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陕西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自《义务教育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择校”问题就被认为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良性发展的一大“痼疾”。择校热以及巨额的择校费问题，更是成为公众近年来反映最为强烈的教育问题之一。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近几年每年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进行调查。从2010年的统计结果看，关于中小学择校热的状况，有超过八成的公众认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1］。 这充分说明了“择校”问题在我国令行不止，愈演愈烈的现实。作为基础教育研究者，如何正确认识“择校”，厘清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现象，并由此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规划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择校问题的基本情况加以梳理。

一、原因比较

“择校”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在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教育凭证［2］”理论的不断认识与批判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择校”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由于其倡导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教育领域的根本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础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时间“择校”似乎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然而，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国内外“择校”现象的原因又不尽相同。

（一）社会和文化原因

国外“择校”现象盛行的原因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市场价值取向”影响的背景下，政府和公众对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及教学效能不满的结果。2002年美国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在全美9万所公立学校中，有9%以上的公立学校不符合政府对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这些公立学校主要分布在穷人区。当年1月，为提高公办学校质量，布什总统签署了《中小学教育法案》。该法案明确提出居住在穷人区的学生有权选择到当地更好的学校就读；自此，学生有了选择优质学校，以及对符合自我潜质与发展定位学校的选择权。个性化的需求是原有的单一办学方式难以满足的。因此，各国出现了多种方式的择校形式，以满足多样性的教育需求。

在我国，“择校热”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家长、学校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三方价值博弈过程的体现。首先，作为提供教育资源的学校一方，在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收取择校费的方式筹措资金补充办学经费；其次，作为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方对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与社会的实际供给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最后，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办学机制和体制上推行的 “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发展”等教育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择校热”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政策原因

国外的择校政策可以根据政策程度的不同，分为严格禁止择校、鼓励自由择校和限定条件择校三类。首先，严格禁止择校政策。希腊、以色列是实行禁止择校的代表。以色列非常重视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的平等化，政府通过严格的学区划分制度将社会地位较高的和较低的两类学生分配到同样学区，以确保不同阶层的公民平等分享教育资源。其次是鼓励自由择校政策。瑞典是当今世界最早推行自由择校的国家。1992年，瑞典政府放开对公立教育领域的限制，允许瑞典公民兴办自由学校，以达到减轻财政压力和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目的。尽管世界教育私人化和赢利化风潮盛行，瑞典政府仍坚持每年扶持和创办一定数量的“自由学校”。1992年到2010年间，瑞典义务教育阶段的自由学校数量从占学校总数的1%增加到15%［3］。最后是给予一定限制的择校政策。以德国为例，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把学校选择作为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由于小学阶段，德国校际间不存在明显的资源差异，因此德国小学实行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然而，学生在上了中学后，家长便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潜力，挑选适合孩子发展需要的学校。

我国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止择校政策。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更是先后出台了多部政策法规加大了综合治理力度。1995年4月，原国家教委在颁发的《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基础教育阶段“不准招收择校生”。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这些政策从制定的目标看，都是以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宗旨。但是，由于缺少可操作、可监控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使得我国的“择校热”在历经二十五年的综合治理后依然高烧难退。

二、效果比较

（一）国外择校的效果

根据对国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得知“择校”问题总的来说，对基础教育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择校已经成为学校改革体制的重要契机。择校政策不仅给予了学生和家长更多的教育自由，而且对公立学校的教育观念、结构制度、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善确有裨益。例如美国的特许学校制度以其“家庭式氛围”颇受教师和学生的称赞。特许学校对待暴力、酗酒和毒品的严厉态度也使这些情况的发生大大减少，特许学校使学生感到更有安全感，更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其次，择校成为社会各阶层间实现流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择校，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可以公平地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和收益，尤其是提高了中低收入家庭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改变其原有的社会地位。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多年来一直深受非洲裔及拉丁裔选民的热烈追捧正是这一原因。

（二）国内择校的效果

在我国，学界对于择校问题的态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从实际的发展现状来看，择校行为仍是弊大于利。首先，“择校”加剧了学校和学生等级分化的潜在危险。在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择校”在抬高了名校门槛的同时却使得普通学校的办学水平越来越低。由此引发的“马太效应［4］”也比比皆是。其次，择校行为的合理性至今没有获得法理上的理论支撑。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择校问题是在1993年国家开始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后产生的一类非预期效应［5］，是与国家教育政策相背离的一类教育事实。对于“择校”问题国内至今仍没有人从法理角度为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与规律性提供多数公众支持的理论支撑。因此，这一看似相同的社会现象，在国内外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

三、启示

综上所述，国内外择校问题既有共性又存在一定差异。要解决好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除了政府要有明确的政策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进做法和发展思路，提出可操作、可监控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三点启示。

（一）加强对农村薄弱学校的改善

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做法。首先，由于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平等教育制度，各学校在教学设备等硬件条件方面完全按照国家标准进行配置。其次，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流动制度。即各校定期要进行师资轮换，以保证学校之间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的相对均衡。由此可见，日本没有“择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校际均衡。因此，结合我国当前农村薄弱地区的教育现状，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在一定范围试点“教师、校长流动制”等做法不失为发展农村薄弱学校的有益尝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二）加快公办学校改革

英国的“自由学校”和美国的“教育券”政策是国外公办学校改革的两种较有影响的做法。作为公立学校的一种，英国的“自由学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如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享有较大的预算控制权，在招募员工、设定教师工资、设立教学大纲等方面有接近完全的自由，甚至有权改变学校的学期长短和教学日程［6］。与此同时，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多年的“教育券”政策也被认为是公办学校教育改革的成功案例。所谓“教育券［7］”就是指政府要资助教育但不一定直接提供教育服务，可以将投入的教育经费以 “教育券”的方式直接发给家长，帮助家长实现跨地区、跨学校选择教育。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公办学校改革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减少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以上两项改革政策的共性之处就在于两者都是以推动公办学校参与市场竞争，并自觉提高学校办学水平为根本宗旨。

（三）扶持民办教育发展

义务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民办学校的建立在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缓解教育矛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韩国为例，近10年来，韩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左右，位列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首。如此高的教育投入主要得益于韩国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为了加快义务教育的普及，韩国政府近年来逐步放开了各类学校自我发展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控制。同时，由于政府增加了补贴及民间各类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积极参与，使得韩国的教育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尽管这些经验和做法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实际，但是韩国从降低申请办学的准入门槛到增加民间和私人投资范围的举措还是会给予我国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一些新的启示。

［1］杨东平.2010年度中国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R］.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1，2.

［2］季苹.米尔顿·弗里德曼“教育凭证”思想及其影响［J］.北京：教育研究，2002.4.

［3］吴方桐.私立学校：瑞典模式——连锁学校在瑞典［J］.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8.6.

［4］宇秀琴.基础教育中“马太效应”的成因与突破［J］.北京：教学与管理，2008，9.

［5］朱家存.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胡乐乐.英国政府出钱，家长申请办学［N］.北京：中国教育报，2011，10.

［7］夏焰，沈有禄.美国教育券的形式、内容、特点、经验及其启示［J］.北京：教育与职业2011，12.