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系，广州 510000）

·党建园地·

再论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

黄永胜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系，广州 510000）

由于文化概念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关于文化在各个领域之间应用的理论也成为了当今世界研究的一个潮流。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政党文化的研究也深受中国国内学者的青睐。在其中，有不少学者在关于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理论中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赵理富所认为的:“政党文化的要素包括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这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普遍比较主流的观点。然而，由于关于政党文化理论研究并不完善，中国国内学者在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理论中还存在着分歧点。笔者通过参照以往学者对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理论的观点，找出主要的分歧，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尝试回答关于政党制度、政党形象和政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问题。

政党文化;构成要素;政党制度;政党形象;政权意识

自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之后，关于文化的问题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各国学者纷纷尝试探讨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发展问题。现阶段，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都逐渐意识到，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竞争成为了世界上最具深刻、最具内涵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建设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保存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们也在时时刻刻地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认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在关于文化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概念应当与具体的事物相结合去探讨和研究，而在其中，把文化概念应用到组织之中去探讨，便是家户喻晓的组织文化。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组织文化，这一种组织文化也就是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的政党文化。事实上，由于文化问题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推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地加强关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研究和探索。

在关于政党文化的研究和探索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为政党文化的内涵提出了不少科学的回答。其中，就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理论这一点来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赵理富所认为的:“政党文化的要素包括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1］。不得不说，赵理富的这一观点是比较科学的，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普遍比较赞同的观点。然而，其中，在关于政党制度和政党形象中以及在关于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问题上，学术界还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分歧点主要有三点:第一，政党制度是否应当被纳入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中;第二，政党形象，也就是社会对政党的评价，是否也应当被纳入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中;第三，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应当是什么。关于前两者的问题，笔者认为，两者都应被纳入政党文化中去;至于第三点，有学者提出的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政权意识这一观点，虽然笔者对其求证过程有不同的想法，但对这个结论持赞同态度。

一、关于政党制度应当被纳入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中的理由

1.首先，政党制度应当是一个政党的政党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又影响着总的政党文化的变迁，很难想象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与其政党文化是毫无关联的。之所以这样认为，首先，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政党在政党制度生成与其政党文化生成上是有着相同的主体。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它的政党成员的共同政治意识。同样，政党文化的生成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特征，其也是源于它的政党成员的共同政治意识产生的，这是由于它作为一种文化所天生带的一种性质决定的。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有着什么样的党员，这些具有共同政治意识的党员，就是一个生成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文化的决定性主体。政党制度和政党文化的生成主体是该政党的党员和党组织，两者从根本上反应的就是这些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思想。这些个体以及单位在设立他们的政党制度和生成他们的政党文化的时候，即便具体参与制定制度和生成文化的个体并不是同一群人，但他们也是难以脱离他们自身所在政党的共同意识的。总地来说，他们的源头是一致的，有着相同的创造主体。

2.两者的功能是具有一致性的。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和其政党文化都有着许多功能，但两者联系密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者都规范着政党成员的行为。关于这点，不妨从为什么要有制度这个角度去考量。制度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说，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被认为是利于它们交往和运行的游戏规则。制度决定着这些单位如何去“玩游戏”，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这些单位在行动的时候就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根据后果来选择行为方式，从而使得这些单位的行为变得有效。假设没有制度，那么不同的单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会被无限地放大，没有交集的它们将难以行动，同时，也没有一种可以让它们有效地预测自己行为所会带来什么样后果的指标。某种意义上说，制度也就是使得不同的单位个体之间的行为变得一致，规范着受制度制约的人的行为。一个政党的政党文化，也必然是约束着它的成员的行为的。一个政党的政党文化，是其组织成员的共同意志的集合，在这样的一个集合中，本身就具有一种对组织成员行为标准的共识。在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本来并没有这种意识的成员，为了其利益和目的，必须融入群体之中，也必须按照这样的一种标准行事——因为倘若他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将无法与组织内部的其他人有效的交往，会被组织淘汰掉，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作用。

3.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和其政党文化在实践上是密切联系的。有着什么样的政党文化，必将同时也影响到一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因为，政党文化的改变意味着一个政党的成员在意识上面的改变。这些意识改变了的成员，他们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改变以往旧的东西以适应他们新的需要，而政党制度作为“游戏规则”，也就是政党实践的规则，不可能不与之相适应。随后，政党制度也影响着总的政党文化。有的时候，一个政党制度的出现不一定是合理的，或者说并不是由于政党成员的政治思想作用出来的。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它可能是该政党在仿照其他党派的制度模式时所参照产生的，又或者是仅仅因为制定政党制度的人考虑不周或者疏忽大意等等主观原因而产生的。然而，无论这样的一条制度产生机理如何，它也必将约束着该政党的成员和组织的行为规范。政党在其自身发展中，政党成员会受到制度的约束，这些成员的行为将产生改变，随着人类行为的变动其意识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好比天天生活在奴隶社会的人他的思想也难以逃离奴隶意识的桎梏。既然政党成员的意识发生了变动，那么也就是政党文化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政党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政党文化的变化，而政党文化的变化也必然引起政党制度的变化，两者是具有统一性的。根据以上三点，笔者认为，把政党制度纳入政党文化中，是合理的。

二、关于政党形象与政党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笔者认为政党形象也应当纳入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中去。

1.在有政党竞争政权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事实——选民在实行其选举权利的时候，往往是根据该政党的形象来投票的。不难发现，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牢固，是否被社会所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政党文化的外向性表现状况，也就是政党形象。有学者指出:“一个影响短期投票的因素便是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和公共形象，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媒体的曝光会使领袖成为政党的形象标牌。”［2］有学者认为:“选民的投票行为往往受若干因素的影响:社会背景、争论问题、党派认同以及与每次选举关联的领导人和事件。更为一般性的影响因素可能是投票者心目中的政党或候选人的形象……形象能使投票人对复杂众多的各种消息和各种因素加以简化，做出解释。人们可能在某种特殊问题上或对某些特殊的领导人的看法上与某党意见不一，但由于政党形象的作用，他们还是会把选票投给该党。”［3］可见，这些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和公共形象，影响着一个政党的政党形象，是其政党形象的代言人。当其所表现出来的政党思想和理念受到公众的认可，政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才能获取足够的票数来赢得选举。在参考一些有着不同政党竞争政权的地区和国家的案例笔者发现，在实践中许多选民或许并不清楚参加选举的政党的政治主张，而是单单因为该党的政党形象佳而投票，可见，政党形象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在对比政党形象和政党文化的作用时，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无论是用政党形象的概念，还是用政党文化的概念，一个政党的作风都影响着两者的社会评价。江泽民曾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之后他又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作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另外，不难发现，文化与作风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曾经多次一同出现。实际上，中国社会有不少人认为文化和作风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或者认为文化与作风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如果说一个政党的作风是身躯，那么它的政党文化就是影子，有什么样的身躯就有什么样的影子，有什么样的影子也映射出了有什么样的身躯。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关于政党文化的研究中发现，政党文化是有其外向型功能的，而这种功能的主要作用，就是影响和吸收社会公众的评价。可以说，政党的作风是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心理等深层文化的外在表现，当这种外在表现应用到社会上去，就是政党文化的外向型功能之一，也就是政党形象。因此，笔者认为政党形象也应当纳入政党文化之中。

三、关于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问题

就赵理富关于政党文化的结构要素的归纳中，有学者提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政权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4］。笔者对其持肯定态度。理由有两点。

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本身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眼中，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既然如此，那么在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中的政党文化不太可能包含他们所批判的事物。有学者指出:“不管问题看起来如何复杂，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所取的批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5］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6］可见，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意识形态必然是具有虚假性的，一种认为设定的社会共同观念体系的虚假性便是意识形态的根源。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所持的批判以及否定态度，实在是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政党的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意识形态。

2.退一步来说，就算传统政治学把意识形态归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那么这一观点也并不适用于新时代。无法否认，在历史上，许多政党都曾经给了意识形态很重要的政治地位，有的甚至将意识形态作为区分政党的关键要素。比如，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主派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偏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则宣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4］。每个“主义”的不同，便是不同政党的一道分水岭。就算曾经意识形态有联系，历史渊源相同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肆虐的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共产党人把社会党人称作“最危险的敌人”以及“社会法西斯主义”，而社会党人，也将共产党人视为“暴政的工具”。关于为何在历史上各个政党如此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承载了太多的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内容。各国政党均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标榜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则忽视了对政党实践有效性的把握。”［4］笔者对其持肯定态度。在战争年代，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实行专政的政治模式的确更为有利于团结人民、优化资源、加强团结、集中力量去抵御外敌。也就是说，在当时，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是否支持的内容主要并不是现代选举，而是取决于其能否抵御外敌入侵或者消除某些阶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敌我意识、阶级意识被扩大化，意识形态作为当时政党成立的依据和区分点，意识形态被各个政党视如生命也就是自然而来的——意识形态承载一个政党合法这一重担，是人民选择政党的重要依据。然而，在战争结束以后，世界格局趋向于和平与发展，各国执政党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以往那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并不能保证其长期执政，经过探索后，各国执政党便纷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它们一致转向了阶级合作与共识政治。事实上，现存于世界上的大部分政党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意识形态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承载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几乎全部内容，取而代之的，政党实践的有效性则变得越来越受重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就是一些学者口中的执政能力。这是因为在目前世界上的政治文化发展潮流中，社会公众对选举制度越来越重视，选举对现代政党来说意义重大，其应当是现代政党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得知，政党实践的有效性，是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表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构成了现代政党政治的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的部分。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条基本规律。那么，是否有一个事物，它使得政党向着提高执政有效性，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方向迈进?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其就是政权意识。政权意识关注的就是政党关于政权的获得，也就是执政合法性。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政党的政党文化中对政权意识的问题重视不足，它在政权的获取问题上显得漠不关心，是难以保证其有效地去执政、去为人民服务的。可见，政权意识在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的问题上，在执政合法性上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一个政党，无论它的政权获取形式是何种形式，在当前世界政治文明的条件下如果想要稳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其政党内部的政权意识，建设一个以政权意识为核心的政党文化，从而提高其执政有效性的水平。所以，笔者认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应当是政权意识。

［1］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5).

［2］［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7.

［3］［英］戴维·米勒，韦格·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70.

［4］李冉.论政党文化的构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1).

［5］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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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520(2012)06－0060－04

2012－09－11

黄永胜(1987－)，男，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那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