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

《打出幽灵塔》对女性救赎之路的探寻

陈娟

《打出幽灵塔》深刻表现了对女性救赎之路的探寻：第一，展示了女性在家这一私人空间里的自救努力；第二，表述了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里的自救之举；第三，通过“弑父”情结的具象化表达了对父权制的彻底反抗。

《打出幽灵塔》;女性;救赎;探寻

“五四”以来，女性解放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现代作家们的创作中多有涉及，女性的救赎之路也不乏仁人志士的探寻。《打出幽灵塔》是白薇的代表作。这部剧作在戏剧艺术上虽然算不上无与伦比，但我们不能无视里面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作者寄寓其中的关于女性救赎之路的思考。

一、对“家”的反抗与女性救赎

自人类进入男权社会始，“家”就作为“国”的微型形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父权运作的空间。“幽灵塔”是对这个权力空间形象而生动的命名，所以《打出幽灵塔》理所当然地通过女性对家的反抗这一方式来表现女性救赎。而这一壮举的实践者便是胡荣生的爱妾郑少梅，耐人寻味的是她的行为在不经意间与“五四”时期浩浩荡荡的“娜拉叙事”不谋而合。

一部《玩偶之家》催生了中国的无数多个“娜拉”，包括作家本人以及作品中的人物。相对于寥寥无几的男性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如胡适《终身大事》、鲁迅《伤逝》。女作家可谓是“娜拉叙事”中的中流砥柱。作家如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凌淑华、丁玲、萧红、白薇；作品如《隔绝》《海滨故人》《梦珂》《打出幽灵塔》等等。女作家当中，白薇就是一位最勇敢最决绝的“娜拉”，在少梅身上注入了她的勇敢和决绝并借助她表达了自己对旧家庭的反抗意志，所以这个形象显得无比鲜活。与众多“娜拉”一样，少梅出走的起点是一个玩偶般的地位，但她的出走又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娜拉”们从丈夫或父亲的家门走出后，大多承受不住来自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往往不是倒下了就是走进了另一个男性的家门，正如张爱玲所说，她们只是“‘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1］。而郑少梅的出走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始，也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终。文本中郑少梅是胡荣生的姨太太中最小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受宠的一个，她本来是个寄居在叔叔家里的农家女儿，在采桑时被胡荣生看上，贪食鸦片的叔叔便把她卖给了胡荣生。不堪忍受龌龊的幽灵塔底的生活，少梅决定与胡荣生离婚，从此告别这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成功完成这个出逃计划，她自觉地向同性阵营求助而不是寄希望于哪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少梅挣断了牵引玩偶的绳子，把目光投向了革命，打算到前线去当看护妇，这就是她不一样的出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给了她这个选择，也是作者本人对这一条救赎之路的认可。这是一条没有爱情护航也没有男性守护的救赎之路。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为少梅设计一个异性依靠对象，我想她是为了向我们表明：一个女人除了向爱情和家庭乞食还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天地。至于投奔革命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少梅逃离“幽灵塔”以后是不是能够养活自己，我们都大可不必操心，因为无论选择走哪条人生路，谁也不能为自己的人生买下万无一失的保险。打出“幽灵塔”之后至少可以去迎接干净的空气和自由的人生，从打出“幽灵塔”的那一刻起，少梅再也不是受人操纵和供人娱乐的玩偶了，她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攥在了手里。而在她背后支持她的同性阵营正是除了革命之外的，作者为女性安排的另一条救赎之路。

二、女性群体解放与女性救赎

单个女性通过特殊的努力逃离某一困境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只有当女性这个群体获得解放之后，女性的解放才能成为现实。《打出幽灵塔》在表现女性挣脱不幸时还表现了她们寻求集体解放的努力。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换，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定义，也表现了作者在女性救赎这一问题上超越前人的思考。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里，对女性的贞节要求相当严苛。一个女人的贞操只能属于她的丈夫，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便被男人夺去了贞操，那么这个女人是不幸的，更遑论珠胎暗结，最可悲的事莫过于孩子父亲的始乱终弃。而这正是《打出幽灵塔》中萧森的遭遇，造成这不幸的是胡荣生，也是那个残忍的社会。这不公的一切正如她所说：“横直男性中心的社会，女子任是怎样被污辱，社会不会恕她的。”［2］胡荣生给了她直接的伤害，中国社会也无法容忍一个不贞的女人行走于世，于是她选择了出国。

文本中她是以妇联主席的身份出场的，这样的角色安排可见作者的用心。作者要向我们表明一个社会不能饶恕的女人，更要坚强勇敢，依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从萧森出国到她以妇联主席的身份出场之间有一段时间上的空白，剧中并没有交代该人物在这个期间的生活状况。也许作者只是想把两个角色转换之间的空白作为叙事上的缓冲地带，重点在于向读者展示一条救赎的道路，一条不让女人好活的社会里女人可以活好的道路。萧森没有向传统礼教屈服选择以死明志，而是选择了更好地活下去，进入妇联并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女性同胞。妇联可以说是作者想要构建的女性群体阵营的实体化表现，萧森通过妇联主席这一身份完成了女性之间姐妹情谊的构建。她积极帮助少梅摆脱不幸的婚姻，为了调查情况亲自来到胡家，知道胡荣生就是当年的始乱终弃的胡灿时她也没有因此回避躲闪，而是毫不畏惧他的淫威，对他要重归于好的无赖嘴脸更是嗤之以鼻。此时，不论是作为援助者的萧森，还是作为受助者的少梅都不再把异性之爱作为生命的皈依，而是用紧紧团结在女性自救阵营的方式代替了对异性保护的惯性依赖，并为解救更多受苦的女性而奋斗。

从这个角度来看，萧森对月林的拯救便不再是用来歌颂母爱的伟大，而且文本中也很少用笔墨来描写母女俩的感情的深厚，母女相认的场景更像是一个缺少炽热的人伦天性的简单而必要的仪式。因为这个母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掩埋自己，然后一切为丈夫儿女计并且胸怀似大地的女人。她有母亲之实却不在母亲之位，因此她给予月林的力量不是来自家庭内部，而是家以外的反抗压迫的女性阵营的性别认同。由此也可以看出，比起“五四”时期其他女作家，如冰心对母亲的依赖和对母爱的歌颂，白薇笔下的母亲形象的塑造更能体现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同月林这个女儿一样，萧森这个母亲同样是受摧残受侮辱的女性，她们同在一个反抗父权的营垒。所以，无论是拯救少梅还是拯救月林，萧森都不再是以一个私人的身份，而是作为整个女性抗争营垒的代表实践着帮助更广大的女性群体逃离苦难的救赎之路。

三、“弑父”：对父权制的反抗与女性的自我救赎

在父权秩序建立以来，三纲五常、君臣之道一直压抑着被统治者，以至于使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丧失了个性与人格，麻木尾随着痛苦占领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群体中，女性又是更弱势的存在，不断被男权社会根据自身期待塑造成各种类型，使得她们的声音和形体在历史中都无迹可寻。因此，“弑父”是“五四”时期子一辈完成自我主体确认的必由之路，他们推翻传统伦理秩序，杀死“父亲”并在“权力之父”的坍塌中得到自我认同感，从而成长成拥有主体意识的“我”。《打出幽灵塔》中，白薇把“弑父情结”具象化为胡荣生的死亡，并且安排“女儿”月林来完成这一“弑父”行为。这个安排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女儿”在子一辈同盟中往往是处在依附地位，而白薇一反定式安排其成为“弑父”行动最至关重要的执行者，可见她对女性自救坚定的信心。温顺的女儿竟然能杀死“父亲”，在看似突兀的剧情转折的表象下作者其实早已埋下伏笔。

第一幕中，巧鸣替月林的申诉便是作者在剧本中埋下的“父亲的逆女”的伏笔。“逆女”情结缠绕了白薇的一生，从长大成人到嫁做人妇，及至后来与杨骚凄美的爱情，再到老年奔赴北大荒，她仿佛把一生的叛逆都注进了最后一幕里月林的那一声枪响。《打出幽灵塔》中的“父”之形象就是胡荣生，为了占有月林他不惜断送两条人命，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自己的儿子，污辱自己的女儿，这里的父亲已毫无人性可言，他只是被抽象成了一个父权制的代码，作为统治权的终极拥有者而压迫着家中的子辈和女性。正如文本中一个男仆所说，“幽灵塔”正是老爷胡荣生的象征。“幽灵塔”的他打着父亲的幌子做着性别奴役的暴君。他欺骗了萧森并企图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了霸占寡妇的土地，他强奸了寡妇并残忍地把她害死；已经有了七个姨太太的情况下却还要想占有养女月林，哪怕已经知道了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能够做出这一切，并不需要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只需凭借着他的性别身份——一个自然意义上不同于女人的生命存在。他的“父”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全家的经济权力的掌握上，还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生命的生杀予夺上。作为“子”的巧鸣为救月林被他一刀刺死，他的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一手握在胡荣生的手里。“女儿”月林的生命是胡荣生强制性的给予，并且他也一度想把它强制性地收回。

对于月林来说，胡荣生不单单是个父亲，还是一个掌握她命运和身体的男性［3］。在与胡荣生的父女关系中，月林经过了从私生女到养女再到乱伦之女的这样三个角色的转换。无论在哪一个角色里，她演的都是一出悲剧。作为一个私生女，她的生命带给她母亲不是希望，而是毁灭，强制性带她来到世间的父亲又亲手把她扔进河里，死里逃生的她被辗转卖到生父的家里。被收做养女只不过是胡家大太太为防止胡荣生把她纳为妾室而已，名为养女的她实际上过的是婢女的日子。大太太的离世使得胡荣生更加肆无忌惮欺辱她，而她是胡荣生的亲生女儿这一事实又无情地把她置于乱伦的境地。可以说她是幽灵塔下最没有地位也最受折磨的小鬼。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可怜的小鬼怎样才能打出幽灵塔？作者为她设计了三条道路：第一条路是子一辈同盟的帮助；第二条路是理想之父的拯救；第三条路是做个忤逆的女儿，通过“弑父”自救来完成新生。月林的子一辈同盟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胡荣生之子胡巧鸣，另一个是农协委员凌侠，但是在第一幕的结尾处子鸣被杀凌侠被捕，这意味着这条路的终结。月林的义父贵一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之父的形象，如果不是他救起了险些被溺死的女婴，月林的命早就没了。在月林被人贩子拐卖到胡家后，贵一便以仆人的身份潜伏在胡荣生身边以便暗中保护她，但是他最终赔上性命也没能拯救出月林。此时作者已排除了月林被他人拯救的可能性，只留下了自救这一条路给她走。最后一幕，月林终于在疯狂的复仇情绪中杀死“父”并因掩护母亲而生命垂危，而此时的死并未让她感到恐惧，从她最后的唱词中，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解脱和坦然。这段断断续续的台词也是她重生的宣言，受压迫的“我”死了，但一个叛逆的、找到性别归宿的自我和主体却新生了。她的自救意识是母亲唤醒的，她的“弑父”行为也是为救母而出现的，死前她躺在母亲的怀里找到了她的性别归宿，所以她的救赎之路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她个人，而是整个女性反抗营垒的胜利。最后她开枪杀掉的不仅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男性，还是压在她身上的父权，她结束掉的不是一个封建家主的性命，而是一座压迫女性的“幽灵塔”。

四、结语

白薇所探寻的救赎之路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贯穿三条道路的女性抗争精神。作者寓于文本中的救赎之路为女性提供了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反抗压迫和奴役的精神，她用她的人生和文本告诉我们女人也可以不屈服命运。如今谈论女性救赎的话题仿佛不合时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的妇女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关注。也许只有某一天女性不再与 “问题”、“救赎”这样的字眼放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两性平等。

[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白薇.打出幽灵塔[M].上海:春光书店,1936.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106.4

A

1673-1999（2012）01-0124-03

陈娟（1986-），女，重庆垫江人，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2010级硕士研究生。

2011-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