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探析

2012-08-15李文婷高正礼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2年6期

关键词：大众化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李文婷，高正礼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科社新探·

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探析

李文婷，高正礼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党的创立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部署;在民众之中，救亡图存和满怀期待的民族心里情绪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得以展开的社会心理背景。这些背景的综合作用构成了此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基础。

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背景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理论发展目标的提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热潮。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全面整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经验，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工作。笔者就党的创立时期(1919年5月—1923年6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进行研究。回顾和总结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背景，有助于加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的理解，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实践提供历史性观照。

背景之一: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作出这种共同的历史性选择，并非屈服于什么压力，更不是追逐时髦，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比较研究的结果。

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一样，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虽提到过社会主义，但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李大钊是一个炽热的爱国者，他对祖国的爱是同他对中国广大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为中国选择道路时，是以它能否实现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弃取标准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立即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等论文和演说。1919年5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解释。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他对这个革命还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他当时只是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产业不发达，谈论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他对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他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1920年夏，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同年9月以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等文章，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指出，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的共和政治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乃“是不可逃的运命”［2］。他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3］。这时，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也有了根本改变。指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4］。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在理论上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且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名声，他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这个行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还有毛泽东，他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同时，已经对它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随后，他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比较，才确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5］其他的像广东的杨匏安，他早年留学日本，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的讨论。他在1919年11月至12月份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这是中国人所写的一篇系统地论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可以肯定，文章的作者此时已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湖南的爱国青年蔡和森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通过对各种社会学说的比较研究，很快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周恩来也是在欧洲——主要是法国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还有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都经过一番摸索，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了。

可见，在当时流行的众多学说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只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与我们有益处”［6］。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是一种具有一定自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行为，为处于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国人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他们作为这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中坚和桥梁作用。

背景之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部署

共产主义小组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各个地方党组织的统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列宁的著作也开始被译成中文，其中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俄罗斯的新问题》(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民族自决》(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等。与此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在上海，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等。北京小组也“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7］。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等。通过这些刊物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了相应的基础。此外，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等。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指挥者和推进者，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和目的。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要求全党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更多的共产主义普及读物，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使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投入到革命运动中来。《决议》还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一切产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目的是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研究工作应分为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8］。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共产党是所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一定的纲领，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7］80。同时强调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地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应当使共产主义的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7］67－69。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要求全党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指出:国民党中常有的两个错误观点，一个是希望帝国主义列强援助中国国民党，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去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再一个是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希望国民党断然抛弃这两种错误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而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苦痛及要求，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7］165－166。

这样，在中央的要求和指导下，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地展开，不仅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向人民群众的传播。

背景之三:在民众之中，救亡图存和满怀期待的民族心理情绪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得以展开的社会心理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成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思想文化层面看，突出的表现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可无情的历史事实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9］。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切肤之痛，那么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强权战胜公理”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从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的战争苦难中受到巨大震动，不得不正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不能不重新检查和修改原来确定的政治目标和手段，恰逢其时，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本身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说服力，为先进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使中国人对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满怀期待。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同时，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这给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极大的鼓舞，即走俄国人成功之路，促使他们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的反应中，就有人这样说过: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10］。之后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先进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探索中国的前途。就像蔡和森所指出的，“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中国先进分子方面都赶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11］。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众多的人，并一步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因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不能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意识就“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2］。为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的纲领、策略，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经过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特别是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而中国的工人阶级也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所吸引并有了新的改变。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13］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已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迫切要求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家前途和政治现状也更加关切了。这种改变付诸在行动上主要是工人斗争的继续向前发展。据统计，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全国共发生经济性质的罢工斗争为314次，其中，1919年5月—12月有罢工107次，1920年134次，1921年前7个月有罢工73次”［14］。在进步舆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帮助下，工人群众表现了新的觉醒。

总之，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些背景下，由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从事艰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工作。这仅仅是个起步，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比较肤浅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2］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15.

［3］陈独秀. 国庆纪念的价值［J］.新青年，1920，8(3).

［4］陈独秀. 谈政治［J］.新青年，1920，8(1).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4.

［6］施存统.我们的大敌，究竟是谁呢?［N］.民用日报，1920－09－28.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期［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B］.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10.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10］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J］.新青年，1920，7(6).

［1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G］∥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8.

［12］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