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菲菲，孙炳文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68）

国内外对律师话语研究主要是从会话分析、语用学以及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律师话语。国内如法庭会话中的话语打断（吕万英，2005；张鲁平，2006）、答话修正（刘荷清，2006）以及话题控制（葛云峰，2005）等都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提到了对律师话语的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律师话语，如张丽萍（2004）从刑事庭审中律师与当事人的言语交际提出了合作交际的特殊模式。从语言学的理论出发分析律师话语特征的主要代表有廖美珍、王振华等等。其中廖美珍的两本书《法庭问答与互动研究》（2003）和《法庭语言技巧》（第二版）（2005）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到了律师话语特征和语言策略。王振华（2004）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情态系统分析了法庭中的交叉询问，揭示了交叉询问中的人际关系。国内对律师话语的研究还包括从社会语言学的权力理论研究法庭话语中话语权力不对称等问题中提到律师，不过该研究尚未系统化，鲜少有成果。国外研究者主要侧重于律师问话的研究，将分析重点集中于律师的问话策略以及问话对当事人及证人造成的协迫性程度上，在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Loft us（1975）、Danet＆Bogoch（1980）。笔者以目的原则和批评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通过对律师在法庭互动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和研究，揭示律师话语产生的深层原因、律师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1 互动中不同的目的关系

Halliday认为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人际关系功能”（inter personal function）（1985），而目的关系就是人际功能的一个本质功能，或者说核心功能。“我们把林林总总的目的从人际关系着眼可以归纳为三类：目的一致、目的冲突、目的中性”［1］。律师是带有非常强的目的性替当事人辩护，其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受特定目的制约的。“没有多少话语像法庭话语一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利益是法的视线的动力和归宿，是法发挥作用的基础”［2］。律师的交际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没有违法或者违法程度较轻从而使被告免受或者减轻法律制裁。与日常会话不同的是律师的话语始终是受目的所支配的。那么在法庭互动当中，律师与法官、当事人和证人之间基本存在两种关系：目的一致与目的冲突关系。本节结合目的原则，以2011年乌鲁木齐中院刑事合同诈骗案庭审现场笔录摘要为语料，分析律师在庭审互动中的话语。

1.1 目的一致

互动双方的会话的目的是一致的或相似的。在法庭互动中，这种一致的目的关系是事先确定的，如律师与己方当事人和证人的会话目的是一致的。

例（1）被律：这个刘瑞风，刚才已经问到了这个罪，然后就是你刚才最初的时候，法庭问你的时候你说没有犯合同诈骗罪，那么现在你认为——刚才你最后说了——你这个拿走的钱是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是不是？

被1：是。

被律：那么现在你这个认罪态度很好。

在这个例子当中，被告律师与被告的互动目的是一致的，被告律师对被告前后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并用一个选择性的封闭式问句对被告进行提问，目的是想得到被告肯定的回答，给法官和陪审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接着，被告律师在得到被告肯定的回答后给予了被告一个肯定性的评论，强调被告认罪态度好。

被律：证明被告认罪态度好，使被告在给法官和陪审团的印象上加分。

（目的一致）

被告：肯定回复表现出好的认罪态度。

被律：（肯定性评论）肯定被告认罪态度很好。

1.2 目的冲突

互动双方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不兼容的。在法庭互动中，这种冲突的目的关系也是事先确定的，如律师与对方当事人的会话目的就是冲突的。

例（2）原律：还有……你从这个重庆走的时候拿走了20万元，那这20多万元是怎么拿到的呢？

被1：在最后经营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因为当时呢（被打断）

原律：（打断）我是说你直接说最后这20多万是什么方式拿走的？

被1：应该是电话通知了财务人员后去提出来的。

原律：也就是说还是你自己去提出来的，是吧？

被1：是的。

在这个例子当中，原告律师和被告互动的目的是互不兼容的，被告为了解释提出这二十万是有原因的，原告律师直接打断了他，随后通过重述进一步澄清了他的目的是证明这20万是被告自己提取的。

原律：为了证明这20多万是被告非法获取的。

（目的冲突）

被1：为了解释提取这20多万是有原因的，想摆脱责任。

原律：（打断）为了让被告说出重点即20多万是被告亲自提出的。

被1：承认20万是自己提出，但是在电话通知财务后提出，想减轻责任。

原律：（重述）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目的即20多万是被告亲自提出。

2 律师话语与权力

根据上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目的的追求是律师采取不同话语策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不同的目的关系致使律师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那么，为什么在律师与当事人的互动中总是律师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控制着话语的主导权呢？这就关系着律师话语权力的问题。说话者的话语权力一直以来是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研究的核心，就如福柯说的那样，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基于社会学者对话语权力的划分，我们可以把话语权力划分为两类即机构权力和情景权力”［3］。

2.1 机构权力

机构权力是机构赋予说话人对答话人实施的强制性的权力。由于律师话语是一种典型的机构话语，具有机构话语的一般特征。律师话语除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程式性，即律师在与法庭上其他角色对话时话轮的转换不是按照自然会话的规则进行的，而是遵循法律程序有序进行。法庭的对话以问答为主，无论话语的结构是否以问句形式出现，说话者要么是提问要么是回答或者是根据指令进行陈述，并且对话双方的话语角色一般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律师在与当事人和证人的对话中始终是提问者，并且始终是以机构身份参与会话交际，而答话方不论职位或身份始终是权力较低的答话者。如果答话者不按律师的要求回答提问，律师有权使用话语策略强制答话人按要求作答。因此，机构权力能保证律师与当事人和证人互动的连贯性，保证法庭互动遵照法律程序有序进行。

2.2 情境权力

情境权力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就是说在法庭互动中除了机构权力之外的所有的不对称的话语权都属于情境权力。律师的情境权力能够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律师与当事人和证人的专门知识和受教育的程度的不对称以及个体讲话自由度不对称。

2.2.1 专业知识不对称 “法律语言是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技术语言，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社会方言”［4］。法律的专业性使得律师和法律门外汉之间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屏障。尽管参加诉讼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会在上法庭之前查阅相关的文献或是咨询有关法律人士，但是其浅薄的法律知识也是难以应对律师的提问的，更何况是那些教育程度低下的当事人或证人。可见，律师与参与诉讼的人之间的专业知识是极不对称的。“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知识的发展都是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5］。可以说，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从法庭上看，律师的专业的法律背景知识是其话语权力建构的基础。可以说，在法庭这种情境当中，专业知识的多少决定话语权力的大小。

2.2.2 个体讲话自由度不对称 在法庭互动中，律师讲话的自由度明显要高于当事人和证人，从话语类型来看，权力高的律师使用的话语类型比当事人和证人要多得多，因为律师几乎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话语。Searle按言语行为将话语划分为五类即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从权力指数来看，宣告类的话语象征的权力指数最高，指令类次之。在法庭审判中，宣告类、指示类和阐述类是经常使用的话语类型。宣告类话语类型仅限法官使用，律师除了不使用宣告类话语类型外其它话语类型的使用度是非常高的。律师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指示类话语，如“接着往下说，把你所听到的见到的向法庭如实交代”、“直接回答我”、“请如实回答”、“能不能把你们当时的原话说出来”、“希望你如实交代”等。从对答话人产生的效果来看，指令性话语是控制性非常强的言语行为，而且律师能够自由地使用这类话语。那么答话者必须按照律师的指示作答，否则律师就会运用打断、重述、评论、诱导性提问、封闭性提问等话语策略对其进行话语上的控制和支配。

3 结论

对目的的追求和实现是律师话语产生的根本原因；目的和权力是律师实施话语策略必要的构成要素，权力是律师话语产生的物质保障。话语策略的正确使用是律师帮助当事人赢得诉讼的关键。本研究揭示了律师话语产生的根本原因，理清了律师的话语、会话目的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使用目的原则研究法庭互动中其他参与者的话语提供了分析框架。从司法实践上看，本研究证明了律师恰当合理地使用话语策略是赢得诉讼的关键，对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审判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1］廖美珍.“目的原则”与目的分析——语用用学新途径探索（上）［J］.修辞学习，2005（3）：1－10.

［2］廖美珍.“目的原则”与目的分析——语用学新途径探索（下）［J］.修辞学习，2005（4）：1－9.

［3］李 霞.语言选择中的权力顺应性 ［D］.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

［4］潘庆云.中国法律语言鉴衡［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5］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 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