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达菲

简析《破窑记》和《秋胡戏妻》对女性贞节的宣扬

胡达菲

《破窑记》是王实甫除《西厢记》外存世不多的又一佳作，而《秋胡戏妻》则是石君宝根据历代史实改编而成的著名剧作。这两部剧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两位作者对于各自剧中女主人公贞节的着力强调与宣扬，深刻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状况。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剧本特殊的情节设置和典型的人物刻画两方面入手，探寻了两部剧作宣扬女性贞节的相同之处，并剖析了元杂剧作家极力宣扬女性贞节的社会历史原因。

《破窑记》；《秋胡戏妻》；女性；贞节

元杂剧中描写女性贞节的戏剧可谓层出不穷，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与创作者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从《破窑记》和《秋胡戏妻》这两个文本出发，细致地分析阅读，找寻作者刻画宣扬女性贞节的痕迹。并希望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挖掘出元杂剧作家热衷于宣扬女性贞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设置特殊情节宣扬女性贞节

《破窑记》讲述刘员外之女刘月娥搭彩楼抛绣球招婿，绣球击中了身居破窑的贫寒秀才吕蒙正。刘员外为了激励女婿上进让和尚饭后敲钟，受了屈辱的吕蒙正发奋上京应举，得官归来后，两次试探妻子是否贞节如一，刘月娥安贫守志，夫妻二人终得团圆。

而《秋胡戏妻》讲述的则是鲁秋胡与罗梅英新婚第二天即被勾去当军，罗梅英悉心照顾婆婆十年如一日，其间严辞拒绝了李大户的骗婚以及多年后归来并不认得的丈夫秋胡在桑园的调戏，得知真相后，欲索休书，在婆婆以死逼和及秋胡的多番补偿后，终于作罢，得享富贵荣华。

从简单的剧情描述中可以发现，两剧虽然故事各异，但其中两个重要情节的设置却惊人的相似，而这两个情节也都是对于女性贞节的考验，是为宣扬女性贞节所作的铺垫。

（一）设置男主人公漫长的离家时间考验女性贞节

《破窑记》中，吕蒙正状元及第，得官归来，已经过了十年光景。剧中，官媒婆就曾说道：“那厮不逢好死，将他那浑家刘月娥撇在破瓦窑中，去了十年光景，音信皆无。”［1］而这十年的漫长岁月，对于身居破窑，独自一人的刘月娥来说无疑是一个颇为艰难而巨大的考验。原本锦衣玉食的她，在这“范丹也索移，原宪也索躲，便有那颜回也难住”［1］的破瓦窑中，却能够“觑的胜兰堂绿窗朱户”［1］。十年光阴，刘月娥又年纪轻轻独守破窑，这期间，定然多有闲人滋扰调戏，虽然剧中并未正面描写，但从吕蒙正托官媒婆试探月娥一事，还是可以窥见一二。面对这样的情况，月娥却依旧严守贞节，她“恨只恨买臣妻，学不学卓氏女”［1］，无论丈夫富贵还是贫穷，她都会从一而终，虽然“破窑中熬了我数年，多受了些个苦，苦”［1］，但对于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前定，都是她“一生衣禄”［1］。

而这种通过延长夫妇分离时间，增加女性守节难度的做法，在《秋胡戏妻》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最早记载“秋胡戏妻”故事的西汉刘向所编的《列女传》中，秋胡离家五年；而到了晋代葛洪所编的《西京杂记》中，秋胡离家不过三年；而到了元代石君宝的杂剧《秋胡戏妻》中，秋胡外出十年始归。《至元婚礼》规定“若女年十五以上，无故五年不成”，“及夫逃亡五年不还，并听离，不还聘财”［2］。但元杂剧作家动不动就让男性离家十年，甚至二十年不相见，其对女性贞节考验的难度已经达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罗梅英在这十年中不仅要“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养蚕择茧”［3］，养活婆婆，还要时刻面对如李大户辈的垂涎滋扰，稍不注意就有失节之危，足见元杂剧作家对女性贞节要求的严苛。

（二）设置女主人公对种种外力破坏的坚决抵抗宣扬女性贞节

元杂剧中的女主人公经常面对对其婚姻的种种阻挠与破坏，这种外力的破坏大都指向了来自外界的力量或威逼或利诱迫使女子失节。在这些外部力量中除了一些不相干的闲汉外，甚至还有自己的父母或丈夫，而这时的女主人公却都一个个义正词严捍卫贞节，甚至常常显得不顾亲情，不明事理，但这也正是元杂剧作家所极力刻画的。

二、刻画典型人物宣扬女性贞节

刘月娥和罗梅英作为作者笔下女性贞节的模范，在剧中闯过了为考验其贞节所设下的重重关卡，合格地成为了作者所宣扬的对象。而对于这两个女性人物贞节的刻画，生动地体现在她们的所思、所言、所唱、所行之中。总的说来，作者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宣扬了她们的贞节：

（一）安贫乐道，夫唱妇随，始终如一

这从她们未婚之时便已开始，并且作者严格地规定了她们“壹与之齐，终身不改。”（《礼记·郊特牲》《礼记注疏》卷二六）《破窑记》中，刘月娥在抛绣球前就对绣球唱道：“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贫和富是我命福，好共歹在你斟量。”［1］及至绣球招到了贫寒之婿吕蒙正，父亲多番劝阻，怕她受不得饥寒，她仍坚称“您孩儿受得苦，好共歹我嫁他。”［1］就连闲杂人等也担心她住不了破窑，她却觉得“顺心处便是天堂。”［1］等到被刘员外赶出家门，以千金小姐之躯与吕蒙正同居破窑，她仍没有丝毫抱怨，“不恋鸳衾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1］，尽心尽力侍奉丈夫。即便父母带来锦衣玉食劝她回家，她也丝毫不为所动。更加感人的是，丈夫一去十年，她苦守破窑不觉苦，但在丈夫归来之时，她反倒担心丈夫受不得这“衾寒屋冷”。

《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亦是如此，从婚前她与媒婆的一番对话“至如他釜有蛛丝甑有尘，这的是我命运。想着那古来的将相出寒门，则俺这夫妻现受着齑盐困，就似他那蛟龙未得风雷信。你看他是白屋客，我道他是黄阁臣。”［3］便可看出，她能够“饥寒守自然”。秋胡一去十载，她“与人家担好水换恶水”［3］，尽心尽力侍奉婆婆，没有怨言，父母贪财骗婚，李大户夸耀自家富贵，秋胡以金饼相诱，都没能夺了她贫寒守节的志气。

（二）面对外力的调戏试探，严词拒绝，安守贞节

对于女主人公在这种情况下的描写，可以说是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力，也最为出彩，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这一刻纷纷高大起来，俨然成了礼教的化身。

《破窑记》中吕蒙正托官媒婆谎称自己已死，拿着金钗和衣服去给妻子说媒。面对媒婆的说项，刘月娥先是悲痛已死的丈夫，继而义正词严道“你如今知咱受苦，将咱小觑。怎肯道是连累街坊，带累亲邻，败坏风俗。冻杀我，甘心死去，则这个泼家私觑也那是不觑。”［1］紧接着，刘月娥误把刚刚进门的吕蒙正当成刚才媒婆口中的闲汉时，就更加毫不留情地骂道：“谁家个男子汉，来我窑中？可不道促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我向前挝了这厮脸。”［1］而这时的吕蒙正竟然还不满意，又进一步试探，谎称自己并未得官，月娥没有丝毫不满，对于她来说“但得个身安乐还家重完聚，问甚么官不官便待怎的！”［1］“有一个张良也曾弃印，有一个陶潜罢职，有一个范蠡归湖。”［1］她只是担心“又无那暖烘烘的被卧，都是些薄湿湿的衣服”［1］，无法让丈夫舒服的歇息，全然顾不得自己。这正是作者对妇女贞节的强烈期望。

相比之下，《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则要严厉泼辣得多，作者似乎没有让她歇上一口气，设置了一连串的困难来考验她的贞节，而罗梅英的种种表现也足可堪称历代节妇的楷模。面对李大户抢婚，她严词斥骂甚至大打出手，“把这厮劈头劈脸泼拳捶，向前来我可便挝挠了你这面皮”［3］，李大户竟还不依不饶，夸耀自己有钱有势，梅英轻蔑地道“其实我便觑不上也波哥，其实我便觑不上也波哥。”［3］还骂道：“闹市云阳吃剑贼，牛表牛筋是你亲戚，大户乡头是你相识。”［1］进而又像罗敷一般把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通，赶得李大户灰头土脸的溜走了。

而对于桑园中调戏自己的秋胡，梅英严厉斥骂道：“兀的是谁家一个匹夫，畅好是胆大心粗，眼脑儿涎涎邓邓，手脚儿扯扯也那捽捽。”［3］当秋胡硬拦着不让她走时，聪明的梅英“大叫波高呼”［3］，吓得秋胡慌忙制止，并拿出随身的金饼引诱梅英，梅英又巧施计策，假装顺从，实则以退为进，顺利脱身。谁知秋胡还是不依不饶，竟然恐吓梅英要打死她，梅英却铿锵有力的回击道：“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3］将秋胡骂了个灰头土脸，也捍卫了自己的贞节。

（三）宽谅丈夫恶行，求得夫妻团圆

《破窑记》中吕蒙正上京应举，十年不归，回家后的第一件事竟然不是与妻子相见，而是面见官媒婆，求证妻子是否贞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还不死心，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妻子是否真的“一片贞节之心”。这“最是显出男子的轻薄无行。它们已经从宋代为女性掬一把同情泪，转而变成对女性的百般挑剔。”［4］而面对这样的丈夫，刘月娥却没有丝毫嗔怪，而是坦然接受，她对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这般宽容，因为对于刘月娥来说夫妻团圆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秋胡戏妻》中秋胡的恶行堪比流氓，而罗梅英起先虽然还不依不饶地索要休书，但终于还是原谅了丈夫。表面上看来，是梅英以孝为先，因婆婆的以死逼和而妥协。仔细思考，梅英实无他选，而这时的秋胡也已完成了对她的所有补偿，同时，秋胡归来重新接起了赡养母亲的职责，梅英便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就顺着婆婆的台阶下了，“从今后卸下荆钗，改换梳妆，畅道百岁荣华，两人共享。 ”［3］

说到底，这实际上是封建社会对男女设定双重道德标准，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真实体现，男性的色欲不算什么大过失，如何都可以弥补，即便三妻四妾，世人也无甚非议，但女子的贞节却十分重要，必须从一而终。

三、宣扬女性贞节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两部戏剧仅仅是元杂剧中众多歌颂和宣扬女性贞节的代表，同类题材和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元杂剧作者醉心于描写这类作品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彻影响

宋元以降，程朱理学蓬勃发展，使得儒家礼教思想深深地植根在了人们的脑海之中。由此对“三纲五常”的恪守，对女子“三从四德”与贞节的强调便有了其深刻的社会土壤。

（二）元蒙统治者对妇女的掠夺

《新元史》卷一四五载：西京总管兼大同尹曾因为“诏采民女实掖庭”上言“山西距京师远，又无大家，民女率寒陋，无可充掖庭之选，徒令嫁娶失时，非朝廷之盛举”，“同列不敢署名，椿龄独奏之，事竟报罢”。《新元史》卷一八四载：元代至元二十年前每岁都选取室女，后由于崔彧上书才停止。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妇女关在家中，灌输给其贞节思想。

（三）元代文人科举无望，转而治家

元代对科举的废止，使得大量文人科举仕进无望，渴望一展宏图治国安邦的抱负无法施展，便只得转而治家，而女性作为千百年来父权制社会中最底层的人物，自然成为文人们最先最渴望教导的对象，而“家庭是中国古代女性价值得以体现的唯一场所。”［5］这种情况下，元杂剧作家宣扬女性贞节便不仅仅是其自身理想的寄托，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一片贞心”的刘月娥和“贞心一片似冰清”的罗梅英之所以鲜活生动，应该说正是基于她们所承载和反映的这种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鲁大夫秋胡戏妻》这两部剧作之所以如此优秀并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应该说与它们对于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以及它们所折射的元代社会生活图景是分不开的。

[1]王实甫.风雪破窑记[M]//王季思.全元戏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王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52.

[3]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M]//王季思.全元戏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67.

[5]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7：94.

I207.419

A

1673-1999（2012）01-0112-03

胡达菲（1987-），女，山西盂县人，漳州师范学院（福建漳州200234）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201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