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娴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的活力与国际重要性迅速得到显现和提升，地区力量重组与相关国家战略重心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两种显著的进程成为主导着东亚整合和秩序构建的主线，其一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地区主义的持续发展，其二便是以安全防范为重点的美国“辐辏”体制(hub-andspoke system)的不断强化。由于限制“不稳定”因素的共同需要，这两种体制在东亚兼存且并行发展。然而，在深层次上，两者是互不兼容与相互冲突的，这种趋势随着时代的演进会越发明显，而他们的磨合与调整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东亚合作的模式和前景，影响着东亚秩序的构建与未来。

1 东亚地区主义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

1.1 地区整合进程中的东亚

东亚是一个政治概念，东亚的地区化是指东北亚加东南亚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与一体化趋向。东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地区整合”(De 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即指以经济交往为主的无政治匹配的非制度性合作［1］。1990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联系与合作的需求。这一提议得到了日本的积极支持但在美国的反对下态度冷淡下来而作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地区合作加速的契机。在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受到严重的冲击，东亚各国对于APEC的低效和IMF的侵犯性且消极的举措感到失望，而更让东南亚国家失望的是“美国不仅不纠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重问题，反而从东南亚金融危机获利匪浅”［2］635。

相反，中国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加入WTO引起了东盟各国的关注，并且中国对于危机的负责任态度与日本的不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得以改善，加上东亚地区合作意识的推动，以东盟加中、日、韩(10+3)为标志的东亚地区主义提上日程。“东亚展望小组”(EVAG)于2001年提交的《东亚展望报告》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三个主要目标“区域和平、共同繁荣和人类进步”［3］。东亚整合形成了以“自下而上”(Top-Down)的地区化和“自上而下”(Bottom-Up)的地区主义为方向，以政府、公司和临时事务磋商为动力的网状化发展结构［4］。现东亚地区呈现“10+1”、“10+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峰会、APEC、中日韩峰会等多机制并存交织的松散合作进程。

1.2 “辐辏”体制的调整与强化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依靠“辐辏”双边同盟体系控制着亚太地区，保持着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霸权。“九一一”恐怖袭击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布什政府对于亚洲的注意力，在布什第二任期，提出了同盟“再确认”的战略，借助反恐战争修复了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奥巴马上台以后，高调重返东南亚，迅速调整东亚政策与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建立稳定、繁荣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的关键。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5］。美国借助日本地震援助修复了因普天间机场和东亚共同体造成的两国裂痕，为了降低两国的矛盾，对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尽力却不设最后期限。美国还设法缓解美韩之间的矛盾并促成两国的合作，同时加强了美、日、澳、韩等亚太双边同盟之间的网状联系，借助“天安舰”事件和中日“撞船”事件在近海举行大规模军事联合演习，拉拢印度等国家试图建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亚洲版北约”。

2 两种进程的互相制约与解构

按照安德鲁·赫里尔的观点，地区主义有五个基本要素:地区化、地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地区内国家的合作、国家推动的地区整合和地区内聚力［6］。而同盟是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各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进行合作，以增进他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7］。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地区主义以身份认同为基础、以多边主义为途径、以合作和共同获益为目的，而同盟以共同威胁为基础、以双边军事协调为途径、以制衡和相对安全为目的，两种体系都有自己的范围限定和一定的排外性，从根本上说，以部分成员的双重身份为特征的两种体系是互相排斥的，随着时间演进越发明显，双方的摩擦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机制建立和身份认定上，在这三个维度上，同盟体系和地区主义互相牵制与销蚀对方基础。

首先在权力结构上，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就是防范地区霸权的出现与挑战。作为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利用两大联盟体系维持地区均势，防范不稳定因素和地区力量失衡。后冷战时代，朝鲜核问题的久拖不决，中国力量的迅速增强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强化与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抵消和牵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设计的“亚洲地区最好的结构是以例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为主导，以美国的协助和共享的民主价值为基础，这是实现建立在法律和持续的政治自由基础上强调自由市场和持续繁荣的亚洲议程最有效的方式。”［8］

而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都从中国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受益，一定程度上中国成为东亚经济的强大动力，甚至美国也在金融危机中需要中国经济的坚挺。巨大的市场和紧密的经贸联系，加上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的调整，东亚国家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多边主义协商也在东亚活跃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实力的强大、与日本的领土争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强硬”态度以及其他“不安定”因素［9］，使得东亚国家希望美国“均衡”力量的存在，发挥着维系东亚格局稳定与安全的作用，而这只限于一种防御性的限制，如果东亚国家在高强度对抗中被迫选择“站队”是最不希望的结果。遗憾的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不断强化和强硬措施正在使东亚局势走向恶化的边缘。

其次在制度建设上，两种进程也存在着深层的矛盾。

美国反对东亚新合作机制的建立。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提议。这与美国反对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EAC)如出一辙。美国警惕和反对一切排除美国的东亚地区组织的建立。而面对无法制约的东亚合作，美国选择了积极渗入的策略，2009年7月，美国加入了一直抵制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10月，美国正式参加东亚峰会。通过亚太机制参与引导新规则的创建和规避地区一体化发展对美国霸权的风险，或完全新创理念，如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地区海上安全倡议(RMSI)、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TSD)乃至“亚洲版北约”，以达到“对冲”亚洲国家内部倡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等目的［10］。

“美国的政策仍然可以削弱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政治关系动力，尽管不可能完全消除”［2］643。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吸引力，建立更广范围的泛太平洋机制以架空东亚合作制度的基础，为了抗衡东亚“FTA”的签订，美国倡导“TPP”的建立，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达成“FTA”。泛化的地区机制导致议程冗长而低效，原本的地区合作制度被覆盖直至削弱。

第三，在组织成员身份认同上产生歧义，摇摆不定。联盟和地区主义都强调成员的“身份认同”、“忠诚”和“内聚力”。但是，两种进程的同时存在使得一些成员具有双重身份，而在进程目标不一致时成员的“效忠”方向便左右摇摆，犹豫不定。这点在日本的例子上表现的最为明显，鸠山由纪夫在“日本的新道路”中强调自己是亚洲国家，要做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但是，当面对美国的反对时，鸠山表态说美日同盟的外交基轴，并在东亚共同体是否排除美国问题上模糊不定。而泛地区机制的建立将覆盖原小范围合作机制，对于亚太地区泛化身份的认同淡化了东亚地区身份认定，泛化机制的低效率与低执行力使得身份认同失去实质意义。

3 结论

东亚地区主义和美国同盟体系在权力结构、机制建立、身份认同上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和路径设计。东亚发展的强劲活力、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合作带来的巨大红利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体系成员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同时，美国同盟体系提供的威慑和安全的“公共物品”也对东亚国家极具诱惑力。两种进程严格意义上来说都具有封闭性，地区主义分化着联盟内部的向心力，双边同盟瓦解着地区主义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双主相经销蚀并解构着对方的建立基础，一些成员的双重身份最终会演化为身份分裂。而目前，两种进程的兼存一方面是由于体制没有成熟到对抗的程度，更深层的原因是隐藏在背后的限制地区内不稳定因素的共同需要和各方战略设计。

东亚地区主义和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两种进程都面临着自身发展的困境，坚持内部信任与合作的体系必然展现巨大的张力，消解另一体系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东亚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地区合作的必要性。面对自助残酷的国际社会，如果不坚持地区的凝聚力和全力合作，东西地区将会陷入“碎片化”［11］和相互敌对制衡的死结，湮没在国际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地区和平和繁荣无从谈起。

［1］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9.

［2］Alice D.Ba.China and ASEAN: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J］.Asian Survey，2003，43(4):635.

［3］East Asian Vision Group Report.Towards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Fegion of Peace，Prosperity and propress［R］.In ASEAN+3 Documents Series 1999 －2004，2001:33 －37.

［4］T.J.Pempel.East Asta:Emerging webs of Regional Connecteess.In Yan Xuetong，Zhou Fangying eds.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M］.Beijing:Pekin University Press，2004:235 －252.

［5］Richard L.Armitage，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Gu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R］.CSIS Repor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15.

［6］Andrew 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37.

［7］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为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572.

［8］Richard L.Armitage，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Gu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R］.CSIS Repor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 Studies，2007:14.

［9］菲外长.中国要控制南中国海将威胁东南亚国家和平［EB/OL］.［2011 －08 －06］.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outhchinasea/pages/southchanasea 10806.shtml

［10］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J］.国际观察，2009(3):6.

［11］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J］.当代亚太，2011(4):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