺庙谈些看法。

避暑山周围寺庙，主要的有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须弥福寿庙等。其中，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时期，其余寺庙建于乾隆时期。

上述寺庙的建筑，均与民族问题有关，都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和政治目的！这一点，乾隆皇帝说得十分清楚。他在《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中说：“山庄城外北山一带，崇建寺庙，如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来觐，仿西藏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安远庙，则二十四年，因降人达什达瓦部落还居于此，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为之。普乐寺，则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至布达拉庙，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寺，敬建以祝慈厘。扎什伦布庙，乃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来热河，为予祝七旬万寿时，仿后藏班禅所居创建者。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巨丽之观也。”[1]用乾隆皇帝的话说，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就是为了“以遂瞻礼而寓绥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为了民族团结！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对团结少数民族，巩固西北边疆，强化清朝统治，维护国家安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所尽知。本文要着重论述的，是避暑山庄周围寺庙怎样起到上述作用，即宗教的特殊作用。从避暑山庄周围寺庙，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一、表示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及信仰自由的政策，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现政治的开明，获得心理认同，取得拥护，减少矛盾。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表示了对宗教信仰的尊重，表示了信仰自由的政策。乾隆皇帝《普乐寺碑记》曰：“惟大濛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1]这里所说的“欲因其教，不易其俗”，“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都表示了对宗教信仰的尊重，都表示了信仰自由的政策，这自然会得到各信教民族的拥护，减少矛盾，使各信教民族“无二心焉”。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也表示了清朝皇帝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信奉佛教，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一些楹联也表明了这一点。普陀宗乘庙群楼联曰：“现法化报身，昙霏遍荫；统先中后际，象教同持。”[1]广安寺定慧楼联曰：“香界拥诸天，妙曼普护；塞山现初地，净土同持。”[1]这里说的“象教同持”，“净土同持”，更拉近了与信教民族的距离，获得了不同民族的心理认同。

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信仰自由的政策，体现了政治的开明，体现了统治者的博大胸怀和宽容态度。对宗教的尊重就是对宗教信仰者的尊重，就是对信教民族的尊重，这种尊重自然会减少矛盾，得到拥护。

二、以宗教为号召，增加凝聚力，以宗教缩小阶级差别、民族差别，拉近思想距离、情感距离，造成心理认同、心理亲近。

宗教具有超阶级性、超民族性和超时代性，因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使宗教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以宗教为号召，可以缩小阶级差别、民族差别，拉近思想距离、情感距离，造成心理认同、心理亲近。中外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都认识到这一点，都巧妙地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也是如此。

乾隆皇帝《普宁寺碑文》曰：“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1]这里以巍峨的庙宇号召各少数民族安居乐业，永远普宁，不要闹事。《普宁寺碑文》偈言曰：“此是如来刹，大愿周法界，一切化群生，庄严从此出。西土及震旦，究竟无同异。众生皆安稳，暨蠕动肖翘。遂生明佛性，稽首天人师。”[1]这里从佛教思想出发，表达了东西无异、众生皆安的愿望，婉转发出了百族一家、共享安稳的号召。普陀宗乘庙群楼联曰：“持法利身心，众生并济；随缘施愿力，一切长圆。”[1]这里也是从佛教思想出发，号召“众生共济”，“一切长圆”，即同心协力，永远合欢。以宗教为号召，显然更容易使信教的少数民族接受。

三、用宗教理论推行有利于统治和教化的意识形态，使宗教信仰者容易接受，乐于接受。

佛教思想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涉及宇宙、社会、人生的诸种问题，其中的很多思想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慈悲思想、色空思想、中道思想、善恶思想、福德思想、报恩思想等，都是有利于统治与教化的意识形态。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加以利用。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不仅是 “柔怀远人”，也是为了“阐扬黄教”。乾隆皇帝《安远庙瞻礼书事》曰：“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1]这里，乾隆皇帝强调建庙的目的是“柔怀远人”，但首先肯定的是“阐扬黄教”。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兴建都有这个目的。所以要“阐扬黄教”，就是因为佛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对‘柔怀远人’特别有用，有利于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很多楹联和匾额直接宣传有利于统治的佛教思想。普宁寺大乘之阁联曰：“半满真言参不漏，色空妙谛证无遮。”[1]半满：指半字和满字。关于半字和满字，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这里应指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二教”曰：“一半字教，悉昙章为生字之根本而未成字体，故曰半字，以譬不了义之小乘教。二满字教，毘迦罗论文字具足，故曰满字，以喻了义究竟之大乘教。故半满二教者，为大小二乘之异名。此说出于涅槃经，西晋昙无谶，依此义而立二教。”[2]《大乘义章》曰：“亦称大乘、小乘为半、满教也。”《群疑论》曰：“小乘九部妙义未究，故名半字。大乘三部正理已显，故名满字。”色空：色和空。色，指一切有形相和占用空间的事物。空：指万物皆是假合，皆无自在主宰，且转瞬即变，即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理论就是让人认识万物的虚幻和无常，从而放下执着，放弃争竞。这是很利于统治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可以使人安于现状，不去争斗。所以乾隆皇帝一再强调色空思想。普陀宗乘庙权衡三界亭联曰：“法界现神威，即空即色；梵天增大力，非住非行。”[1]须弥福寿庙妙高庄严殿联曰：“圆镜照三千，是空是色；妙香闻二六，即佛即心。”[1]

广安寺定慧楼联曰：“现法化报身，总持净业；参戒定慧谛，永驻祥轮。”[1]法化报身：即佛的法身、化身、报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法性身，常住不灭。化身又名应化身、变化身，是应众生机缘为度化众生变现出来的世间色身。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和功德所成的圆满色身，分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十地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相。净业：清净善业。戒定慧：又名三学，或三无漏学。戒是戒止恶行，定是定心一处，慧是破妄悟真。戒能伏贪爱心，定能伏嗔恚心，慧能伏邪痴心，修戒定慧三学，才能治贪嗔痴三毒，领悟真理，成就佛果。这里通过对佛的赞颂，鼓励人们持净业、修三学，人们果能如此，则贪爱心，嗔恚心，邪痴心就能降服了，这显然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用宗教理论推行有利于统治和教化的意识形态，比赤裸裸的政治说教更容易使人接受，对信教的民族来讲，更是如此！

四、用宗教语言表明思想、态度、愿望、理想，表达仁慈广大之心、和睦安定之愿，容易获得心理认同。

宗教语言可以提高话语的权威性和包容性，缩小民族差别、阶级差别，缩短心理距离，造成心理认同。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经常用宗教语言表明思想、态度、愿望、理想，表达仁慈广大之心、和睦安定之愿，这使信教民族容易产生心理认同，容易接受。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很多楹联和匾额都是如此。

溥仁寺大雄宝殿额曰：“慈云普荫”。[1]普宁寺大雄宝殿额曰：“仁佑大千”。[1]大乘之阁额曰：“宏庥普荫”。[1]这里既是对佛的赞美，也是对自己愿望的表达，表达了天下一统、百族和乐的愿望。须弥福寿庙妙高庄严殿东额曰：“生欢喜心。”[1]联曰：“龙象庄严，妙不可思议；人天欢喜，普如是吉祥。”[1]这里用佛教语言鼓励人们追求和谐安定的欢喜，颇有感染力。普陀宗乘庙万法归一殿联曰：“总持初地法轮，资福胜因延上塞；广演恒沙梵乘，能仁宏愿洽新藩。”[1]普陀宗乘庙千佛阁联曰：“妙相合瞻，千利资诸福；繁釐同祝，万欢洽群藩。”[1]这两副楹联，赞颂了民族欢洽的场面，但都和佛教信仰、佛法护持联系起来，为“洽新藩”、“洽群藩”找到了宗教依据。普宁寺大雄宝殿楹联曰：“震旦教宏宣，广刹昙霏普资福荫；朔陲功永定。新藩鳞集长庆宁居。”[1]这里说的新藩，指当时新归顺的厄鲁特蒙古四部首领。这里把边疆永远安定、民族长久团结归结为佛教宏传，佛法资福的结果，使自己的理想愿望更有权威性，更让归顺者容易接受。

五、以宗教为手段，代替政治、军事手段，容易化解或减轻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及效果。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愿望，民族差异决定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只不过性质、形式、程度、范围不断变化而已。作为多民族国家，总要考虑民族问题，处理民族问题。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手段多种多样，必须根据民族矛盾的性质、形式、程度、范围作出具体的和最佳的选择。在历史上，民族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暴力和战争，给人民和国家都带来了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损失。若能避免暴力和战争，则是人民和国家的大幸！所以很多统治者都力图避免暴力和战争，并想出各种避免暴力和战争的办法，如外交手段、宗教手段等等。用这些手段代替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容易化解和减轻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从而避免暴力和战争，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效果。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兴建都是这种努力的典范。康熙皇帝《溥仁寺碑文》曰：“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论风俗人情，刚直好勇。自百年以来，敬奉释教，并无二法，谨守国典，罔敢陨越，不识不知，太和有象，朕每嘉焉。鉴其悃诚，重违所请。……诸藩于此建寺介福，率先恐后，无小无大，罔不同来。”[1]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深知宗教的重要作用，并力图加以利用。乾隆皇帝《普宁寺碑文》曰：“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式循旧章，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麓。”[1]这里，乾隆皇帝表明，自己建普宁寺的目的和乃祖康熙皇帝一样，都是为了“以一众志”，即让少数民族和清王朝同心。这种方法显然比武力征服具有更多更大的利益。所以乾隆皇帝一再建庙。他在《千佛阁碑记》中说：“自乙亥己卯间，新疆各部内属者大至。以时缔创名兰，表镇抚而资宣慰。今之榜颜为‘普宁’，为‘安远’，为‘普乐’者皆是也。”[1]这里明确指出，诸寺庙的建造是为了“表镇抚而资宣慰”。乾隆皇帝《安远庙瞻礼书事》曰：“因思山庄为秋蒐肆觐之所，旧藩新附，络绎鳞集。爰规东北冈阜，肖固尔扎之制，营建斯庙，名之曰‘安远’。集梵僧，演步踏，以庆藏事。惟时杜尔伯特郡王策凌、乌巴什等，适以朝贺至，与达什达瓦部众之隶居兹土者，欢喜额首。佥谓琳宫晃曜，妙相庄严，不啻曩时在固尔扎礼都纲闻呗赞也。”[1]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宗教手段对团结少数民族的积极重要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通过宗教增强民族团结，化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给我们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借鉴！

[1]和珅，梁国治等编著.钦定热河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第一版.

[2]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新一版.

K249

A

2095-3763（2012）01-0012-03

2011-08-30

姚崇实（1958-），男，辽宁省营口市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佛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