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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李维汉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

2012-08-15丁葵桃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关键词:李维汉民族

★ 丁葵桃

李维汉是我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他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延安时期李维汉的统战理论对指导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实践贡献甚大。

一、政治上努力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对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早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时期,李维汉同志就认识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分析和研究当前的形势,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基本状况是:“工人、农民是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因为他们受压迫特重,革命最坚决;帮助工农阶级的是革命的学生、小商人及许多知识分子;资本家有利于他们时,他们便起来,但是与他们的利益稍有冲突时,他们便反过来破坏;中国的许多高等华人,官僚及土豪劣绅,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帝国主义与军阀方面。”对革命应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问题,方向十分明确,界限十分清楚。“工农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联合革命的学生、小商人及广大知识分子,”“应该想法子将他们团结起来”。[1]李维汉在早期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对正确指导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陕北瓦窑堡会议,会议指出:中共党员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要使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李维汉衷心地拥护会议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为把党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而积极努力。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团结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2]

1937年4月,李维汉担任中共中央群众委员会书记期间,深入研究陕甘宁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撰写了《特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研究和分析了特区统战环境和特点,提出了统战任务,即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还提出了改善群众生活与巩固各阶级、阶层统一战线的原则。上述这些文章对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对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具有广泛民主性的“三三制”政权,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在政权建设中的具体贯彻。在延安,李维汉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着高度的严肃性和灵活性。比如说“三三制”,就是“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4]在抗日民族政权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

1940年9月,李维汉在《共产党人》第11期发表题为《关于政权的三三制》的理论文章,他说:“共产党人要善于自然而然地同非党人士进行精神上的接触,精神上的往来和接近。这需要感人以诚,动人以理,需要诚恳和亲切。”[3]“三三制”是统一战线在政权构成上的具体体现,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统一战线阶断上的具体形式,是以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当时陕甘宁边区一级共有政府委员和常驻议员26人,三分之二是党外人士,做好这些代表人物的团结工作,是边区政府党组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李维汉十分尊重党外人士,经常主动接近他们,和他们促膝谈心。亲力亲为地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他们尽快消除顾虑,尽快地密切同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表扬过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好,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在党中央、毛泽东和西北局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党的建立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方针的结果。[5]由于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党外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精神得到极大发扬。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李维汉在延安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政治民主、创造了经验。

二、在文化教育上,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他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反对教条主义的学风。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1942年9月毛泽东当面嘱咐要求边区政府抓紧进行的四项任务之一。边区政府1943年确定:“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精力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6]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毛泽东关于文化教育作了多次重要论述,李维汉做了认真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发表的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李维汉认为这个讲话有三个方面的成就:第一,它明确了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再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第二,它阐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第三,它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7]李维汉认为,毛泽东的讲演,为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正确的方法。

李维汉对边区教育工作也提出过如下建议:“边区建设前进的速度,文化将有决定影响,今后应当适当地强调国民教育,尤其要认真解决培养知识分子及消灭干部文盲的中学教育等建议”。[8]在边区的文化教育中,毛泽东指示要组织文教战线上的统一战线,不要闹孤立主义,这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汉赞同这种观点,并提出“我们要反对的是数十百万群众脑子中的封建遗毒,我们要建设的是百数十万人的识字与健康,而我们干部又如此缺乏,我们的物质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便不要幻想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成功”。当时,统一战线的实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是为要在文化上解放群众的旧脑子,从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脑子变为完全民主的脑子。又一方面,是为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进步力量,大踏步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是为要在文化上扩展群众的新脑子,让他们看得远一点,从今天出发,又能照顾明天。[9]李维汉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认真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学生成为忠实为民族与国家,坚持抗战的先进战士。为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

三、创造性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对民族区域制度有奠基之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红军初到陕北,李维汉就担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极大的热情,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和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并进行理论上的研究。[10]列宁曾经指出;“只要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统一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唯一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过这种国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1]李维汉对各民族平等联合道路进行探索,他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自治地方制,并主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系统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亲自指导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延安时期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日寇入侵时,采用了军事占领和政治分裂的策略,制造民族分裂和破坏我国的统一。国民党反动统治又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使蒙古、回族的民族代表人士对抗战表现出冷漠甚至动摇。争取西北各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战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成为当时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李维汉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带领西工委的同志,对蒙古和回回民族进行了研究。收集资料,实地考察,对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并起草了两个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的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37年,他在中央党校创办了少数民族班,在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在民族部基础上建立民族学院,开创了我党通过正规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先例。[12]他为贯彻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全会上提出的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抗战、共同建国方针在回、蒙民族工作中的具体化,对于争取和团结回、蒙等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身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给少数民族指明了一条实现解放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各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平等地联合和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对外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对内彻底消灭国内民族压迫制度,建立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实现各民族彻底解放和真正平等。[13]李维汉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235 -236.

[2]莫岳云.李维汉统战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

[3][5]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全集》编写组.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220。

[4]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0,142-143.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565.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586.

[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590.

[9]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1.

[10]李维汉.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114.

[11]李维汉.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118.

[12]李维汉.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117.

[13]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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