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锐

(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

启蒙时代的德意志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有着极其相似的政治形态，即同一语族联合体下的松散而分裂的邦国群体。18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表面上维系着各个德意志邦国的政治集团性，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与英、法、西班牙等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主权国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解体对当时的德意志基本政治格局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在名义上表示着德意志民族的存在，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国家主权作为核心使之统一起来。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走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欧洲民族的文化统一的道路。启蒙运动就是德意志民族文化实现统一的过程”。［1］(P440)也就是说，德意志启蒙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而非政治事件。“德意志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色彩很淡的思想运动，它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政权问题，非政治性是它的一大特点”。［2］(P3)文化与政治的分裂构成了德意志启蒙的特殊民族性张力，“作为政治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散裂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作为文化的民族，德意志民族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前夕就完成了统一”。［2］(P335)

德意志启蒙中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同样可以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寻得其根源所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共时性地导向了一个文化上趋于统一的德意志和一个政治上走向解体的德意志，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最开始的统一是跨地域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而这一统一正是通过路德采用德语的布道宣讲，宣传册、《圣经》翻译、赞美诗和教义问答手册来展开的”［3］(P88)。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和随之发生的战争不但未能对缔造一个更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有所裨益，相反，却加速完成了它的解体过程”。［4］(P284)

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成功地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也使德意志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体性，而语言问题在这文化一体性的身份认同中尤其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从古日耳曼人部落迁移集结、形成德意志民族初始形态的时期，德意志语言就已经成为德意志人最重要的认同因素，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对于德意志文化统一的里程碑式意义。在马丁·路德之前，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也一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书面德语，路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的德语书面表达既贴近大众，又去粗取精，逐渐起为联系德意志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人民的纽带。马丁·路德对德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德意志文化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堪称德意志启蒙的有力先导。

宗教改革的巨大浪潮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分离的进程，而失去了罗马教会的大背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凝聚力自然一落千丈。事实上，宗教改革已经在精神上肢解了这一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德意志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的状况无疑被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改革没有作出致力于德意志政治统一方面的任何努力，其立场是属于超政治性的，或者说，非政治性的。路德意义上的德意志人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被设定在了一个超政治或非政治的命运语境当中，即便在德意志启蒙时期也不例外。

二

德意志启蒙终结了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身份作为第一性自我认同的漫长历史，同时，也使德意志身份重构这一决定民族命运和未来的重大问题凸显出来。德意志身份重构的重心无疑要落到文化之维而非政治之维，其参照范式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身份重构。德意志启蒙的“第二次人文主义”很自然地延袭和复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寻根模式，但是，在这一文化模仿中存在着一个看似不可调合的矛盾:意大利民族的文化故乡和源头本来就在于南方的古典世界，而德意志民族真正文化故乡和源头却是来自于北方的古典视角下的“野蛮”(barbarous)世界。在启蒙语境下，古典世界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本根所在，而古代日耳曼“野蛮”世界显然属于边缘化界域。如果把德意志身份重构扎根于自身的北方传统，那么，正统的启蒙立场显然是行不通的，从民族原性的角度来讲，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文化寻根对位的德意志文化寻根理应以日耳曼本位为前提。返回前基督教时代的日耳曼文化之根无疑成为此际德意志身份重构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选择了这条路途，就意味着其立场中必然包含“反启蒙性”。

德意志启蒙时代“反启蒙性”的宗师首推哈曼(1730－1788)。哈曼的启蒙批判首先指向了理性至上的核心原则，强调原始的、自然的、前理性的诗性在文化建设中的始基地位。以赛亚·柏林把哈曼描述为“一切领域中的反理性主义先锋”［5］(P257)，却未免过份夸大了他的“反启蒙性”的独创性和影响力。我们必须清楚，“反启蒙性”其实是启蒙工程本身的一部分，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的一大根本区别就在于具有自我批判甚至自我颠覆的意识和能力。理性主义批判或反理性主义在法兰西启蒙中由卢梭开启，卢梭关于原始自然力与文明理性张力的思考表面看来站在了理性至上者的启蒙的反面，究其根本，却与之相反相承，卢梭法兰西启蒙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已足以说明一切。哈曼的启蒙批判从卢梭那里传承而来，形成了德意志启蒙的内部张力，引导出了其后的狂飙突进运动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而这两大运动的主旨都是要同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拉开一定的距离。

“哈曼是以杂乱无章和不时闪烁出独到见解的方式讨论问题，他的门徒赫尔德(1744－1823)则要建立一种严密的学说体系，来解释人性及人在历史中的经验”。［6］(P12)赫尔德主张从本质上属于前基督教文化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去追寻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之根，他把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牢牢地锁定在本土自身的北方欧洲大地之上。赫尔德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伟大倡导者”，［6］(P13)“在赫尔德那里，纳粹看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概念以及‘血与土’意识形态的源头”［7］(P183)。赫尔德的德意志身份重构强调了德意志性或日耳曼性的第一性前提，因此这一思路显然与同化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向前基督教古典时代寻根的思路大相径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赫尔德并未对何为“德意志性”或“日耳曼性”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他选取的民间传说和歌谣恰恰是民族风格和特性最为模糊的文明体式。德意志民间传说和歌谣同斯拉夫或法兰西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存在着怎样的民族性差异?这是赫尔德理论中的一大盲点，他没能成功地推出一幅前基督教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现象学的清晰图景。

赫尔德是德意志启蒙“文化与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个案，他把德意志身份重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又把文化问题的重心落到了语言之维。为了与路德式基督教中心的语言之维区分开来，他试图在前基督教民间传说与诗歌中找到德语与德意志根性的本真存在，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维的悬置使得他的这一尝试显示出空中楼阁式的内在脆弱性和虚空性。

事实上，早在古罗马时代，凯撒和塔西佗就曾经对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作出过较为客观而明晰的概括，尤其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更堪称是“日耳曼性”现象揭示的经典中的经典。“塔西佗不仅观察到了日耳曼部落在种族方面的纯洁性，也赞扬了他们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配偶平等、牢固的家庭纽带和对妇女的基本尊重……塔西佗也强调了他们性格上的缺陷:喜爱冒险甚于喜爱和平。他发现，部落民众无论在出席会议还是处理贸易和其他商业事务时，都全副武装，同样，他们在教育孩子时，教育他们使用武器是唯一的内容”。［8］(P7)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已经有所渗透的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这样一个“尚武”精神本位的德意志形象仍然清晰真切，其文化之维和政治之维的本质同一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赫尔德一方面要把德意志身份重构建立在德意志原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又有意回避真实的古日耳曼历史实存，因为如果把现代德意志身份与这一传统通连，就势必意味着德意志启蒙本质非政治性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启蒙理想的崩塌。赫尔德采集民间传说和歌谣建立起一个抽象的、人类共通感本位的、诗意的德意志之根，他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德意志身份重构只能通过与南部欧洲古典传统的通连才有望取得成功。

三

古典的欧洲文明由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共同汇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返故乡其实主要回返的是罗马的故乡，正如C.S.路易斯所说的那样，希腊被给予了许多“口头上的荣耀”，而当时的“人文主义文化却是压倒性的拉丁中心的。”［9］(P23)被称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彼特拉克则干脆连口头上荣耀的希腊也加以“脱冕化”:“我们不是希腊人，不是野蛮人，而是意大利人，是拉丁人。”［10］(P101)“彼得拉克认为，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对罗马的赞颂……他不仅盼望罗马权力和荣耀的恢复，而且盼望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的优美语言的恢复”。［11］(P2)很明显，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意欲回返的“黄金时代”首先是属于凯撒、屋大维、维吉尔、西塞罗的前基督教的神圣罗马，意大利人是罗马人的后裔，是拉丁文化圈的中心。17世纪之后，法国逐渐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拉丁文化圈中心的地位，但拉丁文化在所谓古典复兴中占据绝对主导、罗马形象完全压倒希腊形象等基准方面大体上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在理论上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头，更具有始基性和创造性，但是实际上，希腊世界之与现代西方世界的亲缘关系构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传统的语境中总是间接性和从属性的，较之于全方位和深度展开的罗马复兴，希腊复兴的确是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的荣耀”的状况下。

德意志启蒙的“第二次人文主义”从根本上扭转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以来的罗马中心传统，德意志身份重构的总体工程中，德意志—希腊的亲和性叙事成为了基本主题和绝对主导性维度，实现了全方位和深度展开的希腊复兴。“生活在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德意志人发现不朽的希腊天才，感觉与希腊人非常亲近，渴望从那里汲取精华——让自由的福音、优美的福音得到升华”。［12］(P119)德意志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民族文化竞争中试图与作为先导的拉丁民族文化圈建立起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这在罗马中心的前提下显然无法实现，只有借助于宣称与罗马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存在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德意志身份的重构才最有可能取得一种指向民族未来文化趋势的结果。德意志世界脱离拉丁文化圈的意识在马丁·路德时代已经极为强烈，“宗教改革往往伴随着对罗马的敌意与狂热的民族主义”。［13］(P4)德意志启蒙延续了这一传统并找到了对抗罗马世界以及现代拉丁世界的方向——返回希腊。德意志“希腊想像”就是在这样的德意志身份重构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新兴起的背景下方得以展开的。

巴姆巴赫指出:“在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早期，这种希腊—德意志原生性神话由温克尔曼、洪堡、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等人设置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德意志文化身份。”［14］(P308)施莱希塔同样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重大文化现象的思想核心所在:“从一开始，德意志古典主义就一直是在一种德意志民族重生的希望下产生的。返回古希腊，轻视法国传统，这总是被解释为一种民族身份的发现……人们相信，只能在遥远的过去，才能发现一个民族被选定的身份……路德在他那个时代倾听着古老圣经的纯粹之言，而现在，人们则诉诸于纯粹的人的形式，这种人的形式就是温克尔曼在其希腊人意象中创造的形式。”［15］(P244)现在，在德意志启蒙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景观中，希腊文明作品取代了基督教时代圣经的文化身份确立的始基地位，德意志“希腊想像”的开山领袖温克尔曼成为了启蒙时代的“新马丁·路德”。

［1］刘新利．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Steven Ozment，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Isaiah Berlin.Three Critics of Enlightenment:Vico，Hamann，Herde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6］［英］以赛亚·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

［7］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M］，Volume 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8］［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M］.邢来顺，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9］C．S.Lewis.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xcluding Drama［M］．Oxford Uniwersity Press，1954．

［10］［英］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李玉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英］E．H．贡布里希．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M］.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12］［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M］.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3］［英］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魏书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德］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M］.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5］［美］施莱希塔．尼采著作中的德意志“古典主义者”歌德［M］//奥弗洛赫蒂，等.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