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青青

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其作品涉猎度广，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她的代表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扶桑》《穗子物语》等，塑造了鲜活而各具魅力的女性人物，其最新的长篇力作《陆犯焉识》，首次以男性作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并且是以其祖父为原型，展现出知识分子陆焉识的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

《陆犯焉识》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陈在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将一个家族兴衰系于陆焉识的人生机遇之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乱象。严歌苓在小说中采用了具有创新意味的叙述方式，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时空穿插叙述。一方面增加的“意识流”的主观与随意并没有破坏作品整体的故事性和思维的合理性，叙事者“孙女”根据“祖父”回忆录所讲述的内容是她脑海中的回忆的现实流程和脉络，经纬明晰，前后连贯；另一方面，时空的交错与混杂，主人公命运中的繁华与困境，更加突出了小说的时代感。

严歌苓以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塑造出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型、公子型的少爷陆焉识命运多舛的人生，既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时代烙印，也闪烁着陆焉识独特的人性光芒。陆焉识作为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长子，与那个时代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生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着“自由”而展开的。年轻继母为他安排的无爱的婚姻促成了他人生中为 “自由”的第一次逃离：去美国留学。留学时期的陆焉识度过了几年毫无愧意的花花公子生活，同时在学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操守：他宁肯在经济上接济大卫，也不愿“出借”自己的论文与他，拒绝加入任何学术团体和组织，因为他明白“他的自由并不多”。学成回国后的陆焉识在28岁成为应用语言学教授。学术风采日趋展露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与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中的家庭生活。无奈之下，他只能辗转于图书馆和咖啡厅，埋头苦读，也是为享受尴尬的家庭生活之外的狭隘的“自由”。

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1］内心孤傲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便是如此。他有趣味、有内涵、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思想，为了坚守自己的学品而得罪多年的好友，被无端卷入文墨大战。在如此动荡的年代，自由人格的张扬使他随处碰壁，吃过亏的陆焉识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读书读成了无用场的人”，生活困顿要靠弟弟的接济；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陆焉识阻扰侄子皮埃尔参加民主自由运动的行为中得到了恰到好处地体现，曾经锋芒毕露的他在动荡的时局中感到困惑而无助，只能选择明哲保身。陆焉识最终为了维护上课的规则而被投入了监狱。严歌苓说过：“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发挥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严歌苓把陆焉识这位曾经的教授放置于人烟稀少的劳改农场让其表演。严寒、饥荒、常年的劳累以及犯人间的相互倾轧，博学多才的陆焉识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不仅是历练陆焉识的重要舞台，更是一个动荡年代的极致缩影。传统知识分子身上自由人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矛盾痛苦同时还将陆家其他家庭成员的命运错位展现在读者面前。妻子婉喻在丈夫被捕后独自艰难地撑起一个家，却始终脱不下“敌属”的帽子；儿女在父亲被捕后不得不改随母姓；儿子因为父亲的“反革命”身份失去了深爱的初恋女友；学识出众的女儿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男友。严歌苓以时空穿插的手法以及冷静中不失幽默的笔调将这个家族成员的人生错位素描式地铺陈于纸上，让人心生悲凉。

在“自由”成为奢望的监禁生活中，陆焉识只能将孤傲的自尊隐藏在“脸上厚厚的污垢”之后，将会说四国语言，能言善辩，有着照相机式记忆的自己伪装成说话结巴的犯人“老几”。行动被锁死的监狱生活同时也无意间给陆焉识的精神世界创造出了宁静而空旷的空间。犯人与看守的众生百态、命运的错位、死亡的多次接近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全景式地铺陈在陆焉识面前，让他的胸怀抵达了他享受富裕时从未抵达的高度。对“自由”的执着追寻和对前半生浮华的反刍在煎熬中转换成了陆焉识对“家”的归属感，那个远在上海的，曾经是他的精神累赘的家。妻子婉喻的家信，信中关于子女成长的点点滴滴让半生风流的陆焉识胸中逐渐产生了对妻子的内疚，从而对妻子的情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是在被捕以后才发现自己如何爱婉喻的。婉喻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感情的变化，不知道她在几十年中怎样从承受丈夫怨恨的对象变成了他的至爱。”［2］233陆焉识人生中的苦难成了他与妻子爱情的助推器。善于描写男女情感的严歌苓以这样一个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营造出强烈的情感张力，同时，这种情感弱化了传统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曾经寡味的包办婚姻成为了陆焉识生存下去的唯一信念。为了这个家，陆焉识巧妙地贿赂邓指导员，终于去到场部礼堂看了科教片上的小女儿丹珏；他冒着被加刑的风险，精心而成功策划了“越狱”，这一次逃离不是为了他个人的“自由”，而是为了看一眼婉喻和孩子们。之后的陆焉识为了保护家人，主动选择“自首”和提出与妻子离婚，让家人摆脱“敌属”的身份。“盲写”是陆焉识在狱中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他区别于狱中其他犯人的一个重要标记。只有在盲写中，博学的陆焉识才能回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执着与敏锐，同时也逐渐完成着自身灵魂的反思，他最终将盲写的内容誊写成给婉喻的一本书信体随笔，以承载自己内心对妻子的愧疚与爱意。

严歌苓以陆焉识“越狱”和“自首”这两个情节将他渴望出狱后与婉喻重聚的情感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她冷静而温情的叙述为作品中的人物酝酿出了充分的情绪，然后以陆焉识出狱后遭遇到的家庭变故将人物内心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儿子与女儿对他出狱回家的复杂心态与陆焉识渴望与家人团聚的热切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已成惊弓之鸟的儿子唯恐再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旦到来，这个“母亲的前夫”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厄运，从而极力阻扰父母复婚；深爱丈夫的婉喻却在他回家前失忆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可命运却没有给“浪子”陆焉识机会。这或许是对陆焉识前半生风流的莫大讽刺，对妻子的满心愧疚和爱意何去何从？他只是妻子婉喻眼中“内秀、儒雅的老先生”而非她日夜盼望的丈夫，是儿子冯子烨随时可以差遣的老佣人。在出狱后看似琐碎而平淡，实则矛盾不断的家庭生活中，陆焉识以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独有的从容、达观与睿智，精心地呵护妻子，与妻子真真切切地约会、恋爱，并陪伴妻子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旅程，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救赎。没有了婉喻的家不是一个家，他成了尴尬的家庭生活中一个多余的人，唯一的选择便是再次 “逃离”，为了真正的自由与归属感的“逃离”：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关，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2］415。

陆焉识终其一生都在孤独地追寻中：对独立自由的学品的坚守使他身陷囹圄，耗费了宝贵的中年时期；复杂的家庭矛盾曾经让他无所适从；年轻时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留给他实质性的东西；在岁月磨难中积累起来的对妻子的爱和对家的渴望，在他出狱后最终仍然无处寄情而无奈地再次出走。他一面追寻，一面逃离，人生中的繁华与苍凉交替并行，在“政治”这块底布上展现出残酷岁月中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严歌苓的讲述温情与练达并重，“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整部作品中娴熟的文字与深厚的情感体现出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深远的济世情怀，留给读者庞大的思考空间：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孰是孰非？

[1]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与考古[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76.

[2]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