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丹

浅谈方孝孺的政治思想

林 丹

方孝孺传承宋代儒学，以“内圣外王”为毕生修身之道，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他主张以民为本、养民富民，强调以仁义为基础，辅以法治，希望将儒家思想赋诸政治实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改革措施。

方孝孺；政治思想；儒家；仁义；法治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明代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自幼精敏绝伦，饱读诗书，十五岁就能做文章。二十岁游京师，师从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宋濂门生众多，先辈胡翰、苏伯横在方孝孺面前也自叹弗如。洪武十五年、二十五年两次被举荐，均未得重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授予汉中府学教授，此时方孝儒已近不惑之年。洪武二十七年，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建文帝），方孝儒奉召进京，为翰林侍讲。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方孝儒皆为总裁。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以“清君侧”为旗号挥师南下。建文四年（1402），燕军兵临京城（南京），方孝儒坚守以待援兵，然无济于事。朱棣即位，想要方孝儒起草诏书，以收服天下人心。方孝儒以周公之说责问朱棣，誓死不写。朱棣命磔杀其于聚宝门外，连坐十族，共847人。

方孝孺以孔孟颜闵作为道德模范，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最终目的是“内圣外王”，即以圣人至德的标准进行内修，然后施之于外，服务于王者之政。儒家修身的最高标准是“成圣”，最高目的是治国。方孝儒写道：“某妄不自量，窃有志于圣贤之道。上之欲推所得于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于后世。”他认为“君子之学积诸身，行于家，推之国而及于天下”（《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九首·务学》）。

仇兆鳌在为《明儒学案》写的序言中说：“孔孟之学，至宋儒大显。明初得宋儒之传者，南有方正学先生首倡浙东，北有薛敬轩先生奋起山右，一则接踵金华，一则嗣响月川，其学皆原本程朱者也。”方孝孺以孔孟之道为其一生之学，希望实践于社会，为王者服务。

方孝孺18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正统论》。在方孝孺的儒家思想日趋稳定和成熟的时候，明初一系列的政治变化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朱元璋废丞相制度、设立特务机构以及大兴文字狱。文字狱使孝孺的父亲和师友受害。他对洪武朝的统治进行了批判，为其思想体系中的仁德而治、君职养民等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建文帝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恢复三代之治是他要实现的政治思想，因此对方孝孺加以重用。

方孝孺之学属于金华之学，师承宋濂，其根本都在经学。在六经中，《周礼》偏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方孝孺试图从《周礼》中推演出儒家的政统。他在《周礼辨疑》篇中说：“《周礼》者，周史所记，周之治事书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遗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逊志斋集》卷四《周礼辨疑四首》）他的政治思想大都以《周礼》为模板，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一、推己及人，以民为本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儒家认为实行“仁”的方法在于推己及人，方孝孺认为这也是君主实践自己职权的关键所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他根据孟子“名贵君轻”的思想，要求君主行民之所愿，除民之所恶，“治天下者固不可劳天下之民以自奉”（《逊志斋集》卷三《民政》）。方孝孺以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井田制，实现均田

方孝孺把推行井田制作为推行仁政的内容之一。但他所讲的井田制，并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他没有明确提出要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行井田只是他口头上的一种宣传。西周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土地国有制，决定了土地不能买卖，不能随意转让。土地的占有者，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方孝孺提出行井田，旨在使土地不能买卖，不能随意转让。这是方孝孺欲行井田的核心。方孝孺行井田的出发点是企图以此来抑制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缓解由土地兼并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动荡。他把井田制作为行仁政的内容之一。他说：“孰非民乎？孰富孰贫乎？孰衣问绣，孰如悬鹑乎？屈为佣隶，天宁不仁乎？仁莫如井田。”（《逊志斋集》卷六《杂问》）但是，因为当时靖难兵起，朝廷形势恶化，在建文帝的新政中，方孝孺行井田的主张未能真正付诸实施。

（二）轻谣薄赋，养民富民

他《逊志斋集·君职》篇中说：“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建文帝也清楚地意识到立国养民的道理，1398年下令次年全国免除天下荒田租税，建文元年二月赐老年人米肉棉絮，救济灾民贫民。并下诏调整劳役，“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单丁者，放为民”。建文二年（1400）二月，下诏均浙江田赋：“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明史》卷四《恭闵帝纪》）使君主意识到养民才可以富国、强国，保障人民生活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基本前提。他认为，“惟用天之所产以养民而已”（《逊志斋集》卷五《甄琛》）。

二、仁义为基础，辅以法治

方孝孺强调以仁义礼治为主，以法为辅。政治统治要保持持久和稳定，最主要的就是要依靠良好的法治。“立法者，非知仁义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古之圣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于法。使吾之法性，而仁义亦阴行其中。”（《逊志斋集》卷二《深虑论六》）方孝孺的儒家思想是寓于政治思想中，并希望付诸实践。要实现法治才能执行所谓的道统，其中关键是君主。君主应该由道德和智慧方面修成正果的圣人来担任，道统和政统在“圣人”身上的最佳结合就是“王道”。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王者。先秦儒家设计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全面阐发内圣外王思想的是《大学》“三纲八目”说。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四书章句集注》）在方孝孺看来，儒家圣贤的人格不是封闭的自我，内在的德性应当通过外在行为来彰显。这也是方孝孺一生为之实践的“恒以明道”，这是道统所在的意义。

方孝孺注意到明初朱元璋的严厉酷刑，尤其父兄、老师宋濂受到牵连，他认要有适当的法治，但不可过度。因此要以仁义为基础，辅以法治，才不至于“天下怨苦而叛之”（《逊志斋集》卷三《深虑论三》）。

三、以《周礼》为模式，改定职官

以仁义治国，建立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方孝孺主张用法律制度来保障仁义治国，他热衷于古制，认为《周官》所载“遗典大法，所以经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备”，坚信“君以身任之而不夺于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于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继乎其后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几也”。建文帝受到方孝孺的影响，也对这一蓝图抱有幻想，支持方孝孺按照《周官》记载，对官制进行改革。于是，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通政使改为通政卿；大理寺改为大理司，大理寺卿为大理卿；改户部为民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在更定官制的时候，建文帝和方孝孺又大力精简机构，省并州县，革除冗员。撤并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虽说有些官制的改定并没有实际意义，但也体现出建文帝和方孝孺的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

方孝孺一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以振作纲纪为己责，以继续往绪开来学为己事，以辅君德起民瘼为己业。刘宗周称孝孺为“程朱复出”，宋濂称其为“孤凤凰”。方孝孺的出仕是为了“行道”，他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仁治礼义”的基本要素，以“仁”为价值基础，以政治教化为政治社会化途径。沈刚伯在《方孝孺的政治学说》中评价道：“春秋以至元末，两千年见的学人都曾零星地谈到政治原理同政法制度，至若比较有系统的政治理论，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组织，自政体大法以至教育经济，合成一整套办法的，实应以方孝孺为第一人。”黄宗羲把方孝孺列在《明儒学案》“师说”之首，除了推崇方孝孺的人品学问，恐怕主要也是由于有感于方氏所代表的儒家社会政治理想。

[1]方孝孺.逊志斋集[M].徐光大，校点.宁波出版社，2000.

[2]黄宗羲.眀儒学案：卷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张廷玉.方孝孺传[M]//明史：卷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

[4]连晓鸣，徐立新.读书种子：方孝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6]王春楠，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吴林.大家精要：方孝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8]羽离子.潸然泪下读青史：短议《宋濂 方孝孺评传》[J].文史杂志，2001（5）.

[9]管敏义.浙东学术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B222

A

1673-1999（2012）03-0030-02

林丹（1986-），女，浙江临海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2）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