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燕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广东 广州 510300)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植根于中国乡土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文化地域性，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乡土文学”的提法是鲁迅在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最早提及的，“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又说，他们的作品“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就乡土小说来说，首开风气的正是作家鲁迅本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土小说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写实的乡土一脉，一是以废名等为代表的写意的乡土一脉。作为思想启蒙者的鲁迅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观，追求文学的写实与社会功利性;同时代的作家废名则在对传统的中国乡村文化的审视中，摒弃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着意追求文学的审美趣味，表现出强烈的隐逸气息。因此，同样书写农村题材甚至是讲述同一故事的鲁迅与废名因秉持不同的文学观念，二者的乡土小说无论在创作主旨、民风民俗还是人物表现、语体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参照关系，并呈现出对中国现代乡土理想社会、健全人性的共同诉求与价值建构。

一、创作主旨:批判启蒙——乡情人情

文学观念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主旨。鲁迅从事文学活动始终遵循“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目的，并要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P512)改造国民性是鲁迅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也是他全部思想活动的核心。鲁迅在对社会病理学的不断解剖中深刻地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脊背上，它是不会动弹的”［2］(P94)，如果只有一批“匡正流俗，厉如电霆”的“精神界的战士”出来，就能“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动荡”，［2］(P95)那是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表达出了一个理性的启蒙思想者对浪漫主义文学追求的失望与拒绝。因此，鲁迅乡土小说的创作主旨始终建立在对黑暗与罪恶的旧社会及封建文化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上，并进一步指出要推翻一切旧文化，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2］(P95)。他的《故乡》、《祝福》、《风波》、《阿Q 正传》、《药》等一系列的农村题材作品无不是通过刻画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来深刻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痼疾与苦痛，并将审视的眼光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寻找病苦的根源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故乡》通过闰土的变化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农民精神的毒害与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表达作家对充斥着萎靡痼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及迫切改造的强烈愿望。《药》通过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做成的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的故事，批判了民众的愚昧、落后、麻木、无知，揭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风波》通过发生在江南农村的一场因“皇帝又要坐龙廷”而引起的复辟与剪辫的风波，揭露了中国农村的封闭、落后与保守，农民的自私、愚昧、冷漠、盲从，同时也从革命和群众的关系的高度提出了一个社会启蒙的重大问题——民主革命并没唤醒民众。《阿Q正传》通过刻画阿Q 的精神胜利法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同时揭示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忽视农民革命要求的历史教训。《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迫害和摧残，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可以说“落后的国民性”是鲁迅乡土小说思考的重点，对“国民性”的拯救是其重要的文化启蒙主题。

相对鲁迅，废名对现实社会是淡泊自守的，他认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现实生活隔了一个模糊世界”，“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和美。”［3］(P184)因此，他的乡土小说游离于启蒙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之外，另辟蹊径踏上唯美的创作之路。在乡村小说创作中，他选择了乡情人情，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写实与记“梦”的相互渗透，竭力表现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宗法制农村世界，并着力挖掘乡土中国淳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及静逸的自然美，表达对传统文化、宗法制乡村社会民风民俗的认同，试图通过一种宗教式的情怀建构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家园。他的《柚子》、《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作品几乎是通过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以及人情美与人性美。正如周作人所说，“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4］(P277)周作人的评论例证了废名的乡土小说并非美化现实，他的作品也有乡愁与苦难，《柚子》中柚子家道衰落，家庭贫困;《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八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桥》中小林和琴子、细竹他们都是孤儿，狗姐姐的孩子出生不久也夭折了，三哑叔是个讨米的叫花子，史家奶奶老年丧子;《浣衣母》的李妈早年丧夫。人生的不幸际遇无处不在，但小说并没有来自作家的呐喊，而是以庄禅式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来对接现实的苦难和不幸，由此生与死，悲与欢、苦与乐、喜与愁的二元对立被弱化了，人生的悲剧意义也被消解了。

废名的这种古朴冲淡的乡村文化底色恰恰与鲁迅的阴暗沉闷的乡村文化语境无意中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参照，同时呈现出他们对人及人的生存的共同的热切关注。

二、农村场景:封闭落后——幽远清静

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在同时代的作家的视野中是多样化的。因为直面现实，鲁迅笔下的农村是个黑暗沉闷、令人不寒而栗的世界，一个未经彻底变革、动荡落后和闭塞的社会。鲁迅的乡村小说基本是以鲁镇作为背景，鲁镇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旧社会、旧文化的象征。他“‘有意以鲁镇显示传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从风俗到制度，从思想到宗教，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准则’，鲁迅几乎是通过‘文献式描摹’，‘赋予鲁镇一种带有原始多神教意味且杂糅着儒释道多种成分的混沌性质’，进而观照生活于‘鲁镇’的各式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他们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为‘鲁镇’社会、文化、历史……所吞噬。”［5］(P2)“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枚铜板，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一一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孔乙己》)鲁迅笔下的鲁镇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破烂凋敝、等级森严、势利冷酷、人情寡淡、生命卑微的末代乡村社会。

当然，鲁迅笔下的农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美与淳朴、善良的人性美，“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漆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和我一同玩的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社戏》)但这种温情也只出现在《故乡》与《社戏》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中。

这种偶尔所为的宁静恬淡在废名则是住手拈来，他笔下的乡土是一个充满古朴民风民俗的幽远清静、情趣盎然的田园世界。小说中的史家庄、陶家村是一个与文明观念共存的原始化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在这里放牛、打鱼、洗衣、种田，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劳动也被艺术化了。“这缘故，便因为一条河，差不多全城的妇女都来洗衣，桥城墙根的洲上，这洲一直接到北门，青青草地横着两三条小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但开辟出来的，除了女人只有小孩，孩子跟着母亲或姐姐。……河本来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涨，不另外更退出了沙滩，搓衣的石头挨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陶家村门口的田十年九不收谷的，本来也不打算种谷，太低，四季有水，收谷是意外的丰年。水草连着菖蒲，菖蒲长列坝脚，树荫遮得这一片草无风自凉。陶家村的牛在这坝下放，城里的驴子也在这坝下放。人喜欢伸开他的手脚躺在这里闭眼向天。”(《菱荡》)

在这样的世界里，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塔一桥，一山一水，无不充满着生命的灵动、肃穆和庄严;世间一切丑陋的、残酷的、非人性的、阶级的，都被忽略和隐退了。废名如此努力地描绘他理想中的精神家园，目的是为了抚慰自己孤独、焦虑的心灵，寻找灵魂的皈依，这实际上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革命退潮后自身内心的真实反映，这一点与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流露的情感无疑也是相通的。

三、农民形象:愚昧冷漠——至善至美

鲁迅是斗士，他自然要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刻画了一系列在旧社会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如《药》中用革命者的鲜血做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及其看客的愚昧无知，《故乡》中深受封建等级观念毒害的闰土的守旧麻木，《风波》七斤的落后狭隘，《阿Q 正传》中阿Q 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祝福》、《明天》和《离婚》中的下层劳动妇女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的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逆来顺受的落后无知，还有一大群有名无名的不觉悟的群众及其冷漠无情的帮凶。《离婚》虽也表现爱姑外表的刚强泼辣，敢于反抗，但更多的还是挖掘其灵魂深处的软弱。毕竟批判并不是目的，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挖掘，最终是要拯救和唤醒那些愚昧落后的民众，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因而，在揭露批判的同时鲁迅也看到了农民身上的质朴、老实、善良与勤劳，表达了对农民悲惨命运的深深同情以及为民众寻找摆脱病苦命运的“药”的急切心情。鲁迅对其笔下乡土人物的入木三分血淋淋的剖析实是爱之深、责之切。

同样是书写乡村下层民众，废名表现了与鲁迅截然不同的叙事态度，他笔下的人物多是至善至美的女子形象。如《柚子》中柚子温柔驯良，《桃园》中阿毛美丽凄婉，《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坚强善良，及至到了《桥》中，琴子和细竹彻底成为优雅飘逸、无私无欲、柔美、善良的洁净化身。同样，在处理乡村女人命运时，废名也倾向于诗化的写作，温和地为我们展开一个个乡村寡妇与其周围的人、事和谐共处的乡土情境。如《浣衣母》中的李妈、《柚子》中的姨妈、《半年》中的母亲、《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的母亲、《去乡》中的母亲，《桥》中的外祖母……她们早年失夫或丧子，陷入孤苦无依之中，但她们以勤劳与忍耐支撑着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她们洗衣、种田、培育后代，受人尊敬，母亲们甚至都没有再嫁，守寡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母亲们与女儿的相依显得单纯而自然，母亲的身影所在，到处弥漫着温柔、慈爱的空气。值得一提的是，废名《浣衣母》中的李妈的命运几乎与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悲苦，早年丧夫，独自拉扯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活。但是，儿子也是“酒鬼父亲的模型，也渐渐现得没有一点差讹了。”他们两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李妈守着自己的驼背女儿波澜不惊地过着日子。然而一场病却从李妈身边夺走了驼背女儿。在李妈接连丧子的时候，一位30 岁上下的单身流浪汉来到李妈身边，在她家门口设茶座卖茶。接着便是谣言四起，单身的流浪汉不得不离去。李妈因为失去了受人尊敬的地位，精神上更加孤苦了。经历了丧夫失子、生活磨难的李妈，也没有变成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农村寡妇，相反她广施仁爱:慈爱地对待“守城的士兵”，热心地照护那些到自己屋边玩耍的孩子和卖柴过路的乡下人，她成了城里与乡下人心目中的“公共母亲”。正如周作人所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样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5］

四、语体风格:含蓄冷峻——冲淡质朴

文学语言总是服务于创作主旨的。巴赫金指出:“语言，这是世界观，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它们决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它渗透着评价的理论体系。”［7］鲁迅与废名都追求叙事的简洁、省略、隐喻、跳跃，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鲁迅胸怀启蒙与救治的沉重主题，他的笔锋犹如“投枪”和“匕首”，语言简约而不失丰腴、冷峻，闰土的一声“老爷”、孔乙己的一句“窃书不算偷”，就已直抵人物的灵魂深处，足见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与摧残之深。鲁迅的语言又是含蓄中透出幽默，他善于运用明喻、暗喻、借喻修辞及其辛辣的笔调深入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及国民的劣根性。如，“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药》)又如，《阿Q 正传》中，宣布革命时，阿Q 是“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幻想革命后遭到冷落时阿Q 是“怯怯的进”钱府，希望结识“革命人物”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革命之后，阿Q 是“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渐渐才高兴起来。鲁迅通过“洗炼，峭拔而又幽默”(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的语言深入解剖国人灵魂，热切表达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废名则把表现美当作最高追求，竭力构建和谐自然的梦。他的小说语言精简而富有诗意，追求意境，淡化故事和情节。小说家汪曾祺评价废名说:“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8］废名自己也说:“就表现手法来说，我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9］他的语言常常不求因果联系或者逻辑顺序，句式跳跃，“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10］(P251－252)。由于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废名的小说大量用典，化用诗词也是他惯用的手法之一，一篇小说多处出现化用诗词的地方，如，“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桥·茶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桥·棕榈》)“不知栋里云，去做人间雨”“画屏金鹧鸪”(《桥·箫》)“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桥·松树脚下》)等等。以诗的语言对抗现实人生的生存焦虑与社会苦难，这正是废名追求的文学理想，因此他的文本呈现出一种淡远哀愁的美学特征，具有一种隐逸之风。

文学观念的差异使鲁迅与废名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世界的描绘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无论是鲁迅对乡土的批判还是废名对乡土的眷恋，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对理想社会的精神和思想诉求。不可否认，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家内心深处都有着对故土的思恋和挚爱，但现实农村充满了贫穷、落后、愚昧与苦难，这迫使他们不得不用历史理性的精神来审视这个乡土世界，乡情与理性时时发生冲突碰撞，时时面临着传统和现代之间两难的文化选择。在对乡土的批判中，他们试图以西方文明的进化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来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在对乡土的眷恋中，他们又希望传统乡土社会的古朴淳厚能弥补现代文明浮躁喧嚣的不足。如果说鲁迅是属于前者，废名就是后者，他们分别从人性的丑恶、人情的寡淡与人性的美好、人情的淳朴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净化心灵的试验，终极都在寻求中国民众健康的人格，表现出对健全的民族性的共同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成就了中国乡土小说辉煌灿烂的文学景观。因此，重视对鲁迅与废名的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将他们笔下冷与暖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相互参照，能全面完整地认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生存真相。

［1］鲁迅．鲁迅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屈正平．鲁迅研究［M］．北京:中国卓越出版社，1990．

［3］废名．说梦［M］//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M］//废名.废名小说:下卷．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5］鲁迅.鲁迅小说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巴赫金．小说理论［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汪曾祺．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9］废名．废名小说选·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0］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