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荣

“三曹”诗文中的政治意识

张俊荣

联系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曹操、曹丕、曹植在他们的诗歌和文章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图。关键词：建安文学；曹操；曹丕；曹植；政治意识

东汉末年，皇权旁落，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坛却人才辈出，大放异彩，正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愿，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在建安文学“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当中，曹操、曹丕、曹植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处于领导地位。“三曹”诗文中的政治意识颇为明显，他们的诸多作品有着特殊的写作动机和政治效用。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出身于宦官家庭，“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二十岁举孝廉，因“能明古学”，被汉文帝任为议郎。黄巾起义时，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军。献帝初，军阀董卓专权，欲废帝自立，他又加入讨伐董卓的联军。后来打败黄巾，收编农民起义军三十多万，壮大自己实力，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到了建安元年（公元196），他迎献帝都许（今河南省许昌东），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了吕布、袁绍、袁术等敌手，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由一个既缺乏社会政治资本凭借，又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小军阀，最后逐渐剿灭群雄，究其根本在于政治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他的诸多政治意识在诗文中都有显露。曹操在《薤露行》中用历史纪实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从灵帝死后到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这一特定历史事变。他怀着激愤的心情，讽刺了何进智虑短浅、优柔寡断，揭露了董卓自专废立荡覆汉室等重大历史罪行，把自己的感情和尊汉排董的政治立场贯注于质朴而平实的记述中。建安二年 （公元197）秋九月东征袁术时，曹操最初的希望是讨卓联军能够像昔日周武王伐纣时与各路诸侯会盟孟津那样同心协力，共讨董卓兴复汉室，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短歌行》写于曹操的中年时期，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最为关心的是天下，为自己建立一番功业；其次他关心士人和朋友，因为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需要依靠许多人的聪明才智，所以他不拘一格地去任用人才；最后关心的是君王，他已经不像前期那样忠心耿耿，而是将“天子”看作自己统一天下的工具。经历过多次战争，曹操发现以前要为汉朝守江山，要报效君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自己要做周公，励精图治，任用贤才，统一天下。《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散文的代表作，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出身经历、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此时曹操大权独揽，位极人臣，不可一世，因此引起了非议。有些人认为曹操有篡夺汉室政权的“不逊之志”，甚至要他让出兵权。面对这种外敌未平、内部不稳的情势，曹操写了这篇令文，如实的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功绩，表明自己确实没有篡权的野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志得意满中，不无自尊自负之意。“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他以齐桓公、晋文公自比，说明他也会效法前贤侍奉汉室政权，同样会“以大事小”。曹操出于自身及子孙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断然拒绝让出兵权，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这是一位成熟而老练的政治家老谋深算的明智之处。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国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半点犹豫和含糊。文章末尾，“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表示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不朽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于心不安，因而作出让县的政治姿态，以便消除些许舆论压力。这充分显示了曹操的练达和灵活的政治手腕。让县一文，曹操给人一种谦恭礼让、充分考虑舆论影响的印象，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曹操死，继为丞相及魏王，不久篡汉自立为皇帝，年号黄初，在位7年多。曹丕很有文才，博通群书，爱好文学，努力于著述。他在给王朗的书信里说：“人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有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编籍。”在曹操诸子中，长子曹昂早死，余者或平庸或年幼，次子曹丕和四子曹植成为曹操的主要继承人选。在用人方面，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因此并不专意于立嫡立长的“陈规”。曹丕、曹植兄弟二人因此各自树立朋党。文学也成为丕植争嗣的一件利器，因此兄弟二人的诗文也饱含政治意识。

汉代时期文学地位很低，是宫廷娱乐的附庸。到了曹丕，才把文学事业的社会价值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他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确肯定文学有利于经帮治国，具有独立的社会效益。曹丕的代表性著作《典论·论文》的真正动机并不止于此，其背后隐藏着某些政治目的。曹丕当时处于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周围，而这些文人投奔曹操的原因是自以为遇到了明主。但建安七子的不满和烦躁，使曹丕感到他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在曹丕立为太子前后，内有曹植的夺嫡之争，外有吴蜀两国带来的军事压力及社会上的舆论和诽谤，若不消除建安七子的不良因素，势必影响社会安定。重新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才是曹丕撰写《典论·论文》的真正动机。《与吴质书》是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写给朋友吴质的。此文从怀旧出发，一往情深的怀念对方，追忆亡友，这看似平淡的行云流水的文字，其实与当时的争嗣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曹丕以此评论向后人显示其对待文士公正客观的态度。曹丕作为继承大统的重要人选，以此态度对待作品作者，时下文士自然有知遇之感，让文士亦能明白文章也有所成。由此推论，曹丕为人处事上也能宽厚待人。曹丕写有《与吴质书》《与朝歌令吴质书》等，曹植也有《与吴季重书》，可见吴质在丕植兄弟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曹丕信中抒发了与吴质交往的情感：“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字里行间，充满怀旧的真情实感。曹植的书信则是希望吴质“为我张目”，赤裸裸地表明其政治意图。最终曹丕将吴质拉向了自己的阵地。吴质的倒向标志着曹丕成为文人的人心所向，这是曹丕以文为政的胜利。

曹植（192-232）字子键，曹操的第四子。曹植的一生，可以其兄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是个贵公子，自称“生乎乱，长乎军”。从小随父征战四方，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曹植“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很受曹操器重，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一心想“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立金石之功”。后期曹植因受曹丕、曹睿父子的猜忌和迫害，思想抑郁不安，生活困窘。“十一年中三徙都”，“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脊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他名为王侯，实同匹夫。

曹植才高志大，但命运多舛。他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但遭遇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矛盾冲突。这在其诗文中也有表现。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段话说明当时的曹植追求的是政治上的事业，规划着继承王位之后在政治上要有一番作为。他的《赠丁仪》写于曹丕继王位后不久，其中他安慰丁仪不要因为没有得到封赏而不安，同时以委婉的语气发泄了心中的怨愤不平。“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最后愿以忠贞不渝的友情使朋友得到感情上的安慰：“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曹丕继位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极力排除异己，对曹植及其亲近的人进行了种种迫害。丁仪兄弟被杀，曹植爱莫能助，极其悲愤，作诗《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当时作者“成为圈牢之养物”，所以只能用比喻手法表达自己政治上失利，友情上的悲愤之情。曹植的《七步诗》是家喻户晓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反映的就是骨肉相残的痛苦之情。萁豆相煎的斗争是残酷的，但政治上的风波自古就是血雨腥风，曹氏兄弟也不能幸免。曹丕死后，曹睿继位。曹植的待遇虽略有改善，但仍不得信任。《求自试表》就是请求皇帝试用自己，却不能如愿。他借上表求试的机会，一吐胸中不平之气。“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不难看出那字里行间隐有一股臣志大而主不用的怨气，但文笔婉转含蓄，“必乘危蹑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显露出曹植迫切冀望效命立功，不甘虚伪白首的愤慨情绪。文章从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出发，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自古诗文或被视为雕虫末技，但是却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思想意图相关。在狼烟四起的代权时期，“三曹”处于时代风潮的浪尖，且兼占建安文学的龙头，他们的诗文与时代的战火和政治斗争密不可分。我们在欣赏“三曹”优美文字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在政治风云变化中的轨迹。

[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李景华.三曹诗文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

[3]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萧华荣.魏晋南北朝诗话[M].齐鲁书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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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3-0117-02

张俊荣，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