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西南社会问题的治理及其启示

2012-08-15朱斌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2期

朱斌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广州510631）

1949年11 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由于西南地区是蒋介石长期苦心经营的“反动堡垒”，加上西南地区长期的封建军阀割据、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西南地区的城市社会问题尤为复杂与突出。西南局面临娼妓泛滥、烟毒流行、市场混乱、币制不一、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在西南，除帝国主义的封锁之外，其他新区所有的困难在西南都会遇到。西南是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地区，许多问题的解决更是不容易。”［1］本文探讨西南局社会问题的治理，以期对治理当今社会问题有所启发。

一、改造娼妓，贯彻《婚姻法》：净化社会环境

1950年3 月昆明市政府成立时，市内公开活动的娼妓有464人，鸨母274人，加上末登记的暗娼全市约有2000余人。［2］娼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丑恶现象，妓院是束缚、压榨与蹂躏妇女的组织，也污染了社会风气。为了改造妓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净化社会环境，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进行了改造娼妓，贯彻《婚姻法》的运动。

（一）收容改造娼妓

在西南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军管会公安部的工作重心放在收容遣散散兵游勇，打击特务、土匪、恶霸等方面，对娼妓采取了收容管理政策。1950年重庆对妓女进行了8次集中收容，1951年6月至8月又进行了4次集中收容，其中8月10日就集中收容了妓女1300余人。［3］西南地区对收容的娼妓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改造：（1）打破顾虑，安定情绪。为了打破妓女担心被长期关押，强迫劳动的顾虑，管理干部对妓女进行宣传教育，卫生部门对妓女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让她们明白政府的集中收容是为了帮助其脱离火坑，重新做人。（2）进行忆苦教育，揭发控诉老鸨罪行。沦为娼妓的妇女受尽人间的一切侮辱和践踏，又受到鸨母、钓台的重重压迫与剥削。1951年10月22日，重庆市收容所召开了斗争大会，斗争了较场口女恶霸、鸨儿苏连辉，华胜旅馆鸨儿李莉莎和“台基”戴德兰。［4］通过忆苦教育，提高了妓女自我改造的自觉性，绝大多数妓女都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被收容的周萍在告别收容所时说：“人民政府把我们改造成新人，我们出去后要和寄生生活打脱离，用自己的一双手去创造新生活！”［5］；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为了能将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收容所聘请技术人员组织妓女学习缝纫、养殖、加工等技术，使她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如重庆市收容所，前后共安置就业2274人，结婚领养133人，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7885人（包括游民、乞丐）。［6］通过几年的努力，西南地区根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娼妓祸水，几乎禁绝了卖淫嫖娼现象，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受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西南地区女人被看做是“劣生”。为了进一步改造社会环境，打击封建婚姻制度，提高妇女地位，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会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思想。”［7］同时他还指出：“我们干部的封建思想还很浓厚，一个革命若干年的干部，往往在思想上对《婚姻法》还认识不够。”［8］针对以上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宣传落实《婚姻法》的具体措施：（1）解决干部思想问题，譬如干部的“重男轻女”问题。（2）在农村夜校和短期培训班上，宣传《婚姻法》和反封建的内容，并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做广泛的群众教育工作。（3）以宣传《婚姻法》为主题，清算封建思想。［9］西南各区宣传《婚姻法》运动在1953年4月陆续结束，通过这次宣传运动，有力批驳了旧婚姻制度的封建思想，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了一次新道德教育，并大大改变了社会风气。“在过去，群众对包办买卖婚姻的看法是金多金婆娘，银多银婆娘，无钱便是贱婆娘；而现在则说：金好银好，没有自己选的好”，“过去认为女人不打不成人，黄荆棍下出好人，现在则说：男女平等是正理，有商有量才兴家”。［10］据《新华日报》报道：广安县三溪乡刘高菊，十岁时因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母亲无法支撑家庭生活，把她送到杨义顺家做“等郎媳”，八年后杨家的儿子才出生，刘高菊反抗这桩婚事跑回娘家，在《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之下，1951年12月刘高菊和比他大两岁的放牛郎尧中禄结婚。［11］1943年4月22、23日《新华日报》继续刊登了《我认识了婚姻法》、《我懂了新婚姻法，和丈夫和好了》、《婚姻法解决了宗家大院的死疙瘩》等一些反映《婚姻法》宣传实际效果的纪实性文章。

二、禁绝烟毒，加强卫生防疫：增进人民健康

鸦片烟毒自清代起，即在西南地区泛滥。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不仅是全国最重要的鸦片产区，而且还是贩卖、制造和吸食的重灾区，其流毒之大非语言所能形容。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算，年产鸦片2.3亿两，仅川东、川西、川北和重庆等地从事贩卖鸦片毒品为生者即有1万人，西南地区烟民约600余万，约占总人数的8%。［12］除了烟毒的毒害之外，西南还流行鼠疫、伤寒、天花等疾病，西南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面临严峻的形势，人民的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成了西南社会的当务之急。

（一）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有计划地进行西南地区禁毒工作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该通令详细规定了全国禁烟禁毒的提纲。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通令十分重视，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结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四大运动，逐步开展了禁止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斗争。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又通过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严禁种植鸦片；严禁制造、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类似毒品；严禁开设鸦片烟馆；各级政府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用鸦片抵缴税款；吸食烟毒之人民，应定期登记，由当地人民政府定出分期戒绝办法；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禁毒禁烟委员会，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等。［13］西南各地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采取展览、控诉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形式动员群众进行禁烟禁毒宣传。如在西南区的成都、万县、重庆、贵阳等地区分别举行了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烟土、毒品和烟具达20万件以上。［14］通过宣传使得禁烟禁毒家喻户晓，并且充分调动了群众劝禁鸦片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西南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取得初步成效。1950年西南区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烟具22万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15］。

（二）在中央禁烟禁毒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开展群众性肃毒运动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决心在下半年发动禁烟禁毒运动高潮，在全国范围掀起围剿毒品的歼灭战。政务院于10月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在法律上完善了对毒品犯罪的量刑与处罚，为彻底铲除毒祸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使西南地区的禁烟禁毒深入下去，实现禁绝，西南区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毒运动，严厉打击毒贩。云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还制定公布了《云南省对毒贩处理标准》，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肃毒中，云南全省共查出贩毒分子24444名，对其中罪恶严重者逮捕6239名，处以死刑38名，缴获鸦片120多万两，烟具1.5万多套。［16］1953年3月26日重庆市民政局给内务部的报告指出：“至目前为止，全市尚未发现有烟毒活动”［17］。西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罪大恶极的大烟毒犯被惩办，烟毒集团被摧毁，烟馆被取缔，制、运、贩烟毒的黑社会恶势力被彻底铲除，不少烟民丢掉烟枪，重新恢复了健康，参加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

（三）在抵制细菌战恐慌中，掀起各级爱国卫生运动

进军西南后，烟毒的毒害和流行的鼠疫、伤寒、天花等，再加上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西南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面临严峻的问题。邓小平把保护人民健康、发展卫生保健事业列为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如果没有细菌战，西南流行的鼠疫和伤寒等也要进行防治；有了细菌战，就更加要加强防治工作。［18］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细菌战造成一种“精神恐慌症”，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企图，邓小平提出以下应对策略：（1）要加强保护，但不要自己造成恐慌情绪；（2）要注意宣传内容，报纸除注意一般的卫生宣传如刊载一些反细菌战的信息和夏季灭蚊、灭蝇、环境卫生知识等外，其他的用不着宣传；（3）要积极地做预防工作。［19］西南各地成立了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各级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并且有效领导了消灭传染病媒的清洁扫除运动和移风易俗的卫生宣传教育运动，成功预防了烟毒、疟疾、结核等疾病，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三、统一流通币制，收兑藏洋：稳定金融秩序

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参与领导了上海市打击破坏金融非法活动的“银元之战”。进军西南过程中，他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财经委主任，意识到财经工作将是西南一切工作的中心。从入城那天起，他就把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经济生活，稳定金融秩序。

（一）统一币制，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

西南接收初期，币制极为混乱，伪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少量的人民币同时流通，而人民币处于辅币地位。一些金融投机分子进行投机活动，使市场的正常流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西南军管会接收了约60万政教经工人员，被俘虏或收编的军队及军事机关约40万，造成财政开支空前巨大，并且全部靠发行货币解决，导致物价上涨。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货币斗争是这些困难的焦点，为建立新的西南人民经济秩序，并取得经济的领导权，必须扫清一切杂币，禁用银元，确定人民币为唯一的合法货币。［20］1949年12月10日从重庆开始宣布银元券作废，禁止流通。但为照顾人民困难，西南局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会按人民币与银元券（银元辅币券不兑）按100比1的比价进行兑换，并限期五天完成，过期不再兑换。为了应对兑换风潮，西南军政委一方面抽出部队所有钱款补充库存，另一方面电请中财委急调人民币空运西南。五天共收兑银元券10，128，780元，兑出人民币1，012，878，000元。［21］同时还宣布：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公私款项的收付、物价计算、债务、账务、票据、契约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不得再以银元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清算本位。［22］但是，银元的废除，使过去债权债务的清算成了一项复杂的问题，1950年2月1日《重庆市各被接管银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规定：“凡各被接管银行，一切债权债务之清偿概以人民币计算单位。以伪银元券为计算单位，则按100比280折合计算，其以外币或实物为计算单位，除实物按原规定办理外，外币依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23］通过以上措施确立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

（二）宣传人民币合法地位，加强金银管理

银元券废除之后，由于人民币与银元同时并存，市场物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军管会在禁止银元流通之前，临时规定六千人民币折合一块银元，使市场货物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导致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上扬，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西南局财经委紧急制定四条措施：（1）加强对人民币合法地位的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拥币拒银”活动。西南区政府向人民宣传：“银元是生产落后、交通阻塞、自然经济时代，农业品与手工业生产品在小块地区交换时代的交易媒介”，“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有人民政府经营的广大的工业、矿山、交通、贸易等各种事业，及全国的财政税收，加上全国的丰富资源，这就是人民币最可靠的基础和保证”，“自从军管会布告之日起，人民币就成为唯一合法货币”。［24］（2）加强金银管理。1950年1月20日，西南区制定发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25］（3）取缔黑市交易，打击投机活动。仅1950年上半年就收缴非法黄金1，219，595两，银元1，319，900元，白银5，676，930两，美钞100万元。到1953年共收兑黄金1，341，632两，银元36，030，164元，白银17，573，966两，美钞168万元。［26］（4）送人民币下乡。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纳粮民户可以人民币抵交公粮的通告》：“对用人民币交公粮的给予适当照顾”，“邻近大中城市的县，按9.8折缴纳，凡属交通不方便及距大中城市较远的县份，均按9.5折缴纳”。［27］如此大大促进了人民币在广大乡村中的流通，对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秩序起到要了重作用。

（三）收兑藏洋、处理西藏纸币，稳定少数民族地区金融秩序

藏洋又称四川藏洋，20世纪初清政府铸造发行，是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28］新中国成立后，停止使用。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西康财委不收兑藏洋的决定严重影响康藏人民的生活，不利于康藏经济秩序稳定和民族团结。邓小平指出：“对藏洋不兑的政策是脱离群众的，应该采取限制一或两个月兑完的办法措施。”［29］“对于藏洋与银洋的兑换比价，可按照历来习惯不易变更；西康财委必须切实注意康定藏区之财经领导。”［30］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钞与人民币币值不统一妨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1950年10月27日中共西藏工委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报，对在昌都地区流通的拉萨出的纸币提出两点处理意见：（1）原则上让其自由流通，不禁用；（2）军队以银洋为通用货币，对拉萨纸币不支持。［31］10月29日，西南局提出，原则上同意西藏工委的处理意见，西藏纸币问题必须多多征询藏族人士的意见，采取妥善办法加以解决。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停止印发和逐渐收回藏钞，西藏地区逐步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从而，在根本上治理了西藏地方金融活动的无序状态，确立了人民币的地位，逐步实现了西藏与全国货币的统一。

四、建国初期西南社会问题治理的启示

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有效治理，使得西南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总结这些经验，对我们治理当今的社会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以中央的统一部署为指导是社会治理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党中央在全国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域制度。各大区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结合地方实际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等。邓小平主政的西南区贯彻中央政策，并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实现了西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当今，社会问题的治理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要搞好社会治理工作，必须在中央统一部署的指导之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并动员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好、维护好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民众、民族之团结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早在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就提出战胜敌人要掌握好三个法宝：“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统一战线。”［32］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加强干部的团结教育，要求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民族团结，做好统战工作等，使得各项社会问题的治理顺利进行。如在统一币制上，对西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在今天，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要充分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使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又要考虑因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而存在的多元价值观，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民众之间的团结；同时还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兼顾不同民族的利益要求，努力维护民族团结，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地方的自主探索是社会治理的动力

西南地区是我国解放最晚的地区之一，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理复杂、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治理西南社会问题虽然有其他解放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到一条适合西南实际的解决方案。西南局一方面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针对全国共同的问题在西南地区采取与全国不同的方法，使得西南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当今，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问题依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社会问题的治理可以借鉴其他地区解决同类问题的办法，但更为关键的是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寻求适合当地实际的解决方法，切忌盲目模仿。

（四）教育与法治相结合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

法治就是依靠法律的治理。在西南社会问题治理过程中，西南地区制定、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云南省对毒贩处理标准》等法律法规，使得西南社会的烟毒、娼妓、通胀等问题的治理有可靠的法律依据。但是，在使用法律手段的同时，西南区对妓女、吸毒者进行思想教育，使其转变观念，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以，教育对娼妓和烟毒问题的解决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社会生活的领域几乎都是根据法治的精神来进行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获得、生产与生活的正常化、社会问题的解决等等，都来源于法治。但是，我们在重视法治的同时也要重视教育的作用，发挥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渗透性功能，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善治。

（五）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改造娼妓、禁绝鸦片、统一币制等解决了与西南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使西南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日趋稳定，这也是党巩固其群众基础的宝贵经验之一。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生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社会治理的结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社会治理的归宿。今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加大对社会问题治理力度，逐步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

时过境迁，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社会问题固然和今天社会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问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得到有效解决而不复存在，如币制问题已成为特定的历史问题。但是，有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重新出现，虽然其问题的程度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有所不同，如娼妓、烟毒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除了这些重复出现的问题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更多表现在教育、就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于重复出现的问题还是市场经济下新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都可以吸取西南局治理西南社会问题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264.

［2］［16］马维纲.禁娼禁毒［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178.300.

［3］［4］［5］［6］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528.530.531.531.

［7］［8］［3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42.1042.842.

［9］［13］［18］［19］［28］［29］［30］［31］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502－503.213－214.512.512.182.181.181.264.

［10］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工作今后应转向经常化［N］.新华日报，1953－04－10.

［11］婚姻法救了等郎媳刘高菊［N］.新华日报，1952－03－08.

［12］［14］［15］西南区1950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N］.1951－03－15.

［17］钟修文.新重庆的起步［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0］［21］［22］［2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接管重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117.117.117.123.

［23］重庆市各被接管银行债权债务处理办法［N］.新华日报，1950－02－01.

［25］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N］.新华日报，195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