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波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个自然而然且合乎佛教自身特点的过程,事实并非如此。它的传播其实是在已经上升为本体论形态的儒家文化中心观的观照之下,被人为地有意识地改造与取舍的过程。从佛教的传入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对待他文化的策略。

一

理解如何可能?这是伽达默尔一直追问的难题。是以文本为中心进入整体与部分的循环,还是以作者为中心追溯作者的意图,抑或以读者为中心寻求合乎作者的理解?当然,理解作为阐释学的核心,并不能以偏重一极而忽略另一极为代价,而是多种复杂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多元阐释的可能。理解得以进行的条件,则是作为理解者的个人对被理解事物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必然要受到理解者视域的影响。海德格尔对此作了清楚的界定:“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他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着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