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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2012-08-15罗建波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2年1期
关键词:民族世界国家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科社新探·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及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彰显了中国模式及其发展经验的历史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的渐进改革、减贫经验和民族关系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模式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中国模式;当代世界;软实力;国际话语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人讨论中国发展及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交流也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选择,中国模式能够有效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与挑战,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基于对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与政策的思考,笔者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减贫经验、民族关系模式、国际参与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发展及国际体系变迁的意义与影响。及时总结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对于中国正在建构的国家软实力及国际话语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普遍经历的体制转变,二是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这次广泛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冷战结束,伴随西方国家强力主导的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此番政治变革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激化、元气大伤,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至今仍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政治问题。同期部分亚非国家也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甚至是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实现政治稳定。仅在非洲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程度不同地出现战争、冲突或骚乱的非洲国家就达30多个,占了非洲国家的半数以上。尽管近年来非洲大陆爆发的重大武装冲突的数量渐趋减少,从1998年的11起降至2008年的3起,但非洲安全形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1]83。

上述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何以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呢?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3]。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消除贫困、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的好政府。自由主义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现代的法治精神,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而这些条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并不具备,强行要求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往往不是催生“民主主义”而是诱发“民族分裂主义”,其结果不是导致政治民主而是国家的衰败和弱化,甚至是大规模的国内动乱与流血冲突。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以及近期处于动荡中的苏丹、利比亚表明,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经济发展成果便会付诸东流。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经济增长的缓慢,而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急剧恶化和政治不稳定,从而形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解决的发展悖论。

与上述国家不同,中国采取了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异甚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然涉及复杂的制度变迁、观念转变、结构调整和利益上的重新分配,大规模的“激进变革”或“宏观革命”容易导致无法预料、难以应对的政治社会危机,从而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出于这一认识,中国继承了历史上的中庸传统,吸取了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激进革命教训,在原有的并不完善的体制基础上稳步推动改革进程,从而有效避免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体现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相互关联并依次推进,经济改革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搭建起了基本的现代国家制度,如财政金融、法制建设、社会保障、外交国防等,这是国家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并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急速、大规模地推动体制转变,而国家由于缺乏一套健全的制度设置及有效的政治权威,尚无法协调多元社会不断增加的利益分歧并消化因改革而迅速激化的政治矛盾。也即是说,民主转型的顺利推进首先需要存在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社会的有效控制。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亨廷顿作为西方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断言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首要。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或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启示。

由于选择了渐进性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便能够相对从容地去思考和借鉴某些国外成功发展经验,并为自己消化、吸收和融合这些经验赢得了比较宽裕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没有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那样,采取全盘西化和激进变革的方式,而是根据中国改革所能承受的限度和实际需要,在保证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在改革与发展中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一方面,中国合理借鉴了基于新自由主义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的某些合理成分,比如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发展活力的企业精神,保护与扩大私有产权,以及接受自由的国际贸易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仍继续强调基本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分配制度中的某些“社会主义”原则,继续保持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从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有机结合了起来,在市场与政府、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通过它们之间的竞争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正的实现。正由于这种选择性的学习和借鉴,中国才得以成功避免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才得以成功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如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所言,正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保守”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照抄照搬外来经验,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模式的合理成分。

二、中国减贫经验与世界反贫困问题

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是贫困与发展问题。据世界粮农组织于2008年底发布的统计报告,世界上共有9.23亿饥饿人口,这一数字接近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但当前世界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比如,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趋于良性发展,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在5%以上,但部分非洲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其贫困化仍在加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的报告——《最不发达国家报告2007:为了发展的知识、技术学习和创新》,当前全球5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5个在非洲[5]。世界银行估计,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非洲的贫困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3.4亿。而经济发展要求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普惠性,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一阶段并不缺乏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公平与社会正义,从而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至今仍未解决这一问题。

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在减贫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 2009年的3 597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3.6%[6]。过去30多年,中国减贫人口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70%,成为全球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的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扭转了过去50多年世界贫困人口持续上升的趋势,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业绩,整个世界的扶贫工作将黯然失色。联合国所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于2010年2月18日专门设立“中国厅”,以纪念中国为全世界减贫事业所做的贡献。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扶贫政策的主要经验及特色是:第一,中国强调通过“开发式扶贫”方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从农田水利、种养殖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着手,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致富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纯粹的“救济式扶贫”。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则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救济或国外援助,着眼于临时的贫困救助而缺乏长期的发展战略与能力建设,因此难以通过贫困地区的自主发展来摆脱贫困。第二,中国注重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比如组织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通过企业合作、项目援助、人才交流等形式实现“先富”带“后富”。而许多亚非贫困国家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和治理能力低下,或者由于各地区、各族体间的利益争夺,导致国家很难实现跨地域的扶贫协作,很难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第三,强调基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争取外部援助、借鉴外来发展经验,较好地处理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中国政府也与国际机构及发达国家进行不排他的减贫合作,但这些合作都强调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上尊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不允许附带任何预先设置的附加条件。与中国不同的是,部分亚非国家过多依靠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解决减贫资金短缺问题,在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且西方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往往忽视受援国国情而难以产生预期成效,从而极大延缓了反贫困进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在西方压力下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未能解决困扰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债在1982—1990年期间反而翻了一番多,其债务占其国内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1%上升到1988年的88%[7]。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至少使非洲的发展速度降低了10%[8]。第四,中国重视农业发展在减贫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经验。无论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还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抑或是“新农村建设”,均以关注“三农”为核心,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联动性,通过振兴农业来推动农村发展,从而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亚非贫困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不够,粮食难以自给,致使农业能够形成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很少,从而大大拖延了减贫的步伐。

在国际减贫与发展问题上,中国可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特殊智慧。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筹建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推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减贫方面的经验交流。如截至2010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其他国际机构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自1998年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在国内举办培训班帮助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培训、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12月23日发表的《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显示,截至2010年6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各类人员3万多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公共行政管理、农牧渔业、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20多个领域。同时,中国还通过向部分亚非发展中国家派遣农业专家、传授农业技术和经验,帮助它们发展农业生产。如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为非洲援建农业技术试验站、推广站、农场等农业项目142个,启动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并向非洲国家提供大批农用物资、农业设备[9]。通过人力资源合作及经验交流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进程,体现了中国一贯倡导的“输血不如造血”、“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援助理念与合作精神。世界银行评价道:“中国的努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机遇,与中国合作同样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新机会。”[10]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在消除贫困、帮助穷人与弱者方面,比西方模式或“华盛顿共识”要有效得多。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展现软实力及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的民族关系模式与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构建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一是因民族问题而导致的国内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从东南亚、南亚,到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再到中东和非洲大陆,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以前所未有的声势爆发出来。比如在非洲地区,在1997—2006年的10年间,非洲大陆共计发生14起重大武装冲突,除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属国家间冲突以外,其余的13起冲突均为与族际关系相联的国内冲突[11]98。二是一些多民族国家出现国家解体,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由此诞生。苏联于1991年底分裂为15个独立国家,同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并由此引发三年多的民族战争,东帝汶在经历长期的战火后最终于2002年5月脱离印度尼西亚而正式独立,而非洲的苏丹也在饱受战火的煎熬后最终分裂为南北两个独立国家。当今世界大多为多民族国家,一些国家不同族体间的社会文化差异甚大且彼此的认同感不强,因此急需推动国内民族一体化进程,不断强化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

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面临许多历史和现实的民族问题。但面对冷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国有效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并在国家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切实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共同繁荣,其中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其一,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确立并维护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平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为避免民族平等流于形式,中国长期实施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对主体民族的不平等来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政治上,少数民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大致为15%左右,远远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一名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一名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一半甚至更多。再如,中国在文化教育上鼓励和推行“双语教学”,在宪法中规定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与中国不同的是,一些多民族国家长期推行大民族主义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导致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并最终激化。前苏联长期奉行大俄罗斯主义,在语言文化上强制推行“俄语化”并突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主体地位,由此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非洲国家布隆迪于199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部族冲突和仇杀,主要原因在于两大族体间存在长期的不平等和相互敌视,仅占布隆迪人口16%的图西族长期控制着国家的军、政大权,而人口占83%胡图族却长期处于无权地位。

其二,在国家制度安排上实现少数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有机结合。历史证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邦联体制难以有效维护国家统一,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无视国内民族差异、不承认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做法也无助于民族间的和谐相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根据“小聚居、大杂居”的民族分布状况,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政治区划,它不是脱离民族大家庭的“独立自治”和“自治邦”,而是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自治机关只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由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关系千差万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但这一制度既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又有效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对于许多仍面临民族治理问题的多民族国家探索自身民族政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三,在经济层面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当前世界的民族冲突多与国内各民族间围绕资源分配而产生的矛盾有关。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南北双方在土地、水和石油资源的分配上出现分歧,南方的黑人族体认为其资源被代表北方利益的中央政府所掠夺,因而诉诸于武力以维护其声称的合法权益。中国的经验完全不同,1994年国家将中央与民族自治区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调整为4:6,而其他省市为5:5。中央政府还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除按规定拨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外,还专门设立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据统计,1978—2008年,中央财政向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20 889.40亿元,年均增长15.6%。其中,2008年为4 253亿元,占全国转移支付总额的23.8%[11]98。

其四,注重在文化和观念层面推动民族一体化建设。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一词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国家内部的各族体,如中国境内的汉族、苗族等;二是与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为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中国在承认国内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同时,不断培育民族国家观念,使各民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分裂,当前中国之所以能不断走向复兴,都与中华民族所承载的强烈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精神分不开。与此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上各族体间的交往与融合程度较低,加之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分殖民地的政治边界,导致许多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缺乏“民族”这一物质载体,民众对自身族体的认同远远超过对新生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成为这些国家民族冲突的重要隐患。因此,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构统一的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通过深化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观念,实现民众的忠诚由分散的族际共同体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移,这是它们无法回避和超越的历史发展轨迹。

四、中国的世界贡献与亚非复兴进程

中国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惠及世界。伴随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适时加大了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增加了自身的全球责任与世界贡献。比如,近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冲突治理,自1990年以来已先后参加2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8万余人次,现仍有2 000余名中国维和人员在联合国10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是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作为主要成员国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大型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实际行动支持世界包括欧美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中国积极推动朝核危机的政治解决,在若干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注重开展同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合作,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等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中国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和平发展绝非只是一种姿态或宣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和担当;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绝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惠泽全球的建设性力量。

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大国,中国自然应当与其他世界主要国家一道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稳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全球责任主要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负责,即主要在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中国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12]无论是胡锦涛主席在此次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五项举措”,还是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相继宣布的“八项措施”和“新八项举措”,均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更多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国对外援助的带动下,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从1990年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量年均增长20%以上,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接近3 000亿美元。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5.9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08年的1 068.4亿美元,年均增长幅度达到33.5%以上。虽然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非贸易额一度出现下滑,但2010年双边贸易额迅速回升至1 269亿美元新高。亚非地区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据国家商务部等部门的统计,2009年底,中国的1.3万多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81.4%[13]。

中国的崛起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经济顾问布罗德曼在其名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边疆》一书中,认为中国、印度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热潮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新发展,搭建了一条通往复兴的“新丝绸之路”,这一进程“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格局”[14]。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提出所谓“Chimea”的新市场,用以指称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资金和对资源的渴求(chi),加上中东的资金、石油(me)以及非洲的原材料和商机(a)。当今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赋予了南南合作以新的时代内涵,双方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再次实现了历史性的携手并进。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持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内容的不断拓展,以及2006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都是这一平等、互利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与提升。近年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脱颖而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政治影响和发展信心,欧美以外地区特别是亚非地区的迅速发展开始成为世人热议的话题。“金砖国家”(BRICS)、“新钻十一国”(N-11)和“远景五国”(Vista)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关切与期望。据世界银行估计,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从目前占世界GDP的23%增加到2030年的31%,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将从占高收入国家的 16%增加到24%[15]。

当前国际关系结构转变的一个新特点,是亚非世界的整体性复兴及其相互合作的深入。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地区为外围的旧有等级制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随之出现向地理上的“东方”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南方”世界转移。这些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如今通过自主发展和横向联合,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方。不争的事实是,世界财富、权力和话语权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早已证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亚非各民族在20世纪通过浴血奋战打碎了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枷锁,完成了“第一次民族解放”,那么在21世纪,它们势必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复兴来寻求全面意义上的自立自强,实现“第二次民族解放”。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也不可能长期以亚非世界的欠发展和屈居于西方世界为基础,而应当是各地区、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与和谐共存,这才是全球化浪潮之所以受到世界普遍欢迎的原因之所在,也是数十亿亚非人民对全球化的美好期待和向往。

五、结论

本文认为,中国渐进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为那些正在经历政治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启示,让这些国家在西方经验或“华盛顿共识”之外多了一种新的选择机会。中国减贫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自主意识和探索精神,让那些苦苦追求经济发展的亚非国家看到了独立自主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当前世界民族冲突频发之际,中国的民族关系模式也为多民族国家处理自身民族关系并实现政治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考。而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新进程,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探索中国模式的经验及意义,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自身面临的挑战,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对许多全球问题的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都可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9: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M].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4.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3.

[4]张维为.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8-01-21.

[5]UNCTAD: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 2007: Knowledge,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New York&Geneva,2007:ⅲ.

[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 zwgk/2010-09/10/content_1700095.htm.

[7]Yash Tandon,Reclaiming Africa’s Agenda:Good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NGOs in the African Contest,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6,50(3):293-303.

[8]Timothy Murithi,The African Union:Pan-Africanism,Peacebuilding and Developmen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4.

[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 zwgk/2010-12/23/content_1771638.htm.

[10]世界银行.中国与世界银行:推动创新的伙伴关系[EB/OL].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innovation_cn.pdf.

[11]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7: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M].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wgk/2009-09/27/content_1427930.htm.

[12]胡锦涛在联大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09/15/content_3492288.htm.

[13]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B/OL].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8080/pub/FDI/wztj/jwtztj/ P020100920590468900334.pdf.

[14]Harry G.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6:xix.

[15]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

D616

A

1008-8520(2012)01-0029-06

2011-11-21

中共中央党校校级课题“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罗建波(1975-),男,重庆人,中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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